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红丽

(海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民族建筑是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民族建筑的空间叙事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中获得存在的条件和审美价值。当现代化的浪潮席卷而至，民族传统建筑作为一种本土文化资源成为塑造地方认同、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然而，现代叙事理论和审美眼光决定了民族建筑的当代建构不是简单的复活，而是在社会发展新阶段、新环境中的精神再构与文化重构。这种再构与重构往往通过民族建筑场所的空间叙事表达出来。

一、理论阐释：建筑叙事与空间美学

“叙事”原是一种文学体裁。20世纪80年代初，伯纳德·曲米将“叙事”这一术语引入建筑研究领域之后，建筑叙事作为一种设计方法与理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美国学者索菲亚·帕斯拉较早认识到叙事对于建筑的价值，并在其《建筑和叙事——空间与其文化意义的建构》一书中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研究者们注意到“虽然文学与建筑有着不尽相同的呈现方式，但是拥有类似的载体、功能和创作机制；这不仅是叙事和建筑进行类比的基础，更是将叙事作为分析、理解、创造建筑的一种可选择工具”[2]。“叙事”逐渐成为国内外建筑实践探索和建筑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在国内，对建筑空间叙事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早期主要介绍西方相关理论，近年来随着空间叙事理论在建筑实践中的应用，建筑叙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始受到关注。陆邵明较为系统地从概念理论到方法应用层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他学者多从场所空间的叙事实践、空间叙事结构以及某种空间类型的叙事特征等展开讨论，并作了较为详实的阶段性学术梳理。其中，文博建筑、宗教建筑、仪式性建筑等空间类型，因其典型性的叙事特征，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建筑叙事研究的热潮。

空间是“建筑中最纯净，最无法缩减的物质——它使建筑成为独特的产物并因此区别于其他艺术实践”[3]。建筑空间叙事是通过一定的叙事媒介，借助建筑的空间要素与载体，将空间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场所精神等通过某种语义秩序表达出来，进而有效地建构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4]。叙事为建筑创作提供了组合策略、想象力与创作源泉；而建筑及其中的生活为叙事提供了素材。建筑师在有意识地控制空间和时间，把时间与动态体验凝固为空间，并在空间中塑造真实的生活。建筑空间映射了社会秩序和叙事主题[2]。

“空间作为主体先验存在的一个载体，自然而然也影响着主体的感性认知层面，并凸显出强烈的审美意识。主体对空间的审美体验构成了空间美学的核心话语。”[5]空间美学指的就是主体对空间的审美体验和感性认知活动。“主体通过物质实践对空间的改造，同时也生产出与空间相关的文化意义、审美理念等。空间的生产不仅导致‘人化’的物质环境的生成，而且也生产出一系列的空间表征序列和审美文化符号系统。”[6]

民族建筑空间作为一种文化意义的叙事，有着强烈的叙事维度。它不仅体现着建筑实体的物质关联，更表征着社会文化情感的精神关联。建筑空间的叙事方式常常体现在诠释空间承载的主题故事并以特定的线索呈现出来；在建筑空间中塑造民族精神主题，满足观者的精神需求，使场所中的“人”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空间中的仪式活动，再现场所的历史性情节，唤起集体记忆；将地域性景观要素融入到建筑空间中，建构可识别的地域性场景等。归纳起来就是围绕民族主题对“物——场景与建筑(场所)——文化仪式(事件)”的空间体验进行叙事表达，传递内在本质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语义。由于物体、场所、事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空间叙事的当代建构过程中，既要透过“历史的”解读呈现场所的时空关联，又要通过“现实的”重构诠释深层的意义内涵。

二、审美场域建构：空间环境与建筑形态

在建筑叙事理论中，“物体”“场所”“事件”是空间叙事的三要素，建筑的叙事表达通过物质载体、场所空间、活动事件来呈现并进行语义传递[7]。“场所”是空间叙事的物理基础，场所的空间环境和建筑形态是传递语义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内涵，表达着多重的文化诉求。

(一)民族建筑艺术的审美场景设置

黎族是生活于海南岛腹地山区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上曾信奉万物有灵，盛行祖先崇拜。凡是不同的传统年节，黎族人都要祭祀祖灵。传统上，黎族民间文化活动场所一直存在于村落的生产生活空间中，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并且注重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往往依坡就势、背靠着山，整个聚落与周边的环境之间无明显的边界。黎祖大殿是2014年建成的祭祀黎族五方言共同祖先的民族建筑，在空间环境的建构上，顺应黎族族群生产生活记忆中的原生地理空间，背靠五指山群峰，与黎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山川地势、农田村寨融为一体。

然而，作为现代意义的文化空间，黎祖大殿既要满足黎族的精神寄托，又要提升公共场域的文化属性。道家所追求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黎族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有共通之处。明清以来，黎族地区普遍受道家思想影响，大多数村寨建有“土地公庙”“祖先鬼屋”等祭祀场所。黎祖大殿以五指山作为地理依托，在空间建构上既具备了文化延续的合理性，在建筑场景的设置上又突出了道家思想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道家讲究阴阳，数字也分阴阳，奇阳偶阴。“三”代表万物，其意义从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化身而来，因此“三”也成为宫观建筑里面的常用数字。

黎祖大殿在空间序列的安排上，使用了空间美学的“动觉装置”。观者从山脚经过600多级台阶，随着黎族大殿中轴线台阶的延伸引导人们到达祭祖广场、祭祖坛和祭祖大殿。这三个序列又由祭祖门和尚义门连接，分别为三个门洞组成，象征三界。

台阶是激发运动机能最好的空间元素，它可以唤醒人们的感官体验。观者踏上一级级的台阶，空间在其眼前折叠、展开，与观者互动，激起他们的探索欲望，逐渐呈现出不同的景观、氛围和惊喜。这样的空间设计使得观者的视觉体验极具节奏感，庞大而具有威严的建筑物和灵动的空间交错出现。“空间的序列、运动本身的轨迹、身体的位置和时间节点”都指向黎祖大殿所指向的神秘的民族意识和精神世界。黎祖大殿同样成为了情感的空间，抒发情绪、感觉和想象[8]。

祭祖广场、祭祖坛和祭祖大殿是核心空间，是建筑空间的高潮，台阶、门、洞是主要交通线，从观者的认知来看，它们一起构建了类似文学叙事的包含起、承、转、合、起伏和高潮的空间经验，为观者提供了戏剧般的空间体验。

从叙事的角度看，黎祖大殿的空间设计达到民族建筑的叙事效果，“以其独特的外部造型、独特的内部空间及情境氛围，将建筑转换成一种人们凭直觉便可体验到的语言体系，让观者在具有教导和训诫性的叙事空间中，完成与某种精神性力量的交流，从而使人的生命更充实并超越自己的有限性”[9].

(二)建筑空间的审美隐喻

民族文化空间的存在，往往通过建筑来体现和表达人们心底最深刻的需要。建筑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体现出不同的群体心理和文化观念。不同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自的居住地域和建筑形式，对“领地”与“居所”的深厚感情伴随着相关传说一代代流传，在族群成员的心理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被视为族群兴亡的象征。黎族为古代百越族骆越的一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船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纪念渡海而来的黎族祖先，故以船形状建造住屋，被称为船形屋。黎族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有关船形屋历史的动人传说[8]。船形屋世代流传，已经成为黎族民族文化的缩影，是黎族族群意识的典型表征。根据弗洛伊德的民族心理学思想，集体意识往往表现为对过去的记忆，“如果没有继承已习得的特征，那就没有对该群体或该种族的记忆。”[10]

黎族原生的祭祀空间本身就存在于村落的生产生活空间中，于是黎祖大殿的建筑空间将传统民居船形屋的物质形态轮廓嫁接过来，在建筑形式上加深了对“船”形象的强调和模拟，以抽象概括的船形屋顶隐喻历史形态，通过重构的历史性建筑传递集体记忆。传统民居的外形结构与族群的信仰空间合二为一，这种“真实性”的集体记忆是在人们所熟悉的场所基础上的叙事表达，是能够被感知并引起人们共鸣的。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关于“理性主义的类型学”理论认为，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原型与变体的统一能够塑造出新的似曾相识的建筑类型[11]。民居形态与族群生活空间的组合叙事能够使黎族同胞获得本体论上的安全感和确定性，因为“老房子在象征的语汇上是熟悉而亲切的”。在这种“熟悉而亲切”的情景下，可以使人们去追思个体记忆，唤醒集体记忆。

三、审美生境：从集体意识到公共空间的整合叙事

黎祖大殿不仅是黎族集体意识寄托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为传播民族文化的社会空间，它再现了黎族人民的“社会生境”。叙事主题及其关联的知觉特征在黎祖大殿的建筑空间中融合，从而鲜明地传达了空间的叙事语义与场所精神。

(一)从集体意识到民族建筑空间的“物化”叙事与诗性话语

对于集体意识的清晰化和呈现来说，进行敬拜的精神对象“物”是让场所中的人获得心理认同的首要条件，人们通过“物”来感知空间和叙事主题之间的关联，而构成具有超越性特征的“物”往往体现为民族文化和集体记忆所构造。

在中国传统中，凝聚族群的最主要的精神纽带常常表现为以宗族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黎族人常常用几块石头筑成小石屋作为村落的守护者进行朝拜，或建造一间小茅屋并摆放3块人形石头作为祭祀祖先的象征，这是还未形成信仰之“物”的具体偶像。由于黎族在其历史发展中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其民间信仰不是为保护政权而进行的官方造神，而是黎族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与积累的一种原始心像与观念，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心理学家荣格称其为“原型”。黎族人民在与自然相处以及生产生活中将直接经验或传说故事象征化，产生了民族创世主的原型并进行崇拜，原型一代一代地积累，留存在同族人的潜意识中，成为祖先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和黎汉居住格局的变迁，改变了黎族村寨空间所根植的社会环境。现代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导致原生黎族村寨逐渐消失，不仅解构着维系黎族原始宗教习性的文化空间，也淡化着族群共同的价值观与信仰。在美学上，当主客观处于分离状态时，进行调和的方式常常是人为地创造出场所或环境，从而使彼此对立的力量得到调解[12]。 更何况，对原型的记忆和传承，是人性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在遭遇外界变迁时反而会更清晰更强烈地显现出来。由于黎族祖先崇拜的原型并没有统一固定的形象，人们根据黎族口头文学中描述并历代相传的“撑天万丈，造山川森林”的大力神形象，塑造了一尊高达9.5米、筋骨鲜活、强劲有力的始祖“袍隆扣”(黎语中对黎族祖先的称呼，“袍隆”是“老大”，“扣”是“咱们”“我们”的意思)，将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信仰”升华为黎族共同体的“有形始祖”。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集体意识和文化也因此由碎片化走向清晰化，从而有效地整合了黎族五方言共同体的文化力量[13]， 形成为民族精神生活再现的诗性话语，激发人们出于对本族群的文化认同，从而产生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愿望。

(二)审美生境与民族人文精神

“生境”意指族群的生息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生境会衍生出民族审美生境。审美生境强调了景观和建筑空间设计应该是民族村落的史脉、文脉的延续和继承。“审美生境是以人类学或文化学意义上的‘生境’作为概念依托的‘审美场域’，它不仅是族群栖居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是该族群在此自然环境中所积淀的生活‘文化审美场’，即由族群的文化‘血缘’与自然‘地缘’所营造的一种共同体感。”[14]审美生境通过建筑空间所呈现的“场景”表现自己，这种场景也是事件的发生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劳作、节庆等场景既是一个意象的世界，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意蕴，呈现了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活世界与本真状态，也是典型的日常生活美学”[14]。 审美场景联系着主体对生存空间的认可、接纳，从而获得一种“家园感”。通过蕴含审美场景的建筑空间和景观设计，能够凝聚民族地区族群的文化向心力和文化自信，彰显民族人文精神。

“事件”是进行空间叙事的重要载体，是叙事情节的最基本特征。空间中的“事件”是传递场所“可述性”和凝聚物体“叙述性”的重要媒介。阿尔多·罗西认为，建筑形式的力量被看作是集体记忆的宝库，其独特性正是从事件和记载事件的标记之中产生的[15]。民族文化空间中的“事件”往往表现为虔诚的信仰仪式。黎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事件”往往表现为祭祀、节庆等公共活动和群体的生活生产相结合。例如，种山栏要有祭祀“山鬼”的仪式，秋收要举行“招禾魂”仪式，丰收要通过仪式拜天求雨以及对各种疾病要举行驱鬼仪式等。

黎祖大殿建成后，每年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都会在此举行大规模的集体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祭司与其助手以及随行的各方言奥雅(黎语对老人的尊称)身着黎族服饰改良的道公袍，头顶道帽用红头巾等装饰，用黎语诵念经文及历代先祖名讳，颂念“袍隆扣”的伟绩，在大殿内绕大众点洒圣水以示平安健康。随后，奥雅代表黎族子孙和各族子民献祭“袍隆扣”。祭祖仪式虽沿袭了黎族各方言的原始祭祀形态，但也明显将族群传统仪轨进行了整合提升，强化了仪式和场景的叙事特征。

通过黎族大殿中开展的文化活动，增强了人们审美感知中最传统的民族文化记忆，拓展了文化空间，促进了建筑艺术形态的一种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复魅”与“回归”，实现了“民族村落整体人文生态的平衡性、和谐性和健康性”[14]。

四、审美经验: 精神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交互叙事

黎祖大殿承担的黎族族群意识凝聚以及呈现的“精神”功能，是黎族人审美经验的表达。黎祖大殿以民族传统文化活动为焦点，创造性地激活了传统，体现了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美学。此外，它还发展了民俗旅游的公共空间，对黎族传统文化生活的仪式片段和生活场景进行融合与重组，建构起一个全新的精神空间、民俗空间和文化空间。

(一)从精神空间到世俗空间的叙事转化与审美参与

“审美参与”是柏林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认为，人类与环境是一个和谐圆融的有机整体。环境是一个与有机体连续的、由各种因素或力量组成的场域，而审美是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一个重要维度。“审美参与”要求人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相互融合的审美联系，这个过程需要人们全身心去感知体验环境，从而实现人与环境完全沉浸、互渗、契合为一[14]。 黎祖大殿提供了一个空间场域，使得观者介入其所营造的特定空间，并且实现沉浸和互动。

黎祖大殿是由政府主导、文化学者和黎族民众参与建造的文化项目。由于不同参与者各自的文化意愿和行动逻辑，其空间属性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征，从而具有不同的空间意义。黎祖大殿首先承担的族群意识凝聚的文化功能，而当地政府发展民俗旅游经济的诉求和叙事驱动，又使其具有了世俗意义。以民族建筑的精神场域，开发民俗旅游的公共空间，这一功能属性与黎祖大殿的民族性合理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叙事关系。

地方政府、文化学者综合地域性、现代化因素，通过挖掘、提炼以及整合黎族族群意识、民族文化、建筑元素等，将黎族的民间文化符号化，并借鉴现代建筑空间的叙事特征，建构出一个想象的、概念化的民族文化“精神空间”。这种“精神空间”需要主体的进入、参与并与之发生交互，从而对建筑的“叙事性”产生新的内涵。“建筑的叙事性通过人的运动，还有时间产生，人在建筑中穿越不同的空间形成移步异景的体验，移步异景就是随着身体的运动， 获取空间的不同蒙太奇镜头， 在这里光线、材料、声音、温度都是构成真实体验的元素，这种真实体验是直接的、第一人称的”[16]，这种真实的体验使主体对空间的参与获得了戏剧性效果和意义。黎祖大殿和民俗旅游公共空间的构造和建筑叙事就强调了游客作为“主体”的“参与”和“直接经验”。

在山脚下建设黎峒文化生态园，还原黎族“哈”“杞”“润”“赛”“美孚”五方言原生态的村落空间。通过民俗文化体验区、风情商业休闲区、田园观光游览区、养生度假区及综合服务区五大规划区域，配合黎族技艺作坊街、风情购物街、特色饮食街、黎锦客栈等，强化生态民俗体验旅游的主题，让人们近距离接触感受黎族的生活方式，打造出黎族民俗文化旅游中心。每年三月三的大规模祭祀庆典活动，吸引着八方游客，形成黎族地区民俗旅游游客的有效回流与扩散，使之成为展演民族文化和民俗旅游休闲的文化旅游产业链，并具有了作为地域文化的内涵。

(二)审美伦理：从集体意识到民族建筑空间的叙事延展

黎族传统建筑空间的当代建构，使以黎族民族传统建筑承载的精神体验成为一种支配性象征符号。“它唤醒了沉睡于心灵的模糊的感觉之力。”[17]怀特说：“文化不再被看作仅是对生存环境的反映，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类天性’的简单而直接的表现形式。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是一条事件之流。”[18]在这个“绵延不断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历史、文化之间因“事件之流”形成互动关系，从而不断地去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提升民族文化的多重价值。黎祖大殿的文化价值不仅仅是重塑了黎族族群的文化载体、规范了民间宗教的仪式体系、构建了民族记忆的建筑文化，还体现在祭祀庆典中民族服饰、祭祀舞蹈、音乐、民间工艺等黎族民俗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19]。 在每年三月三祭祀黎祖“袍隆扣”的庆典中，民间粉枪队与弓箭队、牛角号、木鼓、叮咚等黎族传统工艺特色与五大方言富有质感的服饰、音乐、祭祀舞蹈等多样化的黎族民俗相聚一堂。通过这些显性的、物质性的叙事载体，并通过祭祀“袍隆扣”大典这一媒介，与黎族的族群意识与文化认同相连。黎族祖先征服自然、辛勤劳动的生活经历成为“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构成了内心世界深层的情感因子，并成为民族深沉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根源”[20]。黎祖大殿是符合黎族人民审美经验的建筑。

黎祖大殿为黎族民俗文化的重构提供了空间语境，黎族的各种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被纳入庆典仪式之中，让人们回味历史的同时获得民族的可识别性与认同感。“村落信仰空间是乡土记忆的载体，若记忆的场所遭受破坏，栖居于此的村民找不到情感寄托与历史记忆，村落的文化认同将随之淡化。”[18]黎祖大殿借助于民间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激活了传统，以“祭祖”这一典型的民间文化活动为焦点，对黎族族群的公共生活和仪式场景进行融合与重组，“实现古村落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的有机衔接”，建构起一个全新的民俗空间和文化空间，“以利于村落历史文化的传承、村民信仰的表达以及村落活动的开展”[21]。通过扩大黎祖大殿文化活动的社会影响力，能够更好地利用地方特色文化，促进文化交融，塑造地方形象，提升民族旅游文化资源，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效用。

结语

黎祖大殿族群建筑空间的当代建构本质上是黎族文化的重构与再生产。在这个重构的文化空间里，有对黎族原生传统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当代空间的创新。通过对黎祖大殿空间叙事要素与叙事内容的分析，可以呈现出黎族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由此可见，植根于传统生产生活空间的地理环境与建筑形态是黎族传统文化空间当代建构的情感基础，而提升审美空间的“超越”意向是黎族传统文化空间当代建构的艺术手段。由于叙事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文化空间自身的延展性，黎祖大殿建构的不仅是黎族民众的审美“生境”，同时也是民俗旅游发展、民族文化传播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运用建筑叙事理论分析黎族当代文化空间的建构方式与特征，有助于沟通空间场所的历史维度与现实向度，拓展空间文化意义的呈现广度与深度，为全球化语境中构建地域特色建筑空间提供跨学科理论依据和可操作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