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书，安海燕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引言

在当前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势下，要想实现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是否愿意进城工作，而是农民是否愿意以及能够进城定居，已经是如何实现农民安居乐业的问题[1]。因此将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也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中第一条重要办法就是吸纳农民工成为城市人口[2]。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与落户问题是影响城镇化的一大重要因素，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一大难题。

过去的5 年里，城镇化率实现了年均1.2 个百分点的增长，有8 000 多万的农业人口转移成为了城市居住人口，已经实现了较为均衡有序的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截止到2018 年底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83 137 万人，按此计算的城市常住人口比率为59.58%，与2010 年相比实现了10 个百分点的大幅增长。但是在城镇化有序推进的过程中，爆发了严重的新冠疫情，对于各行各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 年1 月30 日宣布新冠病毒肺炎（2019-nCoV）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很有可能对城镇化的进程造成极大的冲击。与城市事业单位职工相比，农民工享受更低的保障，因此农民工在此次疫情中属于脆弱性群体，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上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工对于城市的过客性认知有可能进一步强化[4]，更有可能加剧人口的半城镇化现象，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在客观上突显出了健康对于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要性，农民工的需求从基本的生活需要上升到对于安全的需要。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医疗水平差距更有可能迫使农民工开始重新考虑在农村与城市生活的风险问题。因此本文从需求升级的角度出发，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未来落户地区的选择，进而对城镇化的进程造成影响。

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此次疫情带来的需求升级对农民工群体造成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需求升级对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的心理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否会对其重新对比衡量在城市与农村居住的优劣势造成影响，是否会影响其未来居住地点的选择，是否选择永久性向城市迁移，是否影响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为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需求升级这一概念应用的领域大多在于，面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现状，产业结构应该如何随之进行转型升级。但是需求升级并不仅仅指消费需求升级，在任何领域都会存在着需求升级的状况。根据成本—收益理论，消费者通过衡量成本与收益而产生一定的行为。成本与收益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同样存在于心理层面。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衡量采取何种行为能够带给自己更大的心理满足感。因此当人们的心理需求产生了变化的时候，人们采取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因此本文认为，当外部出现强烈冲击的时候，农民工的需求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进而影响其进城定居的意愿。

目前有关农民工城市落户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农民工自身因素出发，围绕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经济基础和社会心理等视角展开[5]，其中个体特征、家庭状况与社会心理主要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经济基础主要影响农民工的落户能力。而最终实现农民工进城定居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农民工是否有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农民工是否有进城定居的能力[6]。与形成实际购买力的条件一样，只有意愿没有能力不能带来进城定居的结果，同时有能力但是没有意愿也不能实现定居的结果，因此要追求的结果是实现意愿与行为的匹配。其中农民工的主观能力、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条件正是实现其落户意愿向落户行为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7]。在对落户意愿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一些中小城市开放户籍制度的试点结果显示，农民的落户意愿并不高，66.1%的农民表示年龄到了一定程度就打算回乡[8]。在四川进行的有关农民工落户意愿的调查也发现，近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打算将户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9]。且农民工的城市化出现很强的边缘化问题，也即“半城半乡”状态，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对家乡的归属感同时存在[10]。当前的研究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难以融入，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距离难以减小是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低的一个重要因素[11-12]。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仅仅在城市打工赚钱，赚够了之后回乡盖房子定居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土地的增值作用，家中拥有的土地面积不仅会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也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13]，因此如果在农民工家庭出现被征地的现象，将会促进其进入城市落户意愿的增加。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向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较大的差距，两代农民工对比而言，老一代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更低[14]，且老一代农民工的向城市迁移意愿更多的取决于家庭因素，而新一代农民工更多的取决于个体特征[15]。

除了农民工自身的因素，外部因素如制度、城市条件或重大冲击也会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便利程度，教育水平以及就业机会优于农村，导致农民有较高的意愿选择进城落户[16-17]。但是由于城市落户门槛与迁移政策法规的复杂性，很多农民工不能够顺利完成向城市的迁移[18]。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有许多农民工面临着非自愿的不能如期复工或不能按期返乡的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更多农民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张新关于城乡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研究表明，制度性障碍是影响城乡流动人口融入性的重要障碍之一，其中健康与医疗问题是影响农民工落户的一大重要因素。研究指出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能获得完善的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会明显增加[19-20]。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时，医疗保险确实能够为居民提供有效的健康保障[21]。当前农民工的参保现状是，绝大多数购买的都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只有8.8%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2]。因此相对来说，一部分工作不稳定、有更强流动性的农民工群体以及长期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农户将面临更大的断保风险。此次新冠疫情的流行使得人们的健康面临着威胁，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居住于农村地区的农户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有限，因而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因此将迫使农户家庭开始重新考虑选择在城市还是农村定居需要面临的风险性。此外，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农村地区由于卫生状况较差，医疗设施不足，以及生活方式不健康，更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得病以后难以得到有效治疗的恐惧[23]。而农村地区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更倾向于首先向医护人员求助[24]。城市地区不可避免地拥有着更优势的医疗条件，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更低的患病几率。农民工并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着选择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定居的问题，而是在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或者是受到较大冲击的时候才会对定居地做出选择[25]。所以此次新冠疫情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在面临重大冲击之时开始重新考虑在城市与农村居住的风险问题。城市定居往往并不是一个个人决定，而是均衡考虑了家庭的需要时候才做出的决定。而此次新冠疫情对于各个农民工家庭来说正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工在家庭定居地点选择的意愿上发生改变。因此本文对疫情前后农民工城市落户情况做出讨论，试图探讨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造成的影响。

在宏观影响因素上，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阐述了经济发展阶段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舒尔茨提出成本—收益理论对农业劳动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进行解释，托达罗模型引入期望差这一概念以解释为什么在城市存在事业的状况下农民依旧选择向城市迁移；斯塔克代表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将家庭视角引入了人口迁移模型。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面临极大的冲击。各地政府实施的封路、封村、封社区、非居民日常生活必须行业暂停营业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将会对物流交通、居民服务业以及中小企业造成影响。2003 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之时，中国的餐饮、交通、娱乐，尤其是旅游业都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其中疫情严重地区餐饮业就餐人数减少了20%之多[26]。商场的客流量也出现了明显下滑，而不少药品、食品出现了抢购的现象，与一些国家的进出口业务也出现了下降[27]。主要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密切与人接触的行业中工作的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是从长期看，全国的经济总体状况并不一定会出现显著下滑[28]。受到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经济确实会出现下滑的趋势，但是在长期范围内积极因素将能够抵消疫情的消极影响，从而实现较高的增长[29]。因此，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及各行业的变化与农民工所能获得的收益状况密切相关，进而此次新冠疫情对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将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会减少其在城市居住的意愿，以及造成的影响是长期还是短期仍需讨论。

因此本文对新冠疫情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回应外部因素尤其是重大冲击的出现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所造成的影响。新冠疫情对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否会增加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就成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

三、模型设定

本次调研数据为对同一被调查者基于不同时间点对相同指标的多次调查，属于非独立的两个样本，因此为了对比在疫情前后两个时间点样本的差异，拟采用配对样本t 检验与Mann-Whitney 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本文计算OR 值对新冠疫情对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造成的影响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进行检验[30]。OR 值是进行病例对照实验中常用的一种重要指标，也被称为比值比或优势比。在流行病理学中，OR 值等于试验期中暴露人数与非暴露人数的比值除以对照期中的暴露人数与非暴露人数的比值，也就是OR 值是比值与比值相除。由于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范围为全国，难以人为控制发生与不发生的区域，因此根据疫情追踪地图将调研所调查省份分为疫情感染严重地区与感染不严重地区。其中将确诊人数大于500 人的省份定位为疫情感染严重地区，即暴露组；将确诊人数小于500 人的省份定位为疫情不严重地区，即未暴露组。新冠疫情发生前后城市落户意愿变化者为病例组，城市落户意愿未变化者为对照组。

在进行t 检验时，假设共有n 对相互独立的观察结果：（X1，Y1），（X2，Y2），（X3，Y3），…，（Xn，Yn），令D1=X1-Y1，D2=X2-Y2，D3=X3-Y3，…，Dn=Xn-Yn，则D1，D2，D3，…，Dn相互独立。又由于D1，D2，D3，…，Dn是同一因素变化引起的，可认为他们服从同一分布。假设Di～N（μD，σ2D），i=1，2，3，…，n。这就是说D1，D2，D3，…，Dn构成正态总体N（μD，σ2D）的一个样本，其中μD，σ2D 未知。基于以上的样本条件对假设进行检验。

如果μD=0，配对数据的均值没有差别；如果μD＞0，则配对数据X 的均值大于Y 的均值；如果μD＜0，则成对数据X 的均值小于Y 的均值。

设疫情前的变量Xi的样本均值为，疫情后的变量Yi的样本均值为，变量Di的样本均值为，变量Di的样本方差为S2D。对所检验问题（1）（2）（3）的拒绝域如下所示：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probit 模型对导致农民工落户意愿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测量。本文建立probit 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其中（1）式中μ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由此可以得到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模型为：

其中Y* 为不可观测的潜在连续变量，Y 则是实际观测到的被解释变量，即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0 表示意愿未改变，1 表示意愿发生改变。X 为自变量，X* 为实际观测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经济状况以及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关注度。至此，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发生改变影响因素的Probit 模型建立如下：

上式中prob（Y=1|Xi）是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发生改变的概率。Xi是解释变量，主要指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经济状况以及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关注度。α0表示常数项，βi表示第i 个变量的Probit 回归系数，εn为随机扰动项，即未包括在方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0 年关于新冠疫情对农民工群体城乡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所进行的线上调查。农民工是解决农村户口向城市转移问题时首先需要面对的群体。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农民工的定义存在分歧，本文在调查中选择将农民工定义为当前依旧拥有农村户口，但是生活或工作在城市的人群。调查核心内容为发生新冠疫情后，农民工群体在外出打工、城市落户、土地流转等方面意愿的变化。被调查者的常住地为包括贵州、四川、辽宁、河北在内的22 个省份，共发放问卷529 份。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城市落户意愿，主要调查问题为新冠疫情对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影响，因此在调查过程中直接对疫情前后是否打算城市落户进行询问。在进行Probit 检验时选取的解释变量主要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工的个人特征、经济状况以及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关注度。在衡量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时主要选择的指标为性别，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在衡量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时选择的指标为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衡量农民工对疫情关注程度时选择的指标为每天在了解疫情上花费的时间以及居住地区，其中每天花费时间为主动对疫情进行了解，居住地区为被动对疫情进行了解。具体变量选取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选取及含义

可以看出在此次线上调研中，被调查者的年龄集中在19～35 岁之间，占总量的61.63%，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且受教育水平也偏高，有42.16%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性别比例较为均衡，50.66%为男性，49.34%为女性。而工作岗位多半为服务业，达到53.74%。在对疫情的关注程度上，超过85%的人的关注度超过中等水平，超过96%的人每天在浏览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上花费至少1 小时的时间，并且男女的关注度几乎持平。这证明农民工群体对于此次疫情的关注程度普遍较高，且无明显的性别差异。此外，有69.32%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结束后有增加购买医疗保险的打算。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的意愿占总体的29.3%，新冠疫情发生后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的意愿占总体的33.5%，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为进行对比分析，将“疫情后是否打算继续外出打工”的选项合并为是否选项，将“不再外出打工”认定为“否”，即疫情后选择不再外出打工；将“短期内不外出”与“立刻外出”认定为“是”，即疫情后选择继续外出打工。

为进行进一步的probit 检验，使用“疫情前是否打算落户城市”以及“疫情后是否打算落户城市”两项指标计算出疫情前后意愿变动情况，将意愿未出现变化赋值为0，将意愿出现变化赋值为1。并按照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分为感染严重与感染不严重两组，其中确诊人数超过500 定为严重地区，赋值为0；未超过500 定为尚不严重地区，赋值为1。具体如表2 所示。

表2 不同地区落户意愿变动情况

五、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

可见OR＞1，新冠疫情严重地区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发生改变的人数大于疫情不严重地区城市落户意愿发生改变的人数。因此新冠疫情的发展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变动有正向影响，也即新冠疫情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变化，使得更多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发生了改变。

但是OR 值的计算只能验证新冠疫情的发展确实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产生了影响，但是并不能判断此种影响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也就是不能判断农民工是更倾向于选择城市落户还是更倾向于选择放弃城市落户。因此本文选择t 检验与Mann-Whitney 检验对疫情前后不同时间点的同一对象进行对比分析，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3 可知，所有被检验指标在疫情前后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表3 中的差值一项为疫情后均值与疫情前均值做差所得。其中未来打工、城市落户以及返乡创业三项出现显著的正向变化；土地流转一项出现显著的负向变化。表3 中配对样本检验的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从表3 中可见未来在城市落户的均值差为0.041 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在进行调查时，对“疫情前/后是否打算在城市落户”两个问题的答案设置为“1=否，2=是”，因此均值差0.0417＞0 证明疫情后打算在城市落户的人数较疫情前增加，即新冠疫情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发现一部分人选择未来在城市定居的一个很大原因是由于农村的医疗设施远远不及城市地区，许多人产生了在农村无法得到有效救治的担心。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健康问题的重要程度无疑大幅度提升。这种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为有69.32%的受访者表示在疫情后要加大对医疗保险的购买。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家中老人及小孩的健康状况直接表达了担心。因此此次疫情提升了农民工群体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提升了其未来定居于城市的意愿。

2.选择未来继续打工的意愿疫情前后均值差为0.314 4，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证明新冠疫情增加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意愿。经过对受访者的进一步深入调查我们得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意愿增加，是因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省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防控措施，而农村地区甚至管理更为严格，外出打工回家过年者纷纷不得已困于家中二十多天不能出门。在此种状况下，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对被困于家中的现状感到厌倦，因此迫不及待想要出门工作。但是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的问题是，这样的意愿很有可能是短期的意愿，而并不一定会付诸行动。

3.选择未来返乡创业的意愿疫情前后均值差为0.077 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证明新冠疫情增加了农民工未来返乡创业的意愿。通过对调查对象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农民工表示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离家更近的地方进行打工，因此产生了返乡的想法。同时一些人认为疫情的发展将使得一些小微企业难以继续生存，因此增加了其在疫情结束后返乡创业的想法。

4.选择未来土地流转的意愿前后均值差为-0.024 6，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证明新冠疫情减少了农民工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通过t 检验与Mann-Whitney 检验可以看出新冠疫情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会造成积极影响，增加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probit 检验对造成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增加的因素进行简单分析。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由表4 可知，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其中性别与每天在了解疫情上花费的时间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变动有显著影响，其余各项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1.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中，性别对疫情前后城市落户意愿的改变有显著影响，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年龄与受教育水平对于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变化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女性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改变自己城市落户的意愿。由于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思想深入人心，而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因此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会更多地考虑到整个家庭的状况[31]，会更在乎家中老人以及子女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女性更容易对家中老人与儿童的健康状况产生担心，也就更有可能对城市更先进的医疗条件产生需求，最终就更有可能改变自身对于城市落户的意愿。

2.每天对在了解疫情上花费的时间对疫情前后城市落户意愿的改变有显著影响，y 与x 的相关系数为-0.176，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社会热点新闻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读者对自身的行为产生影响[32]，但是由于思维框架的存在，不同的人群对于热点新闻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出现不同的行为[33]。此次新冠疫情作为一次社会热点事件，受到了农民工群体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认为农民工对疫情的关注度会对其未来是否选择在城市落户的意愿产生影响。通过检验，此假设得到了验证。由于“每天在了解疫情上花费的时间”的选项赋值与实际的关注度相反，关注度越高赋值越小，因此农民工对疫情的关注程度与其在城市落户意愿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工对新冠疫情的关注程度越高，则其未来城市落户的意愿越有可能发生改变。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基于调研组于2020 年收集的数据，本文通过计算OR 值以及t 检验考察此次新冠疫情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probit 模型对造成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本文所得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发现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需求升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民工未来的城市落户选择问题造成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

2.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虽然男女在对新冠疫情的关注程度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此次新冠疫情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对于未来城市落户的意愿。

3.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年龄对新冠疫情前后城市落户意愿发生改变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可能是由于线上调查不可避免地可能产生的调查样本的受教育水平与年龄阶段过于集中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多地考虑到样本的随机性问题。

（二）启示

受到农民工对于生活的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出现了上升，这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农民工向城市永久性迁移，最终实现城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推动因素。但是意愿的增加并不等于实际的落户行为，因此如何能够促使农民工在意愿增加的这段期间内增加其落户的实际能力，促使其将落户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城市落户行为将是当前阶段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所以政府在当前状况下应当加速实行对于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支持性政策，通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增强城市对农民工的拉力与农村对农民工的推力，防止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方面出现下降，并且促进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向城市落户的具体行为转变。

1.保证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提高农民工收入。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但是总体上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依旧不强，距离实现2020 年城镇化率的目标依旧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如何提高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意愿依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在提升意愿的基础上，促使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向城市落户行为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农民工是否拥有在城市落户的能力。而稳定的就业条件，提升其在城市生活的安全感正是农民工获得在城市扎根、保证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

2.建立健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更多的农民工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医疗保障的重要性。调查结果也显示，有69.32%的受访者表示有增加购买医疗保险产品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打算进城打工也是由于在城市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政策提高农民工在城市能够获得的医疗保障与社会保障水平，让他们获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减少其由于工作不稳定而产生的断保风险。增强城市为他们提供的健康保障，切实保证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后能够享受到足够的医疗优惠，在降低其医疗支出的同时提高其健康水平。

3.推进就业培训，加速解决男女就业不平等问题。本文得出结论证明女性农民工较男性农民工而言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进而改变自身进城落户的意愿，因此要更加重视女性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男女提供相同的就业机会，给予女性农民工更多的政策优惠，解决女性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升女性农民工经济实力将更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落户率，推动城镇化进程。

4.为选择在城市落户者提供现金奖励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向行为转变的直接措施。直接对农民工提供的现金补贴能够在短期内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减小其在城市生活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加速农民工城市落户的意愿向具体的城市落户行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