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群

“后来呢？”小男孩急迫地追问。

“后来小朋友的奶奶就把她藏着的钱拿了出来，小朋友喜欢什么，她就买什么给他。”妈妈用轻描淡写，又有点羡慕的语气说。

“再后来呢？”男孩追问。

“再后来小朋友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点没有哭闹。”妈妈说。

“他妈妈呢？”

“他妈妈还在原来的地方呀！”

“他妈妈没有跟他一起！”男孩提高音量，抗议着。

“有什么关系，小孩考上大学就可以去找他妈妈了呀，然后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都说了许多遍了。”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低落和纠缠，妈妈没有安慰一下，甚至都有点不耐烦了。

没有太阳，没有风。天气似乎已经转暖，草木仍然枯黄，路边的土地板结，泛着乌白。

母子俩穿过小镇，越过一道堤坝到达渡口。首先映入男孩眼帘的是嵌在干涸的河床上的一艘搁浅的小木船，他立刻忘记了刚刚那个不符合心意的故事，放开妈妈的手，小跑着奔向那只比玩具大不了多少的小船。船底埋在泥沙里，船沿已经腐烂。男孩绕着小船研究起来。

“水呢，水呢？”河床里到处摊着破烂的塑料瓶子、枯树枝和不规则的石头。没有水。

“等会再玩，”妈妈说，“先找到你奶奶。”

此刻，礼拜二的午睡时刻，除了这对母子，这个地方空无一人。手机上的导航系统里，河堤对面的村庄只是一个不规则的蝌蚪状小岛。再加上头顶厚厚的乌云，像一个粗制滥造的灰罩子，河堤上的房屋在罩子下显得隐隐绰绰、没有生气。小男孩刚刚爬上船沿，还没站稳，妈妈拽住他的手催促他继续走。小孩无奈地跳下小船，踩上干涸的河床。地面比想象的要松软，头两步，还颇让他觉得有趣，没走几步，突然一脚下去，冷不丁踩到了一摊烂泥，“扑”一下溅到了他白色的球鞋上。这双新鞋是特意为今天的这趟“看亲戚”的旅行而买的，他可喜欢着呢。

这个五六岁的男孩涨红了脸，瞅着自己的鞋，想伸手去擦又缩了回来，仰起头看向母亲，“不能坐车吗？”

牵着他的那只手继续摆动，算是回应。他不死心，讨价还价说，“三轮车也行。”

妈妈看上去还很年轻，脸颊圆鼓鼓的，带着些稚气，背一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手上拿着一只手机，这会儿心事重重，儿子的话，她像没听见。男孩也毫无办法。不仅鞋子脏了，还又饿又渴，刚刚经过镇上，有许多商店，妈妈也没有停下来为他买一瓶可乐，或是一只冰淇凌，她的理由是，“这地方的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吃了会拉肚子。”他半信半疑，但无从反驳，只好闷闷不乐地继续走。一条窄路从河床底部呈斜角向上升起，渐渐到达堤岸。这是一条蜿蜒曲折，不见首尾的土堤，一排排砖房民宅立于其上，堤坝上不见人影，像被封锁的禁区。男孩总算明白过来了：这样的路，不要说公交车，就是自行车也骑不了。

一半是表演，一半是失望，早上还积蓄满满的能量的小身体像戳了个小洞的汽球，一点点松软下来。

离他们最近的两扇门上都挂着锁，窗户玻璃上灰尘厚重。路面寂静，好像一把大扫帚，刚刚从堤坝的上方一路清理，把灰尘、声音和食物的香气，统统清理了出去。年轻的女子又朝堤坝的两头张望了一下，最后，她试着朝左边一百米外一处晾着衣服的房子走去。

她的直觉是对的。门是开着的，门里，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年妇女，头上裹着头巾，坐在椅子上发呆。

“老人家，请问程改珍家怎么走？”

老人受惊似的站了起来，也许这个几近无人的村落，出现了陌生人，使她一时间有点不适。她殷勤地伸长脖子，把耳朵侧过来，“哪个？”

年轻的女子又重复了一遍。

“哦，认得认得。”老年妇女的眼珠子上上下下地转，在落到孩子的脸上时，发出了一声突兀的叫声，“呀呀呀！”

男孩被吓了一跳。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老年人突兀又没礼貌的发问声听上去很刺耳，年轻的妈妈笑了笑，没有回答。老年妇女意识到不妥，指着西头说，“朝前走，走，再过去十几家，走过一个两层带院子的红砖楼，再过去那间矮房子，就是那！”

母子俩继续朝前走。

男孩的父亲比她足足大十岁。她是在一个饭店后厨打工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在一个路边摊帮过路卡车补轮胎加水，每天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可是有一天，他下了班洗好澡，站在马路边。天还没有黑，那时候就经常见不到好天了，没有落日，也没有晚霞，但刚刚亮起的路灯照在他的脸上，她惊讶地发现他长得很好，个头高，鼻梁挺直，额头光洁，把那件廉价的T恤穿出了很值钱的感觉。从那以后，有事没事，她就往他的修理车间跑。他坐过牢。坐过牢的事是他同事告诉她的。他自己没否认，也没透露过细节。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跟人说话的时候，他先哈一下腰。有一天下大雨，她被淋成了落汤鸡，经过他的店门口，她一抬头，看到他满脸愧疚地看着她，好像那雨是他安排不当造成的。真有意思！她忍不住乐了。而且，他厚实的身板不像坐过牢，倒像练过武功，他拖出轮胎，轻轻放下，一看就是力大无穷，却又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有那双跟他年纪不符的粗糙的、从来不精心洗一洗的手，让人相信他真的在不干净的地方待过。她送过一块进口的香皂给他，他却一次没用过，唯恐把倒过霉的痕迹洗掉。

他几乎不提自己的家，只有一次，他们聊到将来，他说，“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像电影里一样，拎着一只脏兮兮的破麻袋回家，往门前一放，让我妈亲自拖进房门，打开一看，咦，全是钱！”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完全不像在开玩笑，这个美妙的场景更让人想笑，她笑得停不下来，觉得这可能性不是没有。

她老家有四个姐姐、一个弟弟，她根本不受重视，但在他这里，她完全占着上风。像是某种补偿，他洗衣擦地，买菜做饭。她稀里糊涂就怀上了孩子。怀孕期间没有任何反应，能吃能睡。发现怀孕可以不用上班，她也就乐意继续怀着。他上班前为她做好早饭和中饭，晚上下班带菜回来烧給她吃。孩子轻轻松松、理所当然就生下了。但是生完孩子她就意识到错了。有一阵子，她玩心很重，跟朋友到处跑，卡拉OK，酒吧，电影院，把孩子丢给他一个人;有时在外面玩到半夜，回到家还骂人，他一问，才知道是因为买不起想买的手机。她显示出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火爆脾气，他呢，一发了工资就全部拿给她，就图她那一时的高兴。他越这样，她越是不容易高兴起来。可不是嘛，钱太少，她这么年纪轻轻就被孩子捆住还一无所有！他试探着提结婚。她一听就怒了，她怎么能带他回家呢，怎么跟父母解释，跟个一无所有还坐过牢的男人？！但她不愿离开他，如果他有吃喝嫖赌中任何一项，或者打女人，她都有勇气这么干。他又带孩子又上班，累死累活从不抱怨，脸上还挂着一副有罪要赎的神情，她留下来了。

孩子一两岁时最麻烦难带，莽撞不老实，喜欢纠缠大人，让她分不开身，她心烦。有一次她刷朋友圈。一篇文章里说“智慧和见识才是一个男人真正重要的东西”，她突然觉得他身上的那些优点并不那么迷人，她忍不住说了出来，发完火就站起来收拾行李。一只行李箱装不下她所有的东西，再加上他垂着头罪该万死的样子，让她又懒得动身了，重新对他树起隐隐的幻想——万一好运光临好人呢！不幸的是，比发财来得更早的是他的肠癌。在一家乡镇医院接受了长达五小时的手术后，他的状况还算好。她问他要不要告诉他家人——像所有预感大祸临头的外乡人一样，她第一时间想到“家”。他坚决摇了摇头。他只接受了两次化疗，认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痊愈。刚刚还清欠下的债，病情就加重了，得知癌细胞转移到肝部，他被击垮了。她记得最后的几个星期，他已经面目全非，不论是外貌还是性格，完全变了个人：面色苍白，神情茫然，头发一簇簇掉在枕头上，甚至沾在唇边，都不愿伸手抹去。过去修长结实的肢体，像一根枯树歪倒在床头。她带着孩子睡在他床边的地上，半夜听到他在床上喘粗气，想翻身又没力气，她又吃惊又害怕，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的父母。

“没有用麻袋拎钱，还把自己弄死了，”他说得磕磕绊绊，停顿了片刻，又用难以遏制的哽咽声音补充说，“还不如……”

她斜着眼睛打量他，发现他瘦得像个孩子。脸上只剩下皮，他的侧影更有棱角，更漂亮了，像一尊古罗马铜像。

他要死的时候，她反而更频繁地往外跑，待在屋子里她覺得憋闷。有一个周末，她去朋友的理发店斗地主，晚上回来的时候，她躲在转不过身的卫生间修脚趾甲，听到他正在和孩子说话。五岁的孩子头天被人揍了一顿，脸上的淤青还没有消除。为此，她曾怂恿儿子打回去，“还一次手，打得重重的，他就不敢再有下次了。”儿子向她保证明天打回来。可是，她听到他小声地跟儿子说话，“不要听你妈的，不能动手打人。”

儿子说，“要是他先打我呢？”

“那也不要还手。”

“为什么呢？”儿子正在看动画片，眼睛没有挪开，他顺口应着父亲，但并没有放到心上。跟他父亲一样，这个孩子同样拥有光洁的额头，挺直的鼻梁，两只微微外扩的耳朵，他个头还小，两腿偏长，将来也是个高个子，她担心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老好人。糟糕的是，他还在灌输这个东西。

他说，“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他说，“从前有一个人，本来他有妈妈，有家，但是，因为他打了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打了谁？”

“一个坏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骂人、喜欢偷东西的坏人。”

这算什么故事！？要不是看在他病得可怜，她真的要笑出声来了。

孩子没有听懂，但他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了，“他妈妈哪里去了？”

“哪里都没去。”

孩子放心了，继续看他的电视。

“是他坐牢去了，再也见不到他妈妈了。”

“坐牢是什么？”孩子问。

他的声音无力、柔弱。隔着了堵墙，她都能想象他的表情有多痛苦，“差不多就是死了，”他补充说，“特别是对他妈妈来说。”

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坐牢。换了是以前，她会凑过去打探，她曾经对他的这些事好奇着呢。

孩子可不像她，他不再发问。

他的父亲接着说：“打人的要比被打的吃亏十倍。”

孩子再也没有回应他，她听到他中气不足的声音再次响起，“要忍耐。”

剩下的日子，他不仅对她挂着那种亏欠的表情，对儿子也同样如此。他的模样，像一个肇事逃逸的司机，把她和小孩留在乱糟糟的现场，一边后悔，一边逃窜。

他的负疚的神情保持到临终前一刻。但他的死使她的日子更难过了。她失去了全部自由，不得不出去上班，挣的钱还不够付房租，为了带小孩，下了班哪儿也去不了。每天都有无名之火往外冒。她的朋友说，“你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对，不是办法。”

她的包里，带着孩子稍微新一点的换洗衣服，以及父子俩的照片，更主要的，是他父亲的骨灰盒。这些东西又大又重，背在肩膀上，使她的脖子不自觉地前倾。

堤坝拐了一个小弯，他们先看到了一条看不到首尾的大江。江面上，形态硕大的、颜色不一的大轮船在村庄前面的江面上流动，江水在摇曳，显得神秘而生机勃勃。

“大船，大船！”孩子伸出手臂指向江面，发出一连串惊喜的尖叫声。

看到儿子的兴致那么好，年轻的女人显然也很高兴，她慷慨地许诺说，“你可以天天看，看个够。”

“哇哦！”孩子欢呼起来，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堤岸上回荡。

再走一段，一间房子面前，站着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看第一眼就准确地明白这是他的母亲。

和她死去不久的男人一样，老太太长着两只稍稍外扩的耳朵，脸的轮廓，醒目的额头——她好像看到年老的他，已经不算光洁，但仍然与众不同。老太太的一只眼睛是瞎的，另外那一只，有点发愣，也有点不知所措——好像打破寂静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年轻的女人一下子感动起来，推了推身边的男孩，“喊，喊奶奶！”

男孩不吭声，眼前的老人太暗了——灰白的头发贴在头皮上，笑容装满嘴角的皱纹，衣服和鞋子也都是黑灰色的，整个人像被皱巴巴的塑料袋包着。这模样的“亲戚”，让他大失所望，但他还不懂得精准地表达出来，反而显得更木讷，他歪了一下肩膀，警惕地保持着距离。

“谁啊？”老人微微眯起好的那只眼睛，想看清来人的面容。

“我们是来找您的。”年轻的女人说。

“啊，坐，坐，多谢多谢！”  她的口音也很熟悉，显得更加亲切，年轻的女子想把背包卸下来，又想起什么，只是往上提了提，她忍住了。

这间窄小的房屋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屋檐的窗户下码着芦柴，堂屋里一张四方木桌，上面铺着一块塑料花桌布。桌上有一只老式的热水瓶和一个白色的玻璃杯。看得出这位老人独居已久。

老人用手背揩拭着眼睛，瞅了孩子一眼，又瞅了孩子的母亲一眼，她仍然挂着一个明事理、好脾气的人才有的亲切，目光经过年轻女人背后的包，又转回到她脸上。

“谢谢你们来慰问，走了不少路，累了吧？我也没什么招待你们，给你们煮几个鸡蛋吧，自己家养的鸡。”她这么说着，但站在原地没有动，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为不够诚挚而难为情。

年轻的女人明白老人误会她的身份了：“我不是做慈善的，我带您的孙子来看您。”

“我没有儿子。”她快速地回答，根本不假思索，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友善。

“您叫程改珍吗？”

“我就是。”

“您是不是有个儿子叫范和平？”

“我没有儿子。”

“这里是江心洲三大队吗？”

“是。”

“这里还有别人叫程改珍吗？”

“就我一个。”

年轻的女人扫了扫空荡荡的村子，补充问道：“以前有没有别人叫程改珍？”

“一直就我一个。”

回答这个问题时，她挺了挺腰，好像要迎接入侵者的谈判。

年轻的女人突然提高了音量，“我是从马鞍山来的，天没亮就动身了。”她发作的口气像一个任性的小孩，明知要不到玩具还要最后一搏。

男孩振作了一下，平常这个时候，他可以躺在自家的小床上睡个午觉，这会儿，一只瞌睡虫爬上他的眼皮，他坚强地晃了晃脑袋。媽妈恢复成平常的样子——被一种深深的、随时会爆发出来的怒气所笼罩的样子——使他意识到某些隐隐的欢乐落空了，他无精打采地叫唤，“妈，水，我要喝水。”这是个颇能自控的孩子，但口气里已有愠怒。

但是母亲毕竟是母亲，她成功地调整了自己的语气，声音里增加了更重的东西，“地址是他给我的。”为了强调，她推了一下边上的小孩，“这是他的儿子范思哲。”她把“儿子”两个字的力度加重，把往她怀里缩的孩子大力往外一扯。就是最生他气的时候她好像都没这么大力过。小孩一阵慌乱，他挣脱了母亲的手，却又立刻箍住母亲的腿。

像年轻的女人希望的那样，老太太的眼睛停在孩子的脸上，但是，看了一会儿之后，她恢复成原来的自己：有点发愣，有点不知所措。她说，“闺女你怕是找错地方了。”

不死心的年轻女人失去了耐心，几乎是吼叫着亮出了另一个证据，“范和平大臂上有个褐色胎记。”她伸出右手，朝左臂比划了一下。

“哦哦，”老人点着头，眉头皱在一起，努力想理解这些话，她竭力表现着自己的好意、耐心和善意。等年轻的女人停下来之后，沉默的空气在门前盘旋了一会儿，像是怕伤到和气，老人轻轻地说，“可是我是五保户啊，我吃政府救济，逢年过节，许多好心人都送东西来。”她声音谦卑但空洞，没有波澜。

说完她就等在那里，好像她的任务就是随时变魔术一样变出新的证据来。

“他爹呢，他爹每顿都要喝三两酒！”

“我老伴……都死了十来年了。”温湿的空气中弥漫着老年人散发出来的陈年气息，沉闷得让人窒息。年轻的女人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铁青着脸，环顾四周，果然，门口摆放着一双黑色的女式旧胶鞋，晾衣绳上的几件衣裳一看就是女人的——这里的的确确只有她一个人生活的痕迹。

这个老太太，不像个正常人，毫无变化，十分平静，像一块石头，男孩子觉得她又古怪又难看，他只想离她远一点，“妈，她不是我奶奶。我们回家吧。”男孩轻声嘀咕。

“什么？”年轻的女人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走哇！”男孩急了，向母亲低声埋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年轻的女人下定决心似的盯着老人，试图发现她眼睛里的破绽。这张脸镇定安详，既没有良心不安，也不像得了老年痴呆。仿佛看穿了年轻女子的心思，老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找错地方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沿江一带，还有好几个村都叫江心洲。”

“什么？”

“就连送信的也经常会送错！”

“那几个江心洲远吗？”年轻的女人看到了希望，打起精神问道。

“我倒没去过。”老太太歉意地说。

“你们村上有人去过吗？”

“我们村上也没几个人在家。”老太太向堤坝两头望了望，“你回去的渡口，有一个胡大姐在带孙子，你问问她。”

“我们走吧。”沉默了一会儿，年轻的女子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走。”疲倦的孩子一下雀跃了。

母子俩向来的方向走，那个没被认领的孩子连蹦带跳地冲在前头，好像走慢了会被老太太拖住似的，年轻的女人身上还背着厚厚的双肩包，看上去更重了。程改珍微微仰起头，满怀怜悯而又茫然无措地目送他们的背影。一开始，他们的背影似乎还是那么陌生，就像从来没有停下来跟她说过话，但是在越走越远的过程中，两个人脚下的尘土好像把他们托了起来，又好像那干干的尘雾直接弥漫进了她的眼睛里。

整个堤坝上现在只剩下程改珍和她的几只无所事事的鸡，仿佛四周又回到了陌生人来之前的样子——为她所独有，但是，像是有什么东西压住了肩膀，她无力地坐回到椅子里，歪过头，瞪着两人消失的方向。

渡口的胡大姐抱着刚刚睡醒的孙女一路颠过来，她四周看了一看，“程大姐，你怎么让你孙子走了？”

“我没有儿子。”

“你又忘了？”

“政府在养我呢，如果我有儿子——”

这事她记得清楚。好几年前了，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的乡干部，穿着白色的衬衫，一口整齐的牙齿。他手上拿着一叠纸，对她说，她的条件符合五保户政策，他来帮她办手续。那时她胃溃疡，疼得直哆嗦，听了几遍才听懂他的话。

“摁个手印就行。”他同情地看着她沁出汗珠的额头，亲切地说。

“可是我有儿子呀！”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根棉纱，很确定的样子。

“好好，我们都相信您，”这个年轻干部脾气特别好，礼貌又耐心地俯下身子做她的工作，“签个字对您老没坏处啊！邻居都签字证明您老伴过世后您就一个人过。为您自己想想吧。就算您有儿子，”干部微笑着说，“政府也可以照顾您。”

领到救济金之后一一她还了卫生所、小卖部和邻居们的钱。她算是松了一口气，见到人，她总算不那么难为情了。

“哎呀，这是假的呀，大家知道你儿子失手打死了他继父老子——没人要逮他，是他自己胆小一直不敢回来，”胡大姐急得直跺脚，怀里的孙女被吓得一愣一愣的，“我一眼就认出你孙子来了，跟你儿子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突然，“嘟——嘟”，一条大船无缘无故地鸣响汽笛，程改珍一把捂住自己的脸，好像这声音是一根竹竿，朝她的耳边用力挥过来。她站立不住，身子轻轻摇摆了一下。

“想起来了没，想起来了没？”

程改珍抬脸茫然地看着胡大姐。

“你第一次到村里来，你儿子，五六岁，两只招风的耳朵，额头方方正正，就跟今天见到的那个男孩简直一个模样。经过渡口的时候，他可高兴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船，在渡口，他不肯下船，想划一下阿三手上的桨！你吓唬他说，再碰人家的东西，小心把你送回去。我都听见了呢。”

看着胡大姐激动的样子，程改珍努力搜索着记忆。

“你儿子那么喜欢水，天一热就往水里跑，仰泳、蛙泳，光着身子在夹江里扎猛子，跟小伙伴比赛憋气，轮船经过的时候，他在岸上看得发痴……他的手臂上有一个褪色的胎记，原来只有指甲盖大，后来他长，胎记跟着他一起长大了许多。”

“ 我有儿子啊？”程改珍的脸上渐渐展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接着，喜悦罩在她的眼皮上。这喜悦，如此短暂地停留之后，就像一块玻璃碎片把脸皮划开了一个口子，她的脸上很快出现了极为痛苦的神情。

“我有孙子啊？”她叫唤着，这挤压变形的声音如此细弱，又如此喑哑，甚至都不像是人的声音。

胡大姐鼓励地看着她，“追啊，快！”

像有一股狂暴的力量从天而降，推了她一把，她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拐过那道小弯，没有人;她继续往渡口跑。下了河堤，她好像看到有兩个模糊而又熟悉的影子站在那条搁浅的烂了底的船边。

“等一等，等一等！”她喊着，迫不及待地迈开左脚。

一个趔趄，她一头栽倒在坡地上，向下滚了几滚才停住。剧烈的疼痛袭来。她的躯体仿佛被刀一切为二了，一半麻木不仁，不像属于她;另一半刺痛不已。这痛感仿佛一根吸管，把她身上的气往外吸，吸一次，麻木的范围就大一些，疼痛的那一半越来越小，最终，她觉得自己轻如毛发。

在她的上方，瘦削的未发新芽的树干秃噜噜地支在半空。干硬的风打在她的额头，她的耳朵贴在干涸的河床上，在她干涩的眼眶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从小船边走开，走向对面的小镇，伴随着渐行渐远的的脚步声，程改珍模模糊糊地仿佛听到了这对母子的对话——

“你不是一直想养一条狗吗？”

“嗯。”

“你外公家有一条小狗。小狗可乖了，你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外公会把它送给我吗？”

“你去了就是你的。”

“真的？”

“真的。”

这对母子的对话声连同他们轻微的脚步声，在寂寥广阔的堤坝消散、沉没了，后来一切归于平静，天也渐渐黑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