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一、引 言

回首改革开放40 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始终维持了较高的增速，即使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也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增长韧劲。对于上述特征，部分文献将之归结为经济体制转型的积极成效(Song 等，2011)，部分文献认为此源自于政府主导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徐朝阳和林毅夫，2011)，然而，更多文献将此视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即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为谋求政治晋升所采取的“稳增长”策略(周黎安，2017)，尤其是对公共资本的重视(金戈，2016)。纵观我国宏观调控历史，无不凸显了公共资本的逆周期扩张在稳增长中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更被认为是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与“老基建”相比，“新基建”不仅具备“市场一体化效应”，还可以“赋能”于资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Banerjee 等，2020)。同时，公共资本还可能借助地方政府债务来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因此，精准甄别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挥以“新基建”为主的公共资本结构调整优势，挖掘其“稳增长”潜力，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起始于探讨公共资本的不同模型化方式对动态模型均衡稳定性的影响(Barro，1990；Greiner 和Kauemann，2007)。另外，理论研究在剖析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同时，还强调面对要素配置的影响并为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Turnovsky 和Fisher，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