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

典故，除了语典、事典之别，还有“古典”“今典”之分，相比之下，今典的了解及其意义阐发，往往更难，考查《点石斋画报》的素材来源即然。

呼唤保护妇女儿童免受伤害，是晚清赈灾新闻画图的重要主题，文史古典与今典的采撷是基础。如《全人后裔，天赐嘉儿》，如《仳离啜泣图》的“妇女就鬻，生还绝望”等。配图传播的故事取材及其文字，有的取较为古远的史传、诗文典故，有的采自较为晚近的载录传闻，这些故事往往带有实录性，也带有不同程度的文学虚构，近年相关研究有所忽略。

光绪十八年（1892）吴友如绘制的《点石斋画报》，描绘打柴为生的郝连大娘，带着才满周岁的幼子从娘家归，值农忙，邻家少年代送。路上遇群狼把邻居少年扑倒，郝连大娘就把自家幼儿扔向狼群，与少年赶回召集众乡邻持枪来救，只见小儿正在玩耍，群狼见人即四散奔逃。后来当地为她建庙，行路遇狼喊“郝连大娘”，就起旋风把狼赶走。

配图文字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往往把故事叙述加以简化、通俗化与生动化，缩写、转换为画图说明，有的即画图故事的蓝本所自。上述画图的题材及其文字说明，190个字，确切地说，直接采用了40多年前《客窗闲话》的故事。吴炽昌（约1781—1851）的笔记小说《客窗闲话》，原文365字，说“天性贤惠，抑己尊人”的“郝连大娘”是北平郝连大的妻子于氏，在深山她面对群狼，把亲子扔下，救邻子回村，与夫携枪赶来，却发现小儿没被狼吃掉。故事具有新闻性和传奇性。

故事首先概述这位北方劳动妇女于氏贤惠，“抑己尊人，让利趋义”，为姑姊妯娌们所敬爱，尊为“大娘”，实际年龄应该在30岁上下，甚至可能不到30岁。这称呼，令人想起杜甫笔下舞剑矫如龙翔的“公孙大娘”，《聊斋志异》中那为娘家、乡里“锐身合理”、伸张正义的“健妇”仇大娘。接着具体写山行遇险，于氏舍亲儿，救邻子，印证了自己作为“大娘”的尚义品格。山居樵采为业的女主人公，本有着山路远行经验，从娘家带着才满周岁的幼儿，也不是没有安全的考虑，但时值农忙，弟、侄都在田间，只好找个十四五岁的邻家子护送。到了人迹罕至之处，群狼来扑，邻家少年倒地，大娘却能保持镇定，理性应对，急呼：“此子不可食，是邻家倩（请）来者。请以吾子易之！”即刻把幼子投在地下，从狼口夺下邻子。她就如同姐姐护弟一般，又带有母性的本真、关爱的本能。

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她为什么不能抱着孩子逃生呢？山居之人一般都熟悉狼的性情，猎物越是跑就越能激起猛兽的本性，就会追踪上来，抱着孩子毕竟跑不快，恐怕三个人都不会幸免。

然而在郝连大娘临危不乱的非凡勇气中，也有普通人遇险的慌乱，行为表现是：“踉跄而归。”回村找丈夫携枪来御狼救子。不料看到的却是难以想象的奇迹：“至其处，见群狼环伺之，其子端坐于中，挖地搏土为戏。狼见人来，跳跃而去。”此事很快传扬开来，以至于“通邑称异”。尽管邻子次日被送归不久就在拾野菜时遭狼吃，命数已定，但村里人却越发把于氏当成神灵，在她死后建庙祭祀。遇虎狼呼“郝连大娘”，旋风来护，成为禳灾自救的民俗信奉。

《客窗闲话》正集今存“敬义堂藏版道光原刻本”，初刻于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续集初刻于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而上海申报馆丛书本为1876年铅印本。由于《点石斋画报》属于《申报》副刊，画家吴友如看到这一新闻素材，较为便捷，更主要的是适合新闻画报面对告灾、赈济的主题，描绘出在北方九省“丁戊奇灾”（1877—1878）前后，因连年亢旱引发的兽灾对于北方山村百姓的危害，以及道德情怀与神秘信仰结合的应灾、御灾策略。

此故事的“救邻子得福报”，带有“守望相助”的鲜明的乡土社会内核。其“古典”在史传文学。刘向《列女传》写齐义的继母，面临亲子与前妻之子同为杀人嫌犯，吏不能决，被询问时泣对，可处治年少的，因少者是亲生的，长者是前妻之子。其父临终前有托付，不能“以私爱废公义”，讯问者感动而皆予赦免。由此高行，她被尊为“义母”。此处的前妻之子，可比况郝连故事中的“邻子”。

类似的睦邻友好佳话的“今典”，则还见于俞樾（1821—1907）《耳邮》卷四，描写苏州附近有村曰钱庄，朱翁两岁的幼子“痘毒内陷，势且不治”，赶上邻家欲溺女，有人劝翁留养，翁犹豫：“吾子未知生死，遑恤邻之女乎？”既而他将心比心，良知突萌：“吾愿吾子之生，岂忍视邻女之死！”于是将邻女抱入家里，奇迹发生了：“女大啼，其子忽亦大啼，启衾视之，则痘浆重灌，圆绽如珠。医至，贺曰：‘生矣，生矣！”俞樾在此点明：“此留养邻女之报也？”

孝悌感兽，明代以来故事多有。万历末年《续耳谭》载歙县孝子汪存，随父经商归乡，中途父亲先行，人们说前路多虎，汪存冒雨雪追了四十里才赶上：“父果遇虎山陬（偏僻处），存立告天曰：‘愿虎伤己，毋伤吾父！虎不动。”载录者认为虎是被汪之孝所感。陈国军博士指出，故事出自汪舜民的弘治《徽州府志》，多有删节并为群书多所引用，说明此类故事为民众喜闻乐见。

一般来说，兽灾有多种，如野猪、鼠兔之灾危害的是庄稼，猛兽之灾则直接危害人畜的生命。有些地区狼灾严重，乡民们不得不求助于城隍保佑。周铭旂《荔原保赈事略》（光绪五年刻本）中载有《祭城隍驱狼文》，在荒旱頻仍，稍见恢复之时，被称之为“物患”的兽灾往往来袭：“天灾乍除，物患迭起。邑人相惊以狼至，始而窜处田原，继而骄行里巷。童稚既供其吞噬，长老亦被其伤残。……继而思之，孽自天作，妖由人兴。毋亦宰斯土者有干冥谴，故借物象以示儆，与狼之性贪有类。取求之不厌;狼之心狠无殊，残忍以相逞。”

灾害史对于狼灾、虎灾的解释，往往是由于清代边远山区垦殖侵害了野生动物的领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但旱灾、蝗灾等也会造成生物链的变化，如光绪初年北方五省的“丁戊奇灾”，干旱就迫使蒙古草原狼群南下山西，危及晋北村落的人畜安全。故事焦点还有个“群狼”的问题，于氏（郝连大娘）也不是不了解山路有狼，只是通常不至成群，从同意邻家少年护送来看，她只是想到多个帮手对付独狼、以防万一的。因此，白昼群狼劫道，也可以看作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所致，多半与荒旱有关。

故事的文学性、夸饰性是明显的，郝连大娘面对群狼，惶急中抛出亲生幼儿，她的心里该有怎样的痛苦、折磨？故事没写，只是状写群狼不食幼儿，带有拟人化、神秘性的选择性偏重：“群狼环伺之，其子端坐于中，挖地搏土为戏。”因而属于有限度、模糊化地让人“以果推因”，也不是不可接受。于氏（郝连大娘）夺邻子而舍弃亲子，幼儿在群狼中得以存活，这一奇迹是否可信？狼作为北半球的凶猛食肉动物，种类很多，于氏与邻子面对的，多半是口外、坝上过来的北方草原狼。邻家少年已被扑倒，在幼子被抛出直到于氏回村喊丈夫携枪来救的时段中，幼子何以能幸免狼吻？后面补叙的邻家子不久外出拾野菜，“竟为狼食”，印证了猛兽食人“有定数”的民间信奉（对此，许多虎故事可证）。郝连大娘舍亲救邻子的义举获善报，被富有暗示性、联想性地确认了。那么，对狼这样的猛兽是否只依赖侥幸？舍一就真的能保一？郝家有枪，何以明知山路幽僻，不携枪自卫？难道用枪有性别分工？当地人虽能建庙供奉、呼“郝连大娘”之名震慑狼，却未能在村中设立远行护送制度，或组织捕猎，故事没有交代这些，似乎这被认为并不重要，而伦理教化在这里被作为故事主旨所在。这似乎说明，民间对于兽灾的防范，并不完善，且心存侥幸，得过且过。既有建庙的兴师动众，必经官动府，当地官府有何积极措施？也处于缺位状态。

《点石斋画报》之于应对兽灾——狼灾题材的处理，没有单一化，也写到了《急智毙狼》的强硬措施。如描绘有人带了熟山芋赶山路，不料途中遇狼，他爬上树躲避，狼就啃起了树干。情急生计，好似雪中箩筐扣麻雀一般，他解腰带扣上活结放到树下，扔山芋到活结内，狼头进圈，马上抽紧布带勒住狼吊起，拽着死狼回家。如此捕狼自救，似乎有点太容易了，其实狼是很机警的，岂能轻易入彀？因而，这也是一个遇狼不慌、巧计捕狼的幸运瞎话。

虽如此，也不能忽略郝连大娘舍亲救邻子故事的御灾邻里互救意义。

从诸多“今典”来看，明清邻里和谐、守望相助的倡扬，也丰富、延续着乡土社会的特点。《明史》写谢用的生母马氏怀孕，父亲谢永贞作客在外，嫡母汪氏妒恨，把马氏嫁出，在外生下谢用。永贞回家很生气，就把谢用抱到邻家寄养，后来汪氏悔悟才收回。谢用长大后知真相，密访生母，已改嫁，寻觅近一年才幸遇相认。试想，如果没有邻家收寄，就没有后来的将亲母与同母之弟迎归，“孝养二母，曲尽其诚”，一家和睦相处。谢用之孝，得到了乡里赞赏。故事写“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在家中出现异常情况甚至危及幼儿生存时，可能有代为抚养的救命恩谊。

邻家长辈的调教，在平时约束“未成年人”，有家长做不到的镇慑、监督、佑护之效。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写潥阳县管文书的焦某，常为人排难解纷，如“郝连大娘”那样也是博得乡里爱敬。邻家少年好勇斗狠，焦某常关照在左右，得到信任。一次焦某夜归，遇邻家少年磨刀霍霍，问知要杀妻，一并砍杀与妻子调情的左邻秀才。焦某施加缓兵计，说取来自己家的好刀，暗支家人给那男女报信，又建议把女方卖掉取利，遏止了一场凶杀案。真是“远亲不如近邻”，有个好邻居，在明清人眼里往往看得很重，也大多在努力处理好邻里关系。认为代邻家做善事，是在“积德”，因而如焦某之邻子醉后误伤人，被以“故杀”判罪，就得到了地方官（当年纵放的秀才）的秉公从轻处理。

对养成不良嗜好的邻居少年，以乡里长辈的威严，警戒施教，所达到的奇效简直就有“再造之恩”。钱泳《履园丛话》写吴县乡绅潘家，先祖某翁“居乡有盛德”。曾在某夜秉炬到官厅办事，发现有人匍匐在黑暗中，近看是鄰家子，良久才承认赌博负债来盗窃。潘翁问索偿数额，需十金，即让人拿出二十金：十金偿负，十金为做生意的本钱，誓不告人。好言相劝又给了出路，少年感泣叩头而去。十多年后，潘翁才巧遇这“夜赠金之邻子”，其已开酒店致富，娶妇生子，并赠翁有风水的宝地以报恩。

因此，晚清新闻画报的素材，其题材来源及其文学的伦理书写，是集束式的，有“古典”的远源，也有“今典”直接、间接之源，应该是晚清赈灾需求背景下，文学史题材、母题向新闻、绘画领域的延伸与重铸，也是赈灾新闻、绘画取材于文学资源的时代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