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勇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后疫情时代的今天，一息万变的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将以何种新的面貌出现？以“废弃物”做为艺术实践的媒材，其所涵盖的信息、所指涉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相对于上个世纪，如今，生态秩序不断复杂化、生活方式不断多元化、信息传播不断快捷化，以及伴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我们所能应变、选择的立场是什么？又以何种艺术方法与途径去提出问题？让艺术生产在打破与重构中具有面对当下的话语力量。

上个世纪初以来，从杜尚的“小便池”对传统审美的拒绝到极少主义对“物”与“场”的强调;从波普艺术、法国的新现实主义到意大利的贫穷艺术、日本的“物派”运动;从劳申伯格用废弃的现成品创作装置到九十年代许多艺术家以“废弃物”为媒材，进行众多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探讨，无不把“物尽其用”推向极致而促成艺术观念、藝术语言和艺术方法的突破。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逻辑的线索。在这条线索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形而上的现代主义所坚守的立场，从崩塌的那一刻开始，世界已被重新纳入到艺术的创作之中，日常、现场与社会剧场逐渐成为物与身体表演的舞台。从关注形式联系所产生的想象到强调物的语言转化所指涉的精神性、问题性，再到注重身体参与、介入于物与场的关系之时，对过程性价值的确立、对场域的文化内涵和功能意义的唤起，无不推动着艺术观念的时代更新、艺术体验的维度扩展和艺术边界的前沿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