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辉，韦 锋

1938年夏，丰子恺逃难至桂林，后任教于两江桂林师范学校，辞职后转去宜山浙江大学供职，客居广西近一年。期间，他一方面从事艺术教育，创作美术作品，另一方面还热心于出版事业。作为撰稿人，他为《中学生》《文艺新潮》《文丛》《宇宙风》等期刊提供文稿和画稿①关于丰子恺客桂时期美术作品供稿情况，详见笔者《桂林文化城时期美术家期刊美术作品供稿研究》，刊于《文化学刊》2017年第11期，本文不再细述。，开明书店所办《中学生》杂志在桂林复刊后，他继续担任《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编辑。他投资开设崇德书店，销售开明书店出版的书籍和各种进步期刊，同时涉足期刊版面和封面设计②关于丰子恺的书刊设计，见李普文、李晨辉、王媛等《桂林抗日战争美术史》，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38-240页，本文不作阐述。。丰子恺客居桂林（以下简称“客桂”）时间虽短，但其出版活动涵盖了撰稿、编辑、设计、发行等出版的各个环节，并涉及图书、期刊、报纸③由于条件所限，本文所录材料未涉及报纸，有待后日补缺。等各类出版物，能够反映桂林文化城时期典型的出版活动，尤其是美术家出版活动的内容和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出版活动本身周期较长，加之抗战时期风云动荡，出版周期较之往常又有所延长，如丰子恺客桂时期所出版图书的撰稿时间可能早于来桂时间，客桂时期所撰写、创作的文稿、画稿可能出版于客桂之后，故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具体的客桂时间，而是分别向前、向后稍有拓展，比如笔者选择作为更能反映其出版活动特点的时间段（1938—1939年），或用“客桂时期（及其前后）”来指称这种具有弹性的时间段。

一、撰稿：杂志和图书

客桂时期及其前后，丰子恺撰稿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丰富性

丰子恺撰稿的体裁和类型非常丰富，既有散文、诗歌和时论，也有艺术理论和绘画作品。笔者根据所收集资料，姑将其杂志文稿分成生活记录、抗战文艺理论、时论、诗歌（歌词）四类，并统计如表1至表4。

表1 丰子恺1938—1939年生活记录类文稿

表2 丰子恺1938—1939年抗战文艺理论类文稿

表3 丰子恺1938—1939年时论类文稿

（续表）

表4 丰子恺1938—1939年诗歌（歌词）类文稿

（二）时代性

从表所列可看出，除了《物语》（上）和《不惑之礼——自传之一章》，丰子恺所有文稿均与抗战主题联系紧密。故乡沦陷，居所被炸，丰子恺只能告别“以杨柳枝漱口，饮清水一大杯，燃土耳其卷烟一支，走进堂楼窗际，凭栏闲眺庭中的景物”[8]的缘缘堂生活，携家人如转蓬漂泊于中国的南方。

从1936年冬始，丰子恺零落江湖半年之久，“至廿七年夏而始得安居于桂林两江”[9]，暂得片时的宁静和稳定，其丰富的文稿便是这段岁月的见证。这个时期的文稿我们大致可以用“逃难”和“安居”两个阶段来分类考察。尽管是所谓的“安居”时期，桂林仍不免受日本战机的侵扰。如避寇日记系列、缘缘堂系列、时论和抗战诗歌（歌词）多撰于逃难和初来桂林之时，写侵略者的暴行，写中国人民所遭遇的苦难，有呼号，有控诉，也有鼓舞，有出离的愤怒，有悲天悯人的爱和同情，也有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从前表还可看出，相比于1938年，丰子恺刊发于1939年的文稿数量反而变少。逃难之时多激昂的感慨，安居之后，却诸事繁杂。逃难途中，丰子恺妻子徐力民已身怀有孕，至桂后又患“子痫症”，经手术诞下第七子新枚，但仍“病势颇重，昏迷不省人事，赖葡萄糖及强心针维持”[9]5。丰子恺便奔波于两江与桂林，一边为桂林师范的学生授课，一边照顾尚在医院的妻子。正如他与友人信中所说：“近任桂林师范教师，校务在身，文笔画笔遂至荒废，不写稿者将四月矣。”[10]

丰子恺在此阶段的撰稿基本有两种，即《教师日记》系列和关于抗战文艺理论的讨论。前者从1938年10月24日起，至1939年6月24日止，共260天的日记，为任桂林师范教师及转赴宜山浙江大学的生活琐记，其中也有抗战文艺理论类的发言稿，如10月24日（星期一）、11月1日（星期二）、11月3日（星期四）等的日记。1939年，有三篇被《宇宙风》（乙刊）第17期、18期、19期连载，1940年后又有多篇被该刊连载。但这只是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则未曾发表。自从此一小部分发表后……遇见新朋旧友，必相问曰：‘《教师日记》近在何处发表？’或提出日记中某一琐事相询。……而未曾见面之读者，远道来函询问或谈论此日记者，尤为不可胜数”[9]原序。为满足读者的需求，经友人的劝说，时居重庆的丰子恺，在其“婿慕法及表侄璋圭二人相助”[9]原序之下，将《教师日记》在重庆付梓。1944年，该书由崇德书店出版，万光书局发行，发行人为章桂。

后方的安居让丰子恺对抗战文艺理论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关于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大讨论，在以桂林、重庆等为代表的国统区和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等地，都广泛和迅速地开展起来。丰子恺此类文稿大多涉及艺术的形式、功能及接受。如《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说：“（漫画宣传力）锐利的原因有二：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化时间。……漫画是一种世界语，任何国人都看得懂”[11]，宣传的便捷和易接受的特点，使漫画成为抗战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丰子恺创作了不少跟抗战有关的漫画作品，1942年在桂林由今日文艺社出版的《客窗漫画》便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当然，此类文稿的增多，可能还与杂志出版的兴盛有关。由于前线城市的沦陷，大量出版机构随着文化群体迁移至后方，并带动当地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以桂林文化城美术类杂志为例，“1939 年创办的美术类杂志就有《救亡木刻》《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漓水》《抗战时代》《抗战儿童画刊》《漫木旬刊》《抗战儿童画报》7 种”[12]。其他类型或专业的杂志数量更多，如《宇宙风》（乙刊）、《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均创刊于1939年，丰子恺作为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撰写了不少抗战文艺理论类的文稿。

（三）针对性

丰子恺客桂时间不到一年，故其撰稿多为杂志刊发，当然，其中一些系列文稿之后也结集出版于桂林和其他城市。丰子恺与出版界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开明书店、文化供应社、文光书店、今日文艺社、民友书店等图书出版机构，以及《文丛》《宇宙风》《文艺新潮》《中学生》等杂志社，他熟稔出版的整个流程，对杂志的受众读者也有着清晰的判断。因此，其文稿虽形式、体裁多样，但常能紧扣杂志宗旨，有针对性地刊发。

《爱护同胞》一文刊发于《少年先锋》1938年第5期，记逃难途中“所亲见的两桩事”，两位“热情的少年”——湘潭的小向导和由昆山飘零至长沙的小乞丐，他们对同胞的亲爱，让丰子恺“欣慰而且勉励”[13]17。《少年先锋》半月刊创刊于1938年，宗旨为“供给少年们抗日救亡的知识”，“丰富少年的精神食粮”，读者多为少年。丰子恺借此两事勉励少年读者：“我国民族观念之深和团结力之强，于现今为最烈！这是很可庆慰的事，也是应该更加勉励的事。少年们富有热情，且出于大真，故其言行最易动人。希望大家利用这国难的机会，努力爱护同胞，团结内部。古语云：‘众志成城’。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13]20

再如，创刊于1938年的军事刊物《中国的空军》上有丰子恺的两篇时论《神鹰东征琐话》（1938年第11期）、《空军的人格亦要至高无上》（1938年第13期）。两文均是中国空军“忠勇抗战，杀身成仁，远征日本，宣扬仁风”[14]30的赞歌，并鞭挞日本军人惯用的“不守信义”“放弃人格”[14]30和“穷兵黩武”[15]30。前者另附漫画一幅，描绘中国战机盘旋于富士山之上投掷传单，画作款题：“百万传单乃百万炸弹之种子，播在富士山下的肥土中，即将发芽生长，变成炸弹，炸毁日本军阀的命根。”[15]30很显然，两文刊发于《中国的空军》，目的便是鼓舞我方士气，坚定空军战士“抗战必胜”的信念。

（四）系列性

在此期间，丰子恺的不少文章呈现出系列性的特点，如缘缘堂系列、《避寇日记》系列、《劳者自歌》系列、《教师日记》系列。缘缘堂作为丰子恺的居所，毁于日本人的炮火。丰子恺对其倾注了十分的热情，逃难前便有《缘缘堂随笔》（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和《缘缘堂再笔》（开明书店，1937年1月初版）出版。逃难后的系列文章则多表达对缘缘堂的悼念和对侵略者的愤怒。

文稿系列化，也许是丰子恺创作之初便有的设计，以为日后出版之用。如《教师日记》系列所记开始于1938年10月24日，而原序落款则为“民国廿七年十月廿三日夜，子恺记于桂林两江圩泮塘岭谢四嫂家”[9]原序，可见，在撰写日记之前，丰子恺就有日后结集出版的打算。

《漫画阿Q正传》画稿的再次创作也主要在这一时期完成。应友人之请，丰子恺将少部分画稿刊发于《文丛》《文艺新潮》。这批画稿主要创作于辞去桂林师范教师职务前后的1939年3月中下旬：“桂师已辞，浙大未就，无职身轻，画兴又作”[9]137，于是重作“八·一三”事变后锌板毁于战火的《阿Q漫画》。“驾轻就熟，一朝而获十幅。此画共计五十四幅……则预计五六天即可完成。倘舟车再迟五六天不至，则吾可在此完成此页，径寄上海开明印单行本，然后动身赴宜山。”[9]136-137据吴浩然《丰子恺漫画年表》《漫画阿Q正传》“（1939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16]，据龙谦、胡庆嘉《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该书194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于桂林[17]316，1943年版或为再版。

相比杂志撰稿，丰子恺这一时期出版图书较少。图文并茂的儿童战事画册《大同大姊姊》的创作完成于1938年。同年，该图书由特种教育社出版于桂林。“这册书，是高小学生的国语课外读物”，讲述了三个故事：

1.黄老伯伯养猴子——比喻日本侵华和我国的长期抵抗。

2.疯子、偷儿和强盗——比喻物质文明的单独发展和精神文明堕落的不幸。

3.大同大姊姊——讲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及世界大同的理想。[18]

《兴华大力士》应为《大同大姊姊》的姊妹篇，1938年同为桂林特种教育社所出版。此外，1939年，丰子恺还出版了《中文民歌五十曲》（开明书店）[16]。

二、编辑：《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中学生》杂志1930年1月由开明书店创办于上海。1929年，31岁的丰子恺，“任开明书店编辑。同事中有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周予同、傅彬然、徐调孚等”[19]。《中学生》创刊后，丰子恺与夏丏尊、章锡琛、顾均正同列杂志编辑。此时，《中学生》的宗旨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客之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由此出发，《中学生》设置了多个栏目，如《文章病院》《读者之页》《问答》等，与中学生读者展开互动。“许多《中学生》的读者都对音乐和美术感兴趣”，丰子恺便常答其疑，以尽指导和建议之责。他为《中学生》的撰稿，自然也常围绕着这一宗旨和理念①关于丰子恺和上海时期的《中学生》杂志，详见林素幸《丰子恺与开明书店——中国20世纪初的大众艺术》，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52-154页。。

1937年底，上海沦陷，《中学生》的“编辑部印刷所……被敌人的炮火轰炸”[20]2，杂志被迫停刊。桂林文化城时期，文化名流云集桂林，为《中学生》的复刊提供了人才保障。而较开明的地方政策、出版业的兴盛及便利的交通，更使复刊有望。在此情境之下，丰子恺曾在日记中调侃，鉴于停刊“一年半以来，青年学生以此相询者甚多，吾每答以‘不久终当复刊’，故今日竭力玉成之，使吾对询者可以践言耳”[9]144。

1939年3月27日（星期一）下午，丰子恺电联同在两江的傅彬然，“请其明晨来桂林，共商《中学生》复刊事。盖此次若不复兴，后恐不再有机会，直须到太平后复刊。昔曾子居师宾之位，尚有人讥其寇至先去，寇退则返。况《中学生》一册杂志，岂可于患难中逃之杳杳，而乱平后再来做生意哉？”[9]143次日，傅彬然便应邀前往桂林，与丰子恺、章雪山①应为章锡珊，字雪山，章锡琛二弟。等相聚商讨，并确定了分工：“晚章雪山兄宴客于美丽川菜馆。彬然被推戴为《中学生》主编。叶圣陶为社长，联棠为发行人。吾亦列名为编辑。固辞不得。”[9]144

经过多方努力，1939年5月5日，《中学生》杂志终于在桂林复刊，改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宗旨也应时变为抗战的主题：

旧的炸毁了，新的建造起来。一千个一万个被战争毁灭了，十万个百万个都从瓦砾堆中重建起来。只怕信念不坚，□（不）愁事业不成。《中学生》杂志，是抱了这种坚定的信念，在西南抗战根据地宣告复刊的。

在□（复）刊之始，我们愿意和中学生诸君共相勉励的——

第一是努力追求文化与智慧。用文化和智慧的光辉，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

第二是民族利益超过一切个人的利益，时刻准备为救国救民而奋斗。

第三是学习，工作，生活打成一片。生活是为工作，为工作而学习，而且从工作中学习。[20]2

作为复刊创办人之一，丰子恺“列名为编辑”，但正像他在《教师日记》中所记：“编辑之事，只能挂名。稿则自当随时写投也”[9]144，丰子恺对《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更多的贡献在于提供稿件。据现有资料统计（如表2），1939年，丰子恺共为该杂志撰稿三篇，均属抗战艺术理论类。这三篇文稿均十分重视中学生读者的接受特点，并结合抗战的形势，在传播知识的同时鼓舞热情，坚定信念。

离桂后，丰子恺依然不时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撰稿，内容和风格一以贯之，内容多涉抗战文艺理论，风格仍为平淡浅显，有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之情。1940年，《中学生》（战时半月刊）还有关于中国画书和画本方面的问答、通讯[21]。

三、发行：崇德书店

崇德书店“于（1938年）九月一日创设”[9]68，原是为了资助逃难同行的周丙潮夫妇、章桂及同乡杨乔。丰子恺“拿出三百元来，供他们进书和付房租用”[22]。书店设在桂西路南侧，“在开明书店桂林分店楼上”[23]，因桂西路“旧名崇德街，（丰子恺的家乡）石门原属崇德县”，故为书店取名“崇德书店”[22]。这既有怀念故土之意，也有崇礼明德之寓[24]。

“崇德书店的招牌由丰子恺亲笔题写。店务方面，周丙潮管理账目财务，章桂精于营业进货，杨乔则专管柜台。”[25]丰子恺多次在《教师日记》中提到崇德书店，如1938年10月24日、10月30日、11月5日、11月12日、11月13日、12月1日、12月5日、12月19日等，其或夜宿于此，或商其事，细节虽略，颇见关心。

崇德书店营业共计100天左右，却遭遇日本战机的数次侵扰。第四次大轰炸让桂西路变为“城市的大火”，书店的窘迫狼狈被巴金《桂林的受难》记载下来：“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最先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26]数次的轰炸最终让崇德书店被迫停业。龙谦、胡庆嘉编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中所录其“开停业年月”为“1938.9～1938.10”[17]141。丰子恺《教师日记》1938年12月29日对崇德书店被毁、经营状况和停业的情况记载稍详：“下午丙潮自桂林步行来此，云昨日桂林被空袭，崇德书店被毁，幸章桂、杨子才等勇敢抢救，损失尚不大。但三人生活自今即成问题。此店于九月一日创设，我为填本、设计，开明诸友亦帮不少忙。至今四个月，营业数为二千数百元，并不算坏，至少，四人生活可以维持。我原为救济四人而作，可算能达目的。但今后又成问题。商量结果，决计结束。……余款二百余元。除还客账外当归同人，彼等每人按月十元之薪均未支足也。我之填本，即作为资助，不求收回矣。”[9]68可知，崇德书店应停业于1938年12月29日，龙谦、胡庆嘉所录时间当为有误。

崇德书店似乎并未独立出版过图书，它更多的是作为开明书店出版物的发行书店，也兼售一些其他出版社的书刊。龙谦、胡庆嘉编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在《出版社、书店（书局）简介》中，并未录有崇德书店相关情况，仅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一览表（二）》中列“开停业年月”为“1938.9～1938.10”[17]141，地址和负责人等均无信息。之后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出版图书目录》中也未有崇德书店任何的出版图书信息。目前笔者所检索到的崇德书店出版图书有两种，一种为丰子恺《教师日记》，另一种为丰子恺《人生漫画》，均由章桂1944年出版于重庆，出版者为崇德书店，发行者却为万光书局。而此时，崇德书店已停业数年，且并未迁至重庆。吴浩然推测，这“可能是章桂念及崇德书店，又是出版丰子恺的书籍，挂一名称而已”[24]。

四、结语

丰子恺客桂时期，正值桂林文化城兴起之时。其撰稿、编辑、发行等活动，是桂林抗战出版和抗战美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桂林抗战出版的类型和形式，其中关于抗战文艺理论和绘画作品的撰稿，更是促进了桂林抗战美术运动的开展。

以上笔者从撰稿、编辑和发行等方面梳理了丰子恺客桂时期的出版活动，以求丰富丰子恺研究及桂林文化城抗战出版活动、抗战美术运动等方面的研究。但鉴于文献零散，一些回忆录和后人所辑史料又可能存在偏颇之处，本文对丰子恺出版活动的一些细节，如编辑《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的情况，甚至报纸文献，均不及详述，有待获得新的材料之后，再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