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睿，蒋敬诚

一、前言

变异学是国内学者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理论。该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变异现象，发掘其变异的深层原因，考察文学作品因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改造、移植、渗透后的变异具体表征[1]。中日是一衣带水、交流绵绵不断的邻国，极少国家像中日这样文化、历史相互交织、文学典故相互交融。中日文学交织交融，在日本文学史上关于中国的元素随处可见，尤其在19世纪初的大正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中国风趣”的日本文学作品，变异学为研究这类作品群提供了崭新的文学解读理论。

“鹤”文化在中国自秦代就已出现，通过不断地发展、沉淀，于唐朝达到鼎盛时期。唐代文人雅士之间养鹤之风格外盛行，以老子为尊的道教也让鹤的宗教意义更加丰富多彩[2]，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批批的“鹤”形象也就沉淀了下来，全唐诗中也记录着大量的追求鹤高洁品性、脱尘超俗的诗句。但“鹤”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鹤唳》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一部作品。谷崎润一郎生于明治时期儒学复兴的时代，于1886年出生，一生受汉学文化熏陶，也独爱白居易的诗句，由此创作出了一批“东方趣味”①西原大辅在其博士论文中最先将爱德华的东方主义理论用于对谷崎润一郎作品的分析，指出了崎润一郎将他国视作静止的、作为风景一般来欣赏。虽然东方主义和东方趣味都是以西方为主体，但日本由于最先汲取了西方思想，无形中将自己置身于了观察方即西方的一端。的文学作品。这篇创作于大正十年（1921年）的《鹤唳》中出现了一只主人公靖之助养的鹤与一位中国扬州女子，而这两种意象都是主人公远离中国、想念中国的慰藉，但扬州女子被自己的女儿照子杀死后，靖之助唯一的慰藉也不复存在。

《鹤唳》既是谷崎润一郎通过鹤和中国女子这两个意象表现出“中国趣味”的巅峰，也是这一趣味的终焉之曲，之后这种创作再也难以见到。近代谷崎润一郎研究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千叶俊二指出《鹤唳》的创作是源于白居易的诗歌和汉学书籍中林和靖“梅妻鹤子”的典故，同志社大学学者李春草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直接给予谷崎润一郎启发的应该是1892年的石印版《西湖佳话》[3]。同作为遭受政治压迫的作家，谷崎润一郎参照《西湖佳话》中的“六桥才迹”创作出新的苏东坡形象[4]。张能泉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谷崎润一郎在创作中国题材作品时采用“舍九保一”的取舍方法[5]，不过分依赖中国原著，充分地发挥个人想象力，立足作品的文学性，同时提出其作品中揭示人物潜在心理的梦境艺术不可忽视。中国古典《西湖佳话》对《鹤唳》的创作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梅妻鹤子”的故事在谷崎润一郎的笔下产生了变异，从《鹤唳》与《西湖佳话》两种文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古典吸收从而进行再创作的过程。

二、《西湖佳话》“孤山隐迹”与《鹤唳》的异同

《西湖佳话》古吴墨浪子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平话写成，共有十六卷，每卷都以四字短语为名，每卷题目第三字为全章的点睛之笔。其中“孤山隐迹”中讲述的人物是宋朝林和靖先生不求名声富贵、淡泊名利、钟情于幽静之美的林和靖先生。林和靖深感与世人追逐的荣利不合，有劝其从官的，有劝其娶妻的，心中早存不仕不娶之志的林和靖决意归隐西湖。其归隐后独爱梅花的冷香滋味，买下了两只仙鹤认作亲子，后被世人赞誉为“梅妻鹤子”的高洁隐士。

谷崎润一郎创作的《鹤唳》和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中的主人公的名字都有一个“靖”，作者采用了一贯的“谷崎氏主人公命名法”，譬如在《细雪》中作者的化身“贞之助”一般，给男主公“靖之助”赋予了林和靖相似的名字。谷崎化身为抛妻弃子远渡中国的主人公靖之助以言说自我。正如文中讲述的：“他三十七、八年前后毕业于东京的某一所帝大”“终日沉醉在梅崖山庄塞满古书的书架上陈列的中国文学、诗歌、戏曲、小说、野史”“要不是母亲还在，我早飞奔到外国去了”“自己活也好死也好，只要中国的文明和传统”“从祖先开始就流着中国的血，自己身体内的寂寞与郁闷也唯有中国才能慰藉”①本文《鹤唳》的所有译文皆系笔者拙译。。他创造出了一个与自己高度相似的人物形象，这个本民族的自我形象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将谷崎润一郎在《鹤唳》中创作的意象进行整理，并对两种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西湖佳话》与《鹤唳》对比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梅”和“鹤”意象出现频率之高，说明谷崎润一郎在创作这篇《鹤唳》时有意模仿《西湖佳话》中林和靖“梅妻鹤子”高洁君子的故事情节。在开篇之初铺垫故事发生场景时作者用了大量的梅花意象创造出了一个媲美“桃花源”一般的仙境—— 锁澜阁，装饰这个梦境的花朵不是象征着大和民族的樱花，而是四处都点缀着象征着君子淡雅的梅花。作者构建起了一个中国的“文澜阁”的翻版“锁澜阁”。据学者杨佳嘉考究，在谷崎润一郎移居关西之后独自设计建成的“锁澜阁”与他在《鹤唳》中讲述的“锁澜阁”有着相似的地方[8]。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运输到日本的，甚至栏杆都是象征着中国风趣的“万字”型镶嵌。他创造起了一个封闭于当时日本社会的独立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他与一位扬州女子和一只鹤一起生活。

再看两者隐遁的原因。首先《西湖佳话》中对林和靖隐遁的描述是：“见人所逐之利，所趋之荣，与己颇不相合”[6]43，《鹤唳》对靖之助准备逃避到中国时心境的描述“日本太过无聊，再也不想住在这里”“夫妻之间早已百般痛苦”[7]32。由此可以得知靖之助隐遁的原因是本国无趣，逃避家庭，更是为了找到乐趣才来到中国。靖之助的出逃，一是为了逃离已经倍感无聊、贫瘠的日本，二是希冀遥远的中国可以成为自己的慰藉。这一慰藉亦可以说是中国女性和中国古典中的君子之风。

靖之助结束了7年之久的异国生活，突然出现在了日本并带回一只仙鹤和一个扬州女子，回到日本后为了如同生活在中国一般，便建造出幻想的中国庭院，效仿起中国古代君子养鹤之风。

而好景不长，该扬州女子却被自己的女儿照子所杀，女子发出鹤一般的叫声随即倒地。此时鹤的形象与女子的形象合而为一 —— 一个孤傲又高洁的君子形象和满足官能欲望的中国女子形象在中国女子被杀的过程中毁灭，暗示自己的中国梦被自己最亲近的女儿照子摧毁，在悲剧之中被拉回到了现实中的日本。从隐喻角度来看，女儿照子追逐着扬州女子将其杀害的这段十分诡异、耐人寻味的剧情，实则是谷崎润一郎内心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映射。以靖之助为一代的人痴醉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治维新以后，汉学被贬低，代替的是西方文明的涌入。作者通过女儿照子杀死中国女子这一行为，暗示了汉学已然不能再指导日本，筑造的极具中国情趣的“桃花源”也必将毁灭。在完成这一作品之后，作者的中国趣味也慢慢地转变到了传统日本文化趣味中去了。

三、“梅”“鹤”意象的变异

在《西湖佳话》中的鹤是林和靖作为隐士消解寂寞、起着接待宾客、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甚至是亲生儿女一般的存在。“放鹤”是林逋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放鹤心”“放鹤天”也是林逋诗歌中常常有的意象，在放鹤与鹤被放生之间，双方都得到了自由[9]。而《鹤唳》中的这只鹤与扬州女子几乎合为一体，成了靖之助静止的、被圈养的宠物。这只鹤不会飞，只是一只待在院子里陪女子嬉戏的宠物罢了。《鹤唳》对鹤的形象塑造总是“少女别无杂念地逗着鹤”“照子渐渐地习惯了来院子玩、甚至最后与鹤交了朋友”“那个鹤和少女一起嬉戏的院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西湖佳话》中原来隐士悠然自得的代表物“鹤”在《鹤唳》中已经发生了变异，“鹤”作为被靖之助从中国带来的特产充当起了其怀念中国、仿效中国君子之风的工具。虽然在谷崎润一郎想象出的这一庭院中鹤似乎是无拘无束，实则同女子一样是被圈禁在幻想楼阁中的一个装饰品，是对异国情调的缅怀，更是一个玩具。《西湖佳话》中的“鹤”原本的“庶宾主不致相左耳”的为隐士服务的功能性消失了，成了一个像扬州女子一般的、静态的、被观赏的中国情趣的标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鹤”的形象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异。

在《西湖佳话》中对梅的描写是：“园中艳桃浓李，魏紫姚黄，春兰秋菊，月桂风荷，非不概植，而独于梅花更自钟情，高高下下，因山傍水，绕屋依栏，无非是梅。和靖所爱者，爱其一种缟素襟怀，冷香滋味，与己之性情相合耳。”[6]44其以梅花来寄托其隐士的高洁气质。在林和靖将去世之时，他对鹤说：“任汝往还可也”，对满园的梅花说：“从此听尔之舒放荣枯可也。”[6]48对于林和靖来说“梅”和“鹤”已经被拟人化了，更体现出了一种隐士的淡泊娴静的风趣，林逋精神中的“放鹤”精神也可以窥见一斑。

而《鹤唳》中对梅的描写则是：“这里的人家都随意地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着梅花”“漫步在大路上时，梅花的香味、丁子的香味扑鼻而来”“北面的山丘上有个镇子上有名的梅林。”[7]1-55可见谷崎润一郎在借鉴“梅妻鹤子”故事时只吸取了作为景物描写的“梅”，并没有领会到“梅”的真正作用是隐士高洁趣味的象征和衬托，而仅仅将“梅”作为一种景物去描写。

由此可见“鹤”“鹤”意象已经在谷崎润一郎的创作中产生了变异，改变了原来的意义 。

四、《鹤唳》发生变异的原因以及“逍遥”思想的接受

在思想方面，《鹤唳》是在日本矛盾冲突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主要存在军国主义日本政府与平民需求安定生活的矛盾、男性中心主义与女性地位不平等的矛盾、日本政府倒行逆施推行儒学专制与受欧美文化冲击后日本国内思想西化的矛盾。喜爱老子、尼采思想的谷崎润一郎已经看到了日本专制政府的无奈，他内心的矛盾统统投射到了作品中。譬如，同为早期作品的《麒麟》中的麒麟虽然代指的是孔子，但整篇文章并非写孔子，而是写人心中的道德和官能，所谓的“道德”最终还是抵不过人的本能欲望[10]。

在西原大辅的著述中，他用东方主义解读了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他说道：“（谷崎润一郎）一面将中国赞誉为梦幻之国，同时又视其为静止僵化的国度加以否定……正因为谷崎视中国为没有变化余地的社会，视中国文化为静止的文化，所以才会常常把旅途中所看到的中国女性形容成‘玩偶’。”[11]

谷崎润一郎深受中国古典影响，《鹤唳》除了《西湖佳话》的影响，还与其爱读白居易的诗歌也有关系。白居易深受《逍遥游》《庄子》中的“逍遥”思想的影响，从集体主义脱离出来的所谓的“一而不党”的白居易的独特自由主义观念也无形中为谷崎润一郎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价值观提供了模范。《庄子》中的“逍遥”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发生了变异。白居易的“逍遥”是一种对自我物质和精神性欲望的“顺遂”，这一点与追求官能享受、“一切为了美”的谷崎润一郎是有耦合之处的。

正如谷崎在《学友会杂志》“评厌世主义”一节中对因仁义而自杀的一批仁义之士伯夷、屈原、西行、芭蕉等人说的那样：“想来古今历史上的大伟人们大多都是享受清高之快乐，然而人没有乐天主义也是不行的，厌世主义的人思想难免是不健全的。但是，一个人想要成为乐天主义，那么厌世的思想也是必然经历之路，相反乐天主义的人整日沉溺在酒肉色欲之中，深知世间种种皆是虚幻，只是冷眼嬉笑世间事，沉湎于灯红酒绿之间，所以说比起乐天派的人来说，厌世的人还是尚可挽回的。”[4]38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得知，谷崎润一郎认为的“乐天主义”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沉溺于官能之美的唯美主义，他一生也贯彻了这一主义。

有人指出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无思想性”，其本人既缺乏政治头脑也懒于去琢磨国家大事。平田桂子批判了中国的一些“选择性失明”的研究者，他们借用一些“批判军国主义的言语”来说明谷崎润一郎是反战的[12]。简单将其归类为反战抑或是不反战都是不全面的，从谷崎润一郎的很多文章来看，其本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是有消极抵抗的一面的，但是显然也不能将其归类为反战派作家。当时能够直面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政府的作家寥寥无几，大多都选择了顺从成为“国策文学”或是逃亡“精神上的异国他乡”，显而易见谷崎润一郎选择了后者。这个名为“锁澜阁”的乌托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谷崎润一郎理想化的中国幻想，其在将中国渲染成完全的理想国度的同时，折射了对本国社会现实的不满。

五、结语

近代日本文学界的许多作家对中国文学加以吸收、萃取，然后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筛选，变异出了一系列带有中国趣味的文学作品。例如芥川龙之介的《仙人》《酒虫》等取材于《聊斋志异》，上田秋成的《白蛇之淫》也正是通过吸收《西湖佳话》中“雷峰怪迹”的故事，加以变异地创作而写成的，谷崎润一郎的《麒麟》是根据汉学典故《论语》“子见南山”的典故创作出来的等。作家们以古代中国为题材创作出了一个个逃离现实、慰藉自己灵魂的异国他乡，这些被异化了的异国形象都是近代日本作家对古代中国的集体想象的投射。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吸收，再加以本国文化的理解而诞生的日本文学比比皆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诞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研究方法，这一理论的诞生对中日比较文学界也是极为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