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丽娜 夏庆字

摘要：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更趋震荡;加之其他一些国际因素，今后我国应将向国内挖掘经济发展的动力放到比吸引外资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企业，一批成功的企业能够增强我国内经济循环的动力，也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政府在鼓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应敢于适当开办国有企业、敢于引导群众创办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将成为群众自发组织自己、发展自己的重要形式，将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关键词：人口;经济;组织;人力资源;企业;内循环

一、将我国人口中蕴藏的经济潜力更充分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发展水平

目前，我国发展存在一个短板：我国的人口优势未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我国人口中蕴藏的经济潜力未得到充分开发。

（一）人均GDP的国际排名与经济总量的国际排名不相称

2019年，我国人均GDP居世界第70位，而GDP总量居全世界第2位，这两个排名極不相称。这反映出：目前我国GDP居全世界第2位的成绩来之不易，这个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人口较多。如果我国人口减少，那么按照现有的人均GDP水平，我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的排名将进一步下滑。

人均GDP排名居于全世界中游，说明我国个人经济能力在全世界并不居于前列，我国个人经济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何提升我国人民的经济能力，使个人的经济能力能够与发达国家接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能够使我国的人均GDP提高，则我国经济在全世界的排名将显著提高。这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仍有较大潜力。

（二）我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与人口规模不相称

我国人口规模居全世界第1位。从理论上讲，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应该是该地区人口经济需求的体现。人口多则经济需求大，经济需求大则经济总量自然大。假设全世界人口的经济需求是相同的，那么我国在全世界的经济排名应该与人口排名相同，我国应该是世界第1经济大国。

然而事实是：目前我国GDP居全球第2位，人口较少的美国超过了我国。这同样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经济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中国人口中蕴藏的经济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人口优势未被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国人口在经济方面的活跃程度未能达到美国人的水平。

（三）我国的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

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才流失。大量人才流人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二，劳动力流失。大量劳动力在世界各地工作。出国务工者必定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劳动力，因为身体不好、不具备就业优势的劳动力一般不会外出打工。中国国内如果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本省劳动力就不会、不必流出，这些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也将提高中国的经济数据。问题是：中国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人口流失。每年有一定人口移民海外。虽然我国人口基数大，这种人口流失似乎影响不大，但中国如果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人口流失会相对较少。因此，问题同样是：中国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四，人口未充分参与经济发展。除失业现象外，由于人口相对多、岗位相对少，有一些已就业人口在事实上处于半失业状态中。所谓“半失业”，是指相关人口的工作量并不饱满，因此收入不高，这种工作状态使相关人口仅能解决生存问题，无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无法将自己的全部劳动能力发挥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总之，现状是：中国不缺劳动力和人才，但中国缺工作机会特别是高质量、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中国的很多人才、劳动力在为外国工作，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如果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能够留在中国创造经济价值并更充分参与经济活动，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更加强劲。工作岗位主要由企业提供，因此，我国应尽力增加企业数量。

二、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时代。开发我国自身蕴藏的经济潜力、构建强大内循环更显重要

从理论上讲，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办法是很多的，参考改革开放以来的做法，就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第一，提高群众的自主创业意识和能力，培育人人自主创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社会氛围。第二，构建自由的营商环境和公正的法制环境，降低营商成本，鼓励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第三，培育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和外国市场。第四，以项目落地为抓手，发展民用工业、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如果能够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则更理想。第五，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等等。但在运用这些办法的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适用于沿海省份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内陆省份。例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主要依靠当地人在市场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发地创业干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但这个办法在内陆省份不可能完全行得通，因为内陆省份人民的特点与广东、浙江等地区人民的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人口自主创业意愿很强，很多人不用政府组织就能够自主采取行动、追求利润;与此相应，广东等地区的商人不希望受到政府的约束，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而我国内陆省份尽管有一部分个人有自主创业的意愿和能力，但相当数量的人口并没有广东等地人口那种明显的自主创业意愿或能力，他们也不像广东等省份的商人那样排斥政府对他们进行组织和引导。所以，广东等东南省份的一些经验是内陆省份在短期内学不来的，这与民风、民俗有关，移风易俗不是容易的事。

第二，此前适用的做法，不一定现在适用。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省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明显萎缩。2020年疫情爆发后，海外市场进一步萎缩。目前，许多外向型企业已遭遇经营困难。在上述情况下，与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相比，中国宏观经济战略应该从“目光向外”转向“目光向内”，应该从构建外循环为主转向构建内循环为主，应该苦练内功，把中国建设好，应该更加注重从中国内部寻找发展经济的动力，依靠中国人口规模的优势形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内循环系统。

因此，中国内循环系统的建立，应强化供给侧——中国在需求侧是具备优势的，我国在需求侧的优势是由人口众多的特点形成的。中国应当积极建立更多的企业，实现更强自主供给，增强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增强中国的盈利能力。具体来说，目前，中国人民的很多消费品是从外国采购的，中国能不能更多地自主制造有关消费品，从而减少本国消费能力的外流呢？如果中国人民的经济需求由本国企业满足而非由外资企业满足，那么中国企业的发展就自然会比较好，本国企业发展得好，就会为本国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良性的内循环。当然，中国如果能够形成更多的可以满足外国消费者经济需求的企业，则更加理想。

在挖掘中国内部经济潜力时，除了培育本土企业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充分开发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使人力资源产生经济价值。人口是一种资源，如果开发得当，能够进发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价值。

三、充分发挥中国人口的经济能力的途径

众所周知：人口多，不意味着经济一定好。如果人口不能有效参与经济活动，人口就不可能对经济作出贡献。目前，中国的人口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潜力，是中国经济排名与人口排名不相称的原因。要想使人口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两个途径。第一，让人口自主地在经济中更活跃地发挥作用。第二，将人口组织起来，从而让原本并未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口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前一个途径主要靠個人，政府只能间接地引导。后一个途径，才是政府可以开展工作的。

要想使中国人民充分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减少“部分人口处于失业、半失业、非充分就业状态”的现象，除了应鼓励人民自主创业之外，还应该切实加强对劳动力的组织，将群众组织到经济建设中来。

要想将人口组织起来，可以依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当然，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私营企业是政府可以加以鼓励，但无法强制命令的，而外资企业在近些年发展势头已经明显减缓。因此，为了加强内循环，我国应该重视发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大胆地开办国有企业;在政府没有能力开办国有企业的地区，政府可以鼓励民间成立集体企业（包括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如果各地能增加一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则这些企业将实实在在地提振中国经济;这方面的工作是政府能够做的，但前提是必须突破思想上的顾虑。

一段时间以来，各级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吸引外资企业、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上，对大力发展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有所顾忌。但中央的政策一贯是“两条腿走路”，即在支持私营、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主张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央从未规定各级政府应限制国有、集体企业的发展。2020年8月，党刊《求是》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总书记在文章中指出：“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我们也要十分明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依靠国有企业才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例如，上世纪70年代，普鲁士政府逐步收购私营铁路，不到10年，大部分私营铁路转为国有。德国其他各邦也先后效法普鲁士，实行了铁路国有化政策。普鲁士政府还通过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和利率调整，影响或控制工业革命的进程，并直接投资兴办了许多国营煤矿和炼铁厂，如鲁尔煤田的煤矿几乎全部是由国家经营的。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利用国有企业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利用国有企业壮大自己。

在发展公有制经济过程中，除了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开办国有企业之外，应突出重视集体企业的发展。改革开发初期，乡镇企业曾异军突起，许多乡镇企业就是农村集体企业。在外循环不稳的时代，应当积极促使集体企业实现第二轮异军突起。第一，人民群众有创业的意愿，但如果一家一户搞创业，因为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的人民团结起来集体创业，则抗风险能力强，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第二，普通人创业并不容易，经验表明：成功的创业，往往在于有好的带头人。如果采取集体创业的形式，那么乡镇政府、村委会乃至县、区政府、市级政府各委办局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成为好的带头人。创业带头人不必一定是成功的企业家，各级政府完全可以成为群众集体创业的指路人，在实质上发挥带头人的作用。

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如果得以建立，自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自然可以将更多人民组织到经济活动中来，自然可以使更多的人口变成经济中活跃的因素，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在国际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时代，应该将寻找经济发展动力的重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中国内部的经济动力，来自于形成强有力的内循环，来自于增强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来自于建立更多的中国人自主的企业，来自于让中国人口实现更充分的就业，让中国人口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劳动能力和创造力、能够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二，应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要创造就业机会，就不能仅仅依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而应该鼓励各种合法企业的发展，有条件的政府应大胆建立更多国有企业并通过组织牵头，引导各地区的群众建立一批集体企业，从而创造就业岗位，形成经济发展动能。如果政府有创建本土企业的能力，就不能因为观念上的桎梏而束缚手脚、不敢去创建企业。创建企业，将利国利民，但要注意克服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种不良倾向。

第三，应破除不敢建立、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观念。在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应当将“成功地建立、发展本地区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政绩。因为国有、集体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将切实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就业。

第四，政府对国有、集体企业要加强监管，确保国有、集体企业健康发展。但国有、集体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选择有办事能力、有干事热情、有责任意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情怀的企业负责人。因此，在发展国有、集体经济时，要选择有能力、有热情的干部，更要选择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情怀的干部，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为政府和人民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为本地区的人民打造一块安身立命之地。

第五，各级政府应大力引导、鼓励发展集体企业（合作社）。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在集体企业成立之前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如果没有外部引导，群众很难自发搞集体创业，政府把群众的创业意愿整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集体创业的契机;在集体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扮演监护者的角色，确保集体企业在正确方向上发展，帮助集体企业规避各种风险，但不能过多参与集体企业内部的管理，更不能对集体企业采取杀鸡取卵的错误做法。集体企业的起步不容易，保持长期健康发展更不容易。另一方面，要以群众自治、自为、自有为集体企业的基础。在建立、发展集体企业的过程中，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要相信人民有智慧、有能力，要依靠人民自己发展自己—但前提是政府要适当发动群众、牵头整合民间资源。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对者，关键在于争取多数群众。政府在号召建立国有、集体企业时，要坚持自愿原则，不搞强迫命令。要尊重干部、群众的自主选择权，让那些真正愿意、有热情参与国有、集体企业的干部、群众参与进来，不强迫其他人参与进来。

第六，市场经济有风险，国有、集体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失败的风险。但应当认识到：不能因此就不敢建立国有、集体企业。如果不去尝试，就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但在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之前，政府对风险要有科学判断，使风险保持在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围内，避免有关风险影响政府形象。

第七，除了可以尝试集体办企业之外，还可以尝试集体办社会。前提是有关政府是否愿意出面牵头，是否愿意回应社会需求，是否敢于、乐于做群众工作。另外，如果企业有能力办社会，社会又有需求，那么企业可以办社会。例如，私立大学就是由私营企业创办的。那么公有制企业也应该有权办社会事业。否则，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的政策待遇是不一致的。

第八，要坚持同步鼓励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发展的原则。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避免人为制造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对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