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可 丁梦月

2020年10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世界城市日”致辞中指出：“全球已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50年将升至68%。”[1]人口增长给土地利用带来巨大压力，世界城市高密度态势愈加明显[2]38。在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土地利用往往优先满足生产、生活用途，而涉及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利用方式相对被忽视。虽然就城市整体而言，人均绿地水平能够高于国家标准，但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人口密度越大，则绿地服务半径越小，当前的城市绿地远不能满足居民对邻近居住地的绿地空间的需求[3-4]，绿地空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2]43,[5]587,[6]235,[7]18。为了平衡用地矛盾并精准满足居民诉求，社区绿地空间作为一种集约、高效、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生态学、地理学等领域，风景园林学对社区绿地的关注明显不足。鉴于此，本研究以城市社区绿地空间为主题对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分析，力图全面概括当前国内外研究进展，以期为中国城市社区绿地空间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从含义而言，中国社区建设与国际社会的“社区发展”“社区营造”等概念较为相似[8]6，所以本研究分别采用“社区”和“community”进行中英文文献检索。同样地，green space被译为“绿地”“绿地空间”或“绿色空间”。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在概念理解上存在差异，但其基本内涵已得到认可[7]19。

为使所检索的文献尽可能全面，中文文献的检索方式为主题“社区+绿地”“社区+绿地空间”“社区+绿色”“社区+绿色空间”。英文文献的检索方式为“TS=community AND TS=green space”。其中，英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检索平台，时间范围为全库（1979—2020年），语种为英语，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Article），检索结果为1 717篇。筛除海洋学、微生物学等非相关学科论文，得到有效文献1 190篇。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检索结果为756篇。筛除刊首语、报道、重名公司推广等干扰文献，共得到有效中文文献618篇。时间范围设置与英文文献保持一致。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10月。文献计量工具使用CiteSpace，数据统计使用Excel。

2 国内外研究概况

国内外对于社区绿地空间的研究均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这与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展社区营造的时间一致[7]24,[9]717。英文文献检索结果最早为1995年，中文文献最早为1997年。

英文文献中关于社区绿地空间的论文数量自2014年起迅猛增长（图1）。在2014年之前，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绿地空间”（green space）、“社区”（community）、“城市”（city）、“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健康”（health）、“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等，主要关注社区绿地空间的生态和健康服务功能，空间类型多样化发展；2014年后，“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环境正义”（environment justice）、“可达性”（accessibility）、“韧性”（resilience）等成为高频关键词（图2），社区绿地空间的服务功能得到延展，并渗透到因社会资源分布不均而出现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层面，成为城市治理和城市更新的破题关键。

1 中英文文献年发文量对比图①Comparison of the annual volum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search literature identified①

2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Cluster timeline view of English research literature keywords

相比之下，中文文献研究起步稍晚，相关论文数量呈波动上升的态势（图1）。国内社区绿地空间的研究起点是在房地产进入市场运作模式的背景下以居住区为中心的绿地空间规划设计，主要目标是以美观整洁的环境提升小区商业价值[10]14,[11]。以2001年申奥成功为契机，北京率先提倡社区公园建设[12]，“社区公园”是此后一段时间的高频关键词。在2016年《上海市15分钟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和2018年新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提出“社区生活圈”后，社区绿地空间相关研究明显增多。整体来说，社区绿地空间多在城市绿地系统框架下被探讨，涉及公园绿地、附属绿地等类型，空间范围尚不明确，缺少明晰的研究方向（图3）。国家、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不同时期发起的城市建设运动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

3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Cluster timeline view of Chinese research literature keywords

从英文文献的发文时间看，美国、英国、中国等是较早开展社区绿地空间研究的国家；从发文数量上看，美国发文量最多，其次是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并且中国与美国、英国的研究方向较为一致。这些论文来自不同学科，发表在以生态、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环境、健康等为主题的刊物上，在检索到的72种出版来源中，发文数量前5位的期刊为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Planning、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Sustainabi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Urban Ecosystems，共占比33.4%。这反映了社区绿地与可持续发展及公共健康的紧密联系，并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特征。

综合来看，既往中英文研究具有3个特点：1）从研究的学科来看，对城市社区绿地空间的探讨呈现多学科特征，大大提升了社区绿地空间体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表1）；2）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居住区及其周边，随着城市紧凑发展、密度增大，其他可利用空间不断被挖掘，社区绿地空间的内涵持续外延；3）从研究的进展来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定量研究的精准化和评价体系的优化。在功能方面，生态、防灾减灾和休闲游憩一直是核心服务功能；近年来，绿地空间的健康服务功能成为研究热点。在空间布局与治理方面，人口和经济集聚导致城市绿地分布不均，引发了对环境正义、城市绿色公平的广泛讨论。

表1 主要学科及相关研究方向Tab. 1 Main disciplines and related research directions

3 研究进展

基于中英文文献的计量分析以及研究主题的归纳总结，将国内外城市社区绿地空间研究分为概念内涵与空间类型、服务功能、供需匹配与测度、绿色公平与社区治理四大重点领域。

3.1 概念内涵与空间类型

社区绿地空间是一个内涵相对确定但不断拓展的概念。从政治管理学角度来看，社区绿地空间具有公共属性；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社区绿地空间是一种公共产品；从生态学、公共卫生学、城乡规划学及风景园林学等角度来看，社区绿地空间是提供生态、健康、防灾避险、休闲游憩等服务的绿色基础设施[13]；在生活圈理念下，社区绿地规划的内涵较传统物质空间规划的定义更加重视居民的需求、体验和可达能力，成为融合基于日常需求的行为空间规划、基于供给需求的服务设施规划、基于身心健康的社会关系规划的综合性规划。

随着多学科探讨的深入，社区绿地被赋予了更宽泛的概念和意义，供给模式趋向多元，不但向互联网、公共空间延伸，还可作为准公共产品由企业和第三方组织提供[14]。社区绿地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1）“开门见绿”型，以距离近为先决条件，主要包括社区公园、社区花园[15],[16]16、住宅前后院[17]、居住区内的小规模绿地[18]2,[19]、私人花园[20]、社区农园[21]87等类型；2）“见缝插绿”型，为了挖掘更多的空间资源，向空中甚至地下空间[22-23]延伸；3）“死角复绿”型，通过景观设计提升居住地附近闲置地、废弃地的服务功能[21]87, [24]。

近几年，以社区空地为载体的参与式社区更新研究和实践兴起，如上海创智农园[16]17，证明了社区空地较强的绿化潜力。随着社区在社会服务中地位的提升，可以预见未来很多城市社区会加强话语权，社区居民的参与有助于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而社区营建的蓬勃开展势必导致人才紧缺，在社区居民发挥主体参与作用的同时，发挥专业引导作用的社区规划师也将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8]9,[9]720。

3.2 服务功能

3.2.1 生态服务功能

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子系统，社区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体现在固碳释氧、增湿降温、滞尘降噪等方面[25]16,[26]18，还体现在提升社区审美和科普教育方面。社区绿地规模和尺度虽小，但合理的绿化结构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绿量[25]12，进而推动生态社区建设和社区生态教育工作的开展[9]718。

3.2.2 防灾减灾功能

疫与灾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需要长期应对的危机。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世界卫生组织从2009—2020年短短12年间就宣布了6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中国为例，从春秋至清朝有确切疫灾年份记载的2 681年间（公元前770—公元1911年），历代疫灾共历时669年[27]、计380次[28]。从百年一遇、数十年一遇到数年一遇，频率越来越高。而疫情多发区往往是灾害多发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疫与灾的传播和影响范围也具有全球化特征。

多数疫情和灾害始自城市，考验着城市的防御能力，防灾减灾的本质是推动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Shakeel等[29]通过分析巴基斯坦几个大城市过去10年的登革热疫情时空分布数据发现，在缺乏绿地或没有绿地的城市建成环境中，登革热的发病率最高。因此，具有防灾减灾功能的社区绿地空间显得尤为重要。

而风景园林相关学科在其中大有可为：一是“平时建设”，即日常性预防与社会化服务，如韧性社区、海绵社区、防灾生活圈建设[30-33]等；二是“疫（灾）时响应”，即疫（灾）时紧急救援。在多次全球性重大卫生事件中，社区作为城市疫情防控的基础单元，管控效果显著。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社区内部医护人员和居民流线重合会提高交叉感染的风险，应急隔离场所和储备空间被侵占，居民在疫情期间缺乏有保障、可休闲的绿地空间等。基于此，有学者构建了平疫结合的韧性社区评估框架[34]，还有学者提出将绿色空间与蓝色空间结合，建立有益于居民健康的应急防灾蓝绿空间体系[35-36]。从疫情考验中反思社区绿地存在的问题并提升其防灾减灾能力是风景园林学科应当把握的新机遇。

3.2.3 休闲游憩功能

服务于休闲游憩需求始终是城市公园绿地的基本价值观[37]。研究发现，住在有良好绿地空间的社区的居民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更频繁的社会交往[38]27，对于青少年和老人尤其如此[39],[40]913。开展园艺活动[41]7、农业活动[16]21,[21]86，实施专类公园社区化[42]等方法有助于重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更大程度发挥社区绿地的休闲游憩功能。

3.2.4 健康服务功能

虽然绿地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联尚未明晰，但已有研究证实社区绿地空间与社区满意度、自我报告的健康程度、寿命长短、焦虑和抑郁的减轻有很强的相关性[5]587,[6]235,[43-44]。一般认为社区绿地空间影响健康的机制主要有生理、心理、社会–行为3个方面[45]。

1）生理路径主要通过减轻环境压力来实现，社区绿地能够有效应对噪声、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居民呼吸健康[26]18,[46]，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心理压力[38]32。

2）心理路径主要通过注意力恢复和稳定情绪实现。多项研究表明，减轻压力可能会增强注意力，而注意力的恢复则可能有助于减轻压力，社区绿地以此为居民心理健康提供间接支持[47]811。此外，在情绪恢复方面对预防精神疾病、降低焦虑和抑郁程度、减轻高血压症状等具有显著效果[43]70，并对延长寿命[40]916及降低死亡率[48]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3）社会–行为路径主要通过促进体力活动的开展来防范健康风险。体力活动是绿色空间发挥健康效用的重要媒介[7]25,[44]67，社区绿地规模有限，因此步行行为一直是研究焦点[41]10,[49]241。研究不仅聚焦于步行行为本身，还关注不同目的的步行，如娱乐步行、锻炼步行、为了到达目的地的步行等。社区绿地能够促进邻里互动、激发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性，对于亚健康、慢性病、老年性疾病、精神性疾病以及“手机病”具有疗愈功效[50]。

3.3 供需匹配与测度

随着居民对绿地空间的诉求日益增强，在基础设施服务和配置供需平衡的理念背景下，利用一系列测度技术方法进行供需量化评估的研究成果涌现。陈樟昊等[51]3925根据近几年城市绿地供需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研究模式总结得出：供给方面主要关注绿地时空分布特征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方面侧重于居民对绿地的主观偏好与行为研究。

关于绿地供给的研究一般使用大跨度时空数据以明确其变化过程及对城市生态的影响[52]2，可达性因其能够较好反映绿地的空间布局和服务水平而成为近年常用的评价指标[53]2832。在需求测度方面，研究表明，在居住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与绿地数量几乎没有关系[41]2，相比之下，空间品质更能提升社区凝聚力和促进居民社交活动[38]27，因而社区绿地空间品质测度与提升方法成为研究热点[47]807, [54]。

常见的空间品质测度研究思路有2种：1）采用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国土调查数据或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等数据，以鸟瞰视角测度绿化覆盖程度、居民时空行为等[18]10,[52]2；2）采用街景图像数据，以人视点测度绿化暴露度等指标[55]14。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有描述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信度分析、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51]3927,[53]2832,[55]11。但鸟瞰视角得出的绿化覆盖水平与居民感知的绿化可见水平不太一致，因此近年来使用人视点水平视角的研究较多[18]2。

3.4 绿色公平与社区治理

3.4.1 空间布局

绿地功能的复合发展和居民需求的拓展导向社区绿地的开放与联结，线性串联、网络化发展的绿色开放空间布局形式较散点式或中心式布局更有利于居民健康[26]18，且有以下益处：1）消除城市各立面之间绿地“岛屿化”的弊端，与城市其他绿地串联成多级多类型的城市绿地体系，更好地发挥生态效益；2）打破以往仅以行政体系组织起来的社区联系，活用废弃闲置空间[16]16，与城市其他绿地、周边社区、交通枢纽、商业等游憩聚集点连接，增加与周边其他公共空间的联动，鼓励步行、骑行、慢跑等体力活动和绿色通勤方式[5]592,[49]242,[55]11。

3.4.2 城市绿色公平

城市中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严重的居住空间分异，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绿地供需不相称背后的社会经济隔离现象及其导致的绿色公平和健康公平问题[52]2,[53]2832,[56]。

英文文献对社区绿地公平性的研究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其他族裔[57-58]，并从多个角度对公平性进行评价，如可达性公平、使用公平、价格公平、支付意愿等。国内较早引入了可达性和公平性的概念，社区绿地公平性研究多建立在可达性评价的基础上[59]25，通过从公平性视角评价可达性和从可达性视角评价公平性以及二者互证进行定量评价[53]2832,[60]。

4 研究结果与展望

4.1 主要发文国家的研究差异

在发文量前10的国家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研究导向有较大差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表的文献中前5位高频关键词分别为“physical activity”（体力活动，133次）、“health”（健康，129次）、“environment”（环境，106次）、“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102次）、“city”（城市，85次）。可见，发达国家中的主要发文国家最关注的是社区绿地与居民健康福祉、社区绿地与城市建成环境、社区绿地与生物多样性3个方向。中国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比较贴合这3个主要方向，且国内一些机构和学者在该研究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如香港大学和中国科学研究院②。但中国学者在中文语境下发表的论文滞后于英文文献，且仍是城市绿地系统框架下由政策导向的片段式研究。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处于逆城市化甚至再城市化过程中，高质量建设并公平分配社区绿地是实现其城市回归高密度发展“目标”的途径之一。相对而言，中国多数城市还在快速城市化阶段，社区绿地是很多城市解决高密度化带来的城市“问题”的途径之一。而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城市发展阶段领先于一般城市，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阵地，如北京、上海、深圳、台北、杭州、广州等。这些城市的社区绿地建设不仅走在政策前端，其社区更新也是国内微观层面实践存量挖潜的风向标[61]。因此在未来研究和实践中，在正视国家与城市之间的发展与研究差异的同时，对社区绿地的研究还应跳出城市绿地系统和政策的局限，探索多元可能性。

4.2 研究趋势与不足

4.2.1 社区绿地与居民健康福祉

与工业化早期应对急性传染病等健康问题不同，城市化时期公共健康的主要问题逐渐转向对慢性疾病的关注。对于此，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开展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且鲜有从综合性、多维度视角，系统揭示城市社区绿地空间影响居民健康福祉机制的研究。

202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发布报告呼吁“把健康元素融入城市和国土规划中”，建设健康城市已经成为全球性行动。在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灾害常态化的趋势下，把居民健康和福祉纳入城市规划将成为地方政府引导城市转型的重要环节，健康和韧性的结合将成为必然[62]，社区生活圈和国土空间视角下的社区绿地空间探讨将成为热点。

4.2.2 社区绿地与城市建成环境

城市空间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而社区新建绿地数量越多、规模越大、质量越好，社区就会变得越有吸引力，越容易产生绿色士绅化问题[59]31,[63]。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时间维度在研究中日益重要，因此在公共资源配置由“空间规划”向“时空规划”发展的过程中，公平和效率应兼顾考虑。

国外近10年关于空间公平正义以及缓解非正义现象的策略等的研究热度上升，而国内该方向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绿地供给公平性研究有待深入，是否分布相对公平且更倾向弱势群体仍需验证[64]。基于主观偏好和客观指标的绿地供需整合研究以及绿色公平、健康公平问题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4.2.3 社区绿地与生物多样性

中文文献更多关注生物多样性对人和城市发展的益处，而英文文献则已经对生物多样性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就社区绿地单元来说，增加其面积和分布可能对容易花粉过敏的市民产生不利影响。就社区绿地网络来说，增加社区绿地的连通性反而可能会加强老鼠和蜱等媒介生物在传染病传播中的作用[65]；有益于居民健康的蓝色空间还为蚊子和有毒海藻提供栖息地。因此，在把全体居民作为社区规划的主体平等对待的同时，平衡并保护生物多样性，才能实现社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Acknowledgments)：

感谢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An Ran Chen博士在本文写作期间给予的帮助。

注释(Notes)：

① 本研究检索时间为2020年10月，2020年度发文量检索值并不代表2020年发文数量的真实值，因此图1中标示的2020年发文量应比实际年度发文量低。

② 根据检索结果的文献计量分析，发文量前5的机构为加州大学（发文量50篇，中心性0.04）、香港大学（发文量36篇，中心性0.04）、中国科学研究院（发文量33篇，中心性0.04）、谢菲尔德大学（发文量30篇，中心性0.01）、北卡罗来纳大学（发文量28篇，中心性0.00）。香港大学和中国科学研究院在该研究领域发文量分别位列第二、第三，且中心性较高，说明研究具有一定引领作用。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