陈蔚 梁蕤

民族聚居区“圣–俗”文化景观的形成主要基于各民族长时段重叠累积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而形成的观念塑造与空间生产。由于宗教生活构成了民族地区社会与个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圣–俗”景观与空间往往是这些地区文化景观最具文化价值的部分。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更是将人类城市的起源与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城墙最初的用途很可能是宗教性质的，为了标明圣界的范围，或是为了辟邪，而不是防御敌人。……人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无非是为着赞颂和侍奉他的神明，这就是城市存在的终极原因”[1]。除了物质空间界定，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考夫卡认为：同样的景观和空间，在信徒眼里是神圣的宗教场域，在普通人眼里则不具备神圣性质，信徒是在“自我—行为—环境—地理”交互作用下形成神圣的心理“场”[2]4。由此说明，“圣–俗”文化景观不仅具备物质形态属性，还具备精神属性，应根据它在信徒心中的象征意义和宗教仪式中的表现而加以描述，它是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外化部分。无论是物质空间的发展还是宗教心理的辐射，各个民族往往是通过“圣–俗”空间领域与边界的划定来昭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对这些空间与边界的认同在族群内部则表现为对“集体身份的认同”。通过“领域与分界”对自然的扰动，最终实现文化与风景融合一体。

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即为西南地区民族迁徙与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