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睿，蒋敬诚

一、前言

变异学是国内学者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理论。该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变异现象，发掘其变异的深层原因，考察文学作品因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渗透后的变异具体表征[1]。中日是一衣带水、交流绵绵不断的邻国，极少国家像中日这样文化、历史相互交织、文学典故相互交融。中日文学交织交融，在日本文学史上关于中国的元素随处可见，尤其在19世纪初的大正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中国风趣”的日本文学作品，变异学为研究这类作品群提供了崭新的文学解读理论。

“鹤”文化在中国自秦代就已出现，通过不断地发展、沉淀，于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唐代文人雅士之间养鹤之风格外盛行，以老子为尊的道教也让鹤的宗教意义更加丰富多彩[2]，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批批的“鹤”形象也就沉淀了下来，全唐诗中也记录着大量的追求鹤高洁品性、脱尘超俗的诗句。但“鹤”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鹤唳》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一部作品。谷崎润一郎生于明治时期儒学复兴的时代，于1886年出生，一生受汉学文化熏陶，也独爱白居易的诗句，由此创作出了一批“东方趣味”①西原大辅在其博士论文中最先将爱德华的东方主义理论用于对谷崎润一郎作品的分析，指出了崎润一郎将他国视作静止的、作为风景一般来欣赏。虽然东方主义和东方趣味都是以西方为主体，但日本由于最先汲取了西方思想，无形中将自己置身于了观察方即西方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