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芳敏 ，龚逐流，周 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中，媒介是公众获取疫情信息、进行危机沟通、缓解恐慌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渠道，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政府要求人们居家隔离、少交流、少外出、少接触时，人们对疫情等信息的主动搜寻行为以及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达到空前的强度与高度。在此背景下，人们在信息搜寻行为中形成的健康认知与健康信念影响了个体的防疫行为。换句话说，信息搜寻和健康信念是疫情期间公众防疫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人数高达9.89亿，其中20～29岁网民占比17.8%，这一年龄段中大学生占比较大[1]。长期以来，国内外有关信息搜寻、健康信念、行为改变的研究往往以正常的生活情境为前提，突发情境下的研究尚付阙如。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其信息搜寻与疫情防控行为有其特殊性。本文以湖南省武陵山片区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信息搜寻行为、健康信念与防疫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殊性，以期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交流与危机沟通的效果，为相关部门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策略，完善危机管理体制机制提供依据。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一）大学生群体与信息搜寻行为

信息搜寻行为源于使用者意识到对某种需要的认知，是其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激活记忆里所存储的知识或者在周围环境中有目的地搜寻信息的过程[2]。本文中的信息搜寻行为主要指用户为了应对健康相关问题、满足特定健康需求，而积极主动进行的一种信息获取活动[3]，更为具体的就是围绕疫情开展的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发现，用户的信息搜寻与其个人特征和情境因素有关[4]。李华锋等人发现老年人由于存在身体障碍、认知局限性、数字素养欠缺等方面的限制，在信息搜寻行为上较年轻人群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和差异性[5]。刘鑫发现不同性别的高校学生在信息搜寻的过程中各不相同，女大学生更愿意使用微博、微信等途径作为信息搜索渠道，而男大学生更愿意选择论坛、知乎等知识回答平台[6]。李晓静等通过对中外大学生的焦点访谈发现，在疫情情境下中国大学生多使用政务类媒体与社交媒体获得健康信息，但外国大学生的健康信息搜寻主要来自专业媒体和社交媒体[7]。即便都在新冠肺炎情境下，不同特质的个体的信息搜寻行为与信息搜寻渠道和偏好也各有不同（Yang，Rafaela）[8-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其信息搜寻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RQ2：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群体信息搜寻最有效的渠道或者媒介是什么？

（二）信息搜寻与健康行为改变

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或Health-related Behavior）最早于1966年由美国的两位学者Kasl和Cobb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个体为了预防疾病或者是在疾病发生的早期能够及时发现所采取的行为[10]。信息搜寻是用户或者受众基于自身的需要而开展的信息获取行为。通过健康信息的搜寻，用户会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更有利于受众对自身或者他人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和判断，以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以往的研究表明，健康信息搜寻可以帮助个体进行积极的行为改变（Dutta-Bergman M J，Upadhyay S）[11-12]。当个体认为自己处于危险时，就会更加积极地进行信息搜寻；当他们掌握的信息越丰富，也就越会听从科学指导来规约自己的行为（Rimal R N）[13]。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的预防行为与个体的信息搜寻有关（Minjung，Park）[14]。健康信息搜寻的水平高低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健康程度（David et al.）[15]。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群体的信息搜寻正向影响其防疫行为。

（三）信息搜寻、健康信念与防疫行为

健康信念理论是解释人们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范式。该理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感知到疾病的威胁以及采取健康行为预防疾病的信念，具体为感知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知利益（Perceived Benefits）、感知障碍（Perceived Barriers）与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等[16]。健康信念理论模型还指出积极因素增加了促进健康的行为，而消极因素则减少或抑制了人们的健康行为[17]。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众多学者认为公众对疫情采取的预防行为可能是由个人的健康信念决定的（Tam，Bechard L E，Guidry J P D，Sunhee Kim，Costa）[18-22]。董才生等认为，个体采取推荐的防疫行为，一是取决于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COVID-19的威胁，二是取决于采取防疫行动获得的利益与采取防疫行动遇到的障碍之间的差值[23]。Rayani M.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的预防行为与个体的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和健康信息搜索相关[24]。Soumya Upadhyay将健康信念模型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并发现信息搜寻可以通过健康信念影响到人们的健康行为[25]。据此，新冠肺炎疫情中，信息搜寻行为如何影响大学生的疫情预防行为？健康信念能否在其中起到有效的中介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信息搜寻可以通过感知易感性正向影响大学生的防疫行为。

H3：信息搜寻可以通过感知严重性正向影响大学生的防疫行为。

H4：信息搜寻可以通过感知利益性正向影响大学生的防疫行为。

H5：信息搜寻可以通过感知障碍性正向影响大学生的防疫行为。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信息搜寻是本研究的自变量，中介变量由影响健康信念的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性和感知障碍性四个因素构成，防疫行为为因变量。

二、研究方法

本文遵循量化研究规范，以湖南省武陵山片区高校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研究数据。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情况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正与优化后，向调查对象发放正式调查问卷，并由调查员辅助调查对象做好问卷调查。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时间为2020年11月至12月。调查组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23份，有效率为90.38%。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信息搜寻、健康信念和防疫行为上的规律与特征，揭示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内在关系。

（一）样本描述

在723份有效问卷中，男性318人占44.0%，女性405人占56.0%；年龄在16～20岁为505人占69.9%，21～25岁为202人占27.9%，26～30岁为16人占2.2%；专业分类按照2020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文史类专业学生158人占21.9%，理学类专业学生135人占18.7%，工学类专业学生81人占11.2%，医学类专业学生104人占14.3%，艺术学类专业学生47人占6.5%，管理学类专业学生61人占8.4%，教育学类专业学生65人占9.0%，其他类专业学生72人占10.0%。汉族学生523人，占72.3%；少数民族学生200人，占27.7%（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对象性别、年龄与专业分布表

（二）变量测量

在调查问卷设计上，本研究通过预访谈来收集关于相关变量的信息，结合已有相关研究的量表从中筛选出适用的表述对变量进行测量。

首先，自变量信息搜寻包括信息搜寻渠道、信息搜寻内容、信息搜寻频率和持续关注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4个题项。受访者的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1到5程度递增：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从网上进行信息搜寻的强度越大，从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度越高。

其次，健康信念通过10个题项进行测量，其中，感知易感性由以下3个陈述测量，分别是：“我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我对新冠肺炎的抵御能力较弱”以及“人们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感知严重性通过1个题项进行测量：“感染新冠肺炎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感知利益由以下3个陈述测量，分别是：“做好防护措施，如戴口罩可以有效预防新冠肺炎”“如果做好了防护措施，感染新冠的概率就会降低”“做好防护措施有利于我的健康”；感知障碍通过3个题项进行测量，分别是：“做好防护措施对我来说很困难”“购买和使用防控物品，如口罩、消毒液对我来说很困难”“戴口罩让我感觉不舒服或麻烦”。受访者的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1到5程度递增：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最后，因变量防疫行为，通过以下3个题项进行测量，分别是：“我会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社交”“我出门会戴好口罩”“我会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预防新冠”，受访者的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1到5程度递增：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测的方法通常采用Cronbachα系数值为衡量指标，信度表明量表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文使用 Cronbach's Alpha系数计算量表信度，α系数在0.65～0.70被认为信度可以接受，0.70～0.80可信度良好，0.80～0.90可信度非常好，α系数越大可信度越高。表2是各变量信度检验结果，α系数均在0.70以上，表明信度良好。

表2 信度检验

效度分析主要用来评价量表中各个题项的设计是否合理，运用KMO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验进行效度分析。本文的信息搜寻、健康信念和防疫行为的量表已经被许多实证研究采用并证实有较好的效度，在设计测量信息搜寻、健康信念和防疫行为等变量的正式问卷时，又借鉴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的测量指标，而且还通过预测试对问卷中的问题进行调整修改，以确保问卷的效度。本研究通过SPASS软件采用主要成分分析法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775，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0（如表3所示），检验结果显著，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大学生人口学变量与信息搜寻行为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搜寻行为为因变量，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学科专业、民族）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数据显示，不同性别和专业的大学生在新冠肺炎信息搜寻行为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大学生性别和学科专业与信息搜寻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大学生的年龄、民族与信息搜寻行为相关性不明显，即在校大学生的年龄、民族与其信息搜寻行为无关（见表4）。由此对RQ1作出了回答，大学生的性别、专业与个体的信息搜寻行为存在相关性，其中性别对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最大。

表4 社会人口学变量与信息搜寻系数表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女大学生的信息搜寻行为高于男大学生，这一结论与彭艳的实证发现一致[26]。国外有学者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表现出更高的担忧和恐惧，因此也更愿意搜寻信息与采取预防性措施（Nicolás Bronfman et al.）[27]。同时，我们发现医学类专业大学生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明显高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

（二）大学生信息搜寻行为的媒介选择

为了回答 RQ2，我们对样本健康信息搜寻的媒介选择进行了分析。在媒介选择上，社交媒体的使用人数最多，有58%的大学生选择使用包括微博、微信、快手、抖音在内的社交媒体进行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搜寻；通过传统媒体进行信息搜寻的大学生占比17%；选择人际传播进行信息搜寻的占比12%；选择视频客户端进行信息搜寻的占比8%；通过门户网站进行搜寻的大学生最少，只占样本的5%（见图1）。这样的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美国学者Anderson M发现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群体正在转向拥抱社交媒体[28]。Campbell K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们主要从社交媒体获取COVID-19知识，并采取不同程度的预防措施[29]。

图1 受访大学生信息搜寻行为的媒介选择

（三）大学生信息搜寻、健康信念与防疫行为的相关性

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群体的信息搜寻、健康信念和防疫行为这3个主要变量的相关性见表5。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信息搜寻与防疫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H1初步获证。与我们的研究一致的是，一项有关MERS传染病的研究表明，个体进行信息搜寻的意图越高，对相关信息的处理和互动越多，预防MERS的行动意图就越高[30]。

表5 信息搜寻、健康信念和防疫行为的相关度矩阵

（四）中介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中的中介效应，本文以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的信息搜寻为自变量，采取的防疫行为为因变量，中介变量则是健康信念的4个维度：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和感知障碍，以此对模型进行检验。我们运用M-plus分析软件，采用了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了数据的具体检验，同时对研究样本进行了3000次的抽取，从所得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来看，模型的χ2/df为2.81小于3，RMSEA值和SRMR值分别为0.057和0.056，均小于0.08，CFI值为0.926、TLI值为0.911，均大于0.9。因此，我们认为模型拟合度较好，如表6所示。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通过中介检验，发现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感知易感性对信息搜寻与防疫行为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因此研究假设H2被拒绝；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的信息搜寻行为可以通过其感知严重性正向影响防疫行为，因此研究假设H3获证；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的信息搜寻行为可以通过其感知利益正向影响防疫行为，因此研究假设H4成立；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的感知障碍在信息搜寻对防疫行为影响上也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研究假设H5成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与感知障碍在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搜寻与防疫行为中起到了中介效应。其中，感知利益的中介效应最为显著，其次为感知严重性和感知障碍，这也启示我们在信息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大学生群体的感知利益、感知严重性以及感知障碍。

四、结论与讨论

（一）性别与专业是影响大学生信息搜寻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主要从性别、年龄、学科专业、民族4个人口学变量对大学生信息搜寻行为进行考察，数据显示：性别是影响大学生疫情期间信息搜寻最有效的人口学变量，女生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高于男生。同样发现，女生对媒体的使用和疫情的认知高于男生，女生主要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搜寻，这与陆高峰的实证结论高度吻合，即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女性用户最先通过微博获知信息比例高出男性19.8个百分点[31]。除性别外，大学生所学专业也影响着他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搜寻行为。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健康信息搜寻的总分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医学类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将搜寻获得的信息转发给家人和朋友，进行防疫科普。在我们看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于专业与责任，医学类专业的学生主动通过信息搜寻和互动成为防疫“意见领袖”，为防疫科普和疫情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在后续的疫情防控中，要充分重视女生和医学类专业大学生的重要作用。

（二）社交媒体是大学生进行信息搜寻的主要渠道

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进行疫情信息搜寻的媒介主要是微博、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介。在新冠肺炎暴发期间，公众主要从社交媒体搜寻和获取相关健康信息，并与家人、朋友进行互动，进而改变行为。早在2010年的H1N1流感暴发时，就有实证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是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取流感信息的主要渠道[32]。新冠肺炎疫情中，诸如“丁香医生”在微信平台上对疫情发展与感染人数的实时通报，有效提升了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强化了公众的防疫意识。社交媒体的无限渠道、无时无刻、无限内容，使得健康信息的传播更为多维、全面和及时。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生“搜我所需”的信息集市。此外，由于疫情大学生群体线下的互动被限制，他们只能通过如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与社会建立线上的连接，介入疫情事件的现场，如李文亮微博下的“哭墙”与“双黄连事件”的吐槽等。Kaya T也发现，人们试图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搜寻建立与变动与社会的联系[33]。因此，在下一步的疫情防控中，如何提高社交媒体疫情信息的质量是疫情防控和管理的关键。

（三）感知利益是影响大学生防疫行为的最有效的变量

对信息搜寻和健康信念的回归分析发现，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性和感知障碍对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防疫行为存在影响作用，其中感知利益性对防疫行为影响最为显著。具体而言，当大学生意识到防疫行动的益处大于障碍，他们就会做出积极的防疫行为，这与董才生等人的研究发现一致，即个体采取防疫行动的可能性取决于对该行动可能带来的益处和障碍的权衡[23]。诸如印度因节日庆祝、宗教集会、地方选举等大规模聚集活动让疫情状况更为恶劣，华盛顿大学暴发聚集性疫情，英国数十所大学出现聚集性感染等，就是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追求、集会交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个体感知风险的障碍。当感知利益被诸如上述的感知障碍所遮蔽时，人们就不会采取最为科学、健康的防疫行为。这也从侧面表明了只有当大学生认为自己会感染新冠肺炎，并且认识到做出防疫行为带来的益处时，才会更加积极地采取防疫行为。这也从另一个维度说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要强化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和防疫的好处，以进一步激发公众防疫行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

（四）信息搜寻可以通过健康信念影响大学生的防疫行为

媒体在发生传染病暴发等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可以发挥较强的干预作用[34]。数据显示，信息搜寻对防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大学生通过在网上搜寻新冠肺炎相关的健康信息可以积极改变其抗疫和保护行为，具体表现在规避人群聚集、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这与已有的研究发现吻合，即利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搜寻和获取对个体防疫行为有正面的影响[35]。数据分析发现，健康信息搜寻在影响大学生防疫行为时还存在一些中介因素。健康信念的相关变量，如感知严重性、感知利益与感知障碍在信息搜寻对防疫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对某一特定事项积极地进行信息搜寻活动，并据此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就会带来信念上的改变，从而引发与此相关的积极行动[36]。我们发现，大学生的信息搜寻行为可以刺激其健康认知，重构大学生的健康信念，重新匹配和调试感知利益与障碍的关系，进而带来积极的防疫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