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瑜

三山五园的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指畅春园、静明园、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其中，香山、玉泉山，在辽金时已名扬天下，迨乾隆十五年，改瓮山为万寿山后，才形成“三山”的称谓，如乾隆帝就有“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州”之句。

五园称谓的出现，首先是畅春园。畅春园位于今北大西门西南，是在原明武清侯清华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驻跸畅春园后，写下了《畅春园记》。三十一年，康熙帝改顺治帝玉泉山澄心园为“静明园”。到康熙晚年，他赐皇四子胤禛花园名曰“圆明”，即后来的圆明园。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将扩建后的香山行宫命名“静宜园”。十六年又奉旨：“以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设总理园务大臣，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至此，上述“三山”和與之重合的“三园”，便作为内务府管理下的官称，频现于官书与官员之口，而且二者是既可单独使用，亦可重叠使用。如称玉泉山或玉泉山静明园、清漪园或万寿山清漪园、静宜园或香山静宜园。

但清代时，“三山五园”作为一个整体名称，则出现甚晚。最早是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之后，伺候皇子读书的侍读学士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记有：“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至于为什么“园”在“山”前，是因为清帝园居理政的中心在园（畅春园、圆明园）而非在山（三山）。清亡以后，民间则用顺口的“三山五园”来指代早已名不副实的京西皇家园林。

如今，人们一说到圆明园、颐和园（原万寿山清漪园），都认为那是过去帝后享乐和腐败的地方。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清帝与历史上的“汉家”皇帝，在治国方面有一最大的不同，就是清帝是“园居理政”，而汉唐宋明皇帝都是“宫居理政”。如康熙皇帝，除了去避暑山庄以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畅春园内，往往从正月初二就驻跸畅春园，直到腊月才回宫。据史料记载，他一年最多在园子里呆了202天，一生中有24次生日都是在畅春园度过的，最终病逝于畅春园清溪书屋。雍正皇帝每年平均在圆明园里210天，最长一年他在圆明园里呆了246天。乾隆帝一生的活动范围最大，但他每年住在圆明园的时间，仍平均在130天左右。所以，雍正帝曾声称：“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也，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嘉庆帝更是明言：朕驻跸圆明园，即与（紫）禁城无异。

那清代紫禁城与三山五园二者间的政治功能，有什么区别呢？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得知，自康熙建成畅春园至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掠三山五园，在这170余年里，京师紫禁城主要是清廷举行“大祀”“大朝”“大典”和“大宴”的地方，而平时常朝理政则主要是在以圆明园（康熙时为畅春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如雍正帝批谕云南巡抚鄂尔泰，坚决支持他推进改土归流，并最终实现西南六省地区的设官建制，便是在圆明园；七年春，雍正帝在圆明园创建军机处，并直接指挥平定西北准噶尔的战事；乾隆皇帝在园，不仅继续完成统一西北的大业，完善驻藏大臣制度，接待蒙藏宗教领袖六世班禅，而且力排众议，明谕迎接和安置自俄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乾隆帝所炫耀的“十全武功”，其中的战役指挥，大部分也是在三山五园完成的；到晚清时，道光帝允准中英《南京条约》；咸丰帝批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等，也都是在圆明园。所以三山五园在清代，实际上就是一座“园林紫禁城”。

有人说，清代的圆明园是与紫禁城比肩的政治中心，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珍宝馆。也有人说，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是天下的万园之园。这些赞誉无论怎样拔高都不为过。但从历史上看，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更是一部浓缩的大清史，她既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形成的指挥中枢，也是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既是末代王朝兴盛衰亡的启示录，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警示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