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亮,李思睿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1]通婚圈是现实通婚的实际范围，既包括不同民族的通婚，又包括不同地域的通婚，其变迁会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影响，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贵州省黔东南X镇侗寨通婚圈的田野调查，通过分析当地村寨通婚圈变迁的形态与原因，探讨侗寨通婚圈变迁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深刻影响，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指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共同性因素的不断增加，从而促进民族团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一次正式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相关研究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学术界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既有从宏观理论与内在逻辑方面进行的探讨[2-5]，也有关于“三交”理论的实践方面的探讨[6-8]。不过，就笔者所见，从通婚圈角度切入的研究并不多。目前，学术界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集中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缔结。如有学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提出中国已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中心包括各民族的大范围通婚圈，以及东北、西北、南方三个次级通婚圈[9]。学术界一直关注族际通婚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通婚的比率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间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的一个敏感指标”[9]。也有学者提出，族际通婚可否用来说明民族关系状况，要考虑不同区域条件下的族际交往、现实婚姻的持续机制以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张力[10]。但无论如何，通婚圈的变迁反映了个体、家庭和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与外界社会的互动和博弈[11]。

本文是对广义通婚的研究，广义通婚既包括族际通婚也包括地域通婚。广义“通婚圈”是现实通婚的实际范围，无论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婚姻的缔结，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婚姻的缔结，还是不同地区同一民族婚姻的缔结，都属于本文通婚圈的关注范畴。

总之，学术界多聚焦宏观意义上通婚圈理论及其与民族关系、社会交往等相关性，以广义通婚圈为视角直接探讨其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实践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认为，通婚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现载体，也是探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的重要视角。本文试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X镇侗寨通婚圈变迁为例，分析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对通婚圈变迁与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进行理论思考。

二、黔东南X镇侗寨通婚圈变迁形态分析

X镇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占地面积约126.63平方公里，地势起伏较大，海拔最高约1000米，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分布侗、苗、壮、瑶、汉等多个民族，本文集中研究黔东南X镇中的三个侗族为主的村寨，三个寨子分别为P、D、O寨。侗族是由古代百越民族演变而来，擅长农耕水田，喜居干栏式房屋，丝织业发达。在现代性文化冲击下，黔东南X镇侗寨仍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侗族文化，寨老组织(1)寨老组织又称老人协会，是由村寨中60岁及以上年龄并拥有一定威望的老人组成。寨老组织成员基本是男性，极个别德高望重的女性也可参与其中。寨老组织有两大职能：一是传承传统文化，包括除夕组织村民去鼓楼唱侗歌，农历七月十四放灯排等；二是组织村寨间的联谊，例如侗寨地区流行的“吃相思”等活动。、年龄组(2)年龄组在侗语中音为ben(P、D寨)或bingbang(O寨，ben、bingbang为当地侗语音译)，由年龄相仿的同性伙伴组成。除特殊情况外，一个年龄组的成员会相互陪伴直到去世。未成婚的女性年龄组称为姑娘组织，未成婚的男性年龄组称为罗汉组织。、侗族三宝(鼓楼、侗歌、风雨桥)均保留至今。自民国时期起，黔东南X镇P寨就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并拥有当地最大的基层市场，P寨主街也因此吸引了周边人群的流入与定居。

1.传统通婚圈形态。在传统社会，侗寨地区男女青年的交往方式通常是行歌坐月，以歌声互诉衷肠。但婚姻的缔结却不依赖于行歌坐月，而是要符合严格的通婚规则[13]。

一是传统侗寨有较强的他我之分，一般不与周边其他民族人群进行通婚。这一传统观念在现代侗族社会仍有残留，黔东南X镇侗寨中思想较为传统的老年人依旧希望子女能与本民族人结婚。

我们(民族)的人还是要尽量和我们(民族)的人结婚，一般不跟周围的苗族、瑶族结婚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也说不定的。(杨ZL,X镇P寨)

二是“姑舅表婚”的传统。如古歌道“美道是姑妈家女，英郎是母舅家男。乡风侗俗在，表妹要嫁舅家崽”[14]。

三是“指姓开亲”传统。指姓开亲是传统侗寨最为严格的通婚规则，即只有指定姓氏的人家之间才可相互通婚，未在指定范围内的两家不可随意婚配。据古歌记载[15]，传统侗族社会指姓开亲中可通婚的两姓如下：

吴—伍 杨—石 欧—兰

潭—贾 马—赵 廖—姚

乔—朱 李—梁 卜—黄

王—陆 宋—林 唐—莫

何—蒙 覃—苏

除了配对两姓外，姓氏间不得随意通婚。通婚两家即使相隔甚远，也必须翻山越岭、克服困难，最终喜结连理。传统侗寨多为单姓村寨，指姓开亲意味着本寨姑娘必须远嫁到另一个村寨。虽然后来侗寨逐渐发展为多姓村寨，但本寨姑娘的婚配仍因指姓开亲受到严格限制。古歌道：“说到当初嫁娶，同姓不通婚，异姓才相连。30天路还说近，40天路不嫌远。姑娘新裙碎成片，腌鱼生蛆丢路边。糯饭已经成酒精，拿到嘴边难下咽。索彦姑娘半路死，所益姑娘半路亡。尸骨找不到，坟墓无法安。嫁出远门去，遇难第一桩。”[13]即便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且交通不发达，指姓开亲也逐渐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雍正年间，侗寨地区99名寨老汇聚高洋，制定了“破姓开亲”新规，即打破指姓开亲限制，在不同姓氏或同姓不同支之间实现自由通婚，即“高洋议款”[14]婚俗改革。此后，村寨内部姓氏之间的通婚成为可能，同姓不同支之间的通婚也成为可能，侗寨的婚姻选择范围和社会关系缔结范围逐步扩大。

此外，还有学者提及传统侗寨存在“层级内婚”[16](3)层级内婚：按所谓“根骨”好坏把人分为不同层级，只允许相同层级内的人缔结婚姻，上层集团与下层集团严禁通婚。，这一通婚规则未在黔东南X镇侗寨发现实例，故在此不展开。

2.通婚圈形态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在民族内婚、姑舅表婚、指姓开亲的多重要求下，传统侗族社会的通婚圈非常狭窄，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几乎从出生起就固定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严格的婚姻规则因不适应现实需要而发生改变，并随着高流动、高异质社会的到来而瓦解。

侗寨地区完成“破姓开亲”后，姓氏仍是影响侗寨地区婚姻缔结的首要因素，同姓不婚或同支不婚仍然是最常见的婚配规则。族源记忆是黔东南X镇侗寨各姓氏的历史呈现，也是各姓氏集体认同的精神根源，深刻影响当地通婚圈形态。当地通婚圈的基本框架是由姓氏决定的。P寨、D寨、O寨分布着石、杨、赵、梁等多个姓氏，每个姓氏根据不同的族源记忆有不同的通婚原则。石姓、赵姓、梁姓严格遵循同姓不婚和拟制血亲不婚；杨姓因人口众多，内部划分为多个支系，并遵循同支不婚。

我们不能跟自己人结婚，要跟其他姓的结婚。还有就是，石家刚来X镇的时候，后来是跟杨家几户人拜过把子的，那就是兄弟姐妹，这部分人和他们的后人也是不结婚的。(石MZ,X镇P寨)

天下赵姓是一家，那不能结婚的，除开自家人都可以。(赵ZG,X镇D寨)

梁家不能跟梁家结婚呀，那是要出事的。之前一个梁家的女娃不听劝，非要跟山上瑶族梁家的人结婚，没多久就离了。(梁GS,X镇O寨)

通婚意味着家族间的姻亲关系，当地的村寨关系常常会影响婚姻的缔结。有学者在对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研究中指出，婚姻可以缔造新的社会关系，可以为一个家庭产生新的社会联系提供可能[17]。事实上，社会关系也会反过来影响婚姻的缔结与家庭的形态，如村寨关系即是如此。村寨关系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关系，村民会优先选择在本寨进行婚配，因村寨内婚既可以保证知根知底，又能避免社会关系改变带来的不适。黔东南X镇三个侗寨唇齿相依，但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需借他寨之力的同时，也会因抢夺资源产生竞争与矛盾。受村寨关系影响，黔东南X镇侗寨通婚圈局部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

我们(P寨)小时候跟D寨关系不好，经常因为今天你占我一寸地，我明天占你一寸地这样的事情打架。但是现在就不会了，因为我们很多人嫁过去，他们也有很多人嫁过来，大家都是亲戚。一般都会今天请我们过去吃饭，明天我们请他们吃饭……虽然我们都是亲戚。但是一有了什么矛盾，特别是涉及啥子利益矛盾，那就翻脸不认人了。(杨DW,X镇P寨)

现代社会的人口大量流动、传媒行业兴起、打工经济活跃也对当地传统通婚圈形成了冲击。电信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给当地带来了崭新的世界，侗寨的夜间娱乐不再只有行歌坐月等传统活动，如年龄组成员可以通过微信、QQ等更便捷的渠道分享趣闻。新兴力量推动着当地人对物质生活需求的增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让越来越多当地人离乡打工，同时也吸引着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前来谋生。

这里(X镇P寨主街)原来都是侗族人的，后来汉族、苗族、瑶族都有人来，有嫁过来的，也有的在这做生意、打工，讨生活。(储XL,X镇P寨)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部分会在外结婚定居，部分会回乡结婚。也有部分离异女性选择回乡再婚，文化上的不适应、社会归属感的缺乏是离异女性选择回家乡再婚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学者对少数民族妇女外嫁回家的现象做过详细研究，指出“文化羁绊”是离婚回乡的主要原因[18]。个体难以调适的文化张力，原生家庭施加的文化拉力，以及村庄提供的婚姻退路，都让个体倾向于离婚回乡，这是一场寻找文化归属感的旅途。

我家里头有五个姐妹，四个都是出去打工的时候就结婚了，现在都在外面，过的也还挺好的。我挺喜欢嫁到外面去的，看看更大的世界嘛。(石YY,X镇D寨)

我这个bingbang里头有5个姐妹都嫁出去了。其中有一个结婚不到两年就受不了，离婚带着娃儿回来了。其他的还不晓得会咋样。嫁出去也挺不方便的，都见不到bingbang里的姐妹了。(蒙YY,X镇O寨)

现代化发展给当地通婚圈扩大提供了可能，但具体的婚姻选择仍受个体三观、同龄人境遇、父母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影响，越来越多周边地区的人群前往黔东南X镇P寨主街打工、做生意，主街民族成分愈加丰富，各民族从初来乍到的相互排斥到共同生活的相互接纳，使得如今的主街成为多民族通婚的主要地区。

总之，黔东南X镇侗寨地区通婚圈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波浪式扩大的形态，阻力与动力并存。就阻力而言，传统的通婚文化仍在影响着黔东南X镇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姓氏族源决定通婚圈的基本框架，其稳固性牢不可破；长辈压力与朋辈压力并存，但这种影响也因现代化冲击而逐渐式微。就动力而言，村寨关系影响着通婚圈的局部收缩，现代化发展则为通婚圈的扩张注入强劲动力。

三、通婚圈变迁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黔东南X镇，严格意义上“姑舅表婚”与“指姓开亲”已经很难见到，但这两种婚姻规则的文化符号仍然影响着当地的婚姻观念。村寨关系会影响通婚选择，通婚圈呈现局部扩大与缩小并存现象。市场经济给当地女性带来更多与兄弟民族成员交往的机会。随着族际关系和谐与族际通婚的增多，黔东南X镇传统的婚姻歧视链也因通婚圈扩大而逐渐被打破。当地通婚从严格的民族内婚、姑舅表婚、指姓开亲，逐渐发展到破姓开亲、自由婚姻，通婚圈总体呈扩大趋势。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当地民族关系氛围，“三个离不开”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状态。

1.各民族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加。通婚圈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系首先体现于文化共同性的增加。婚姻的缔结常常会带动文化的交往交流，在文化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必定产生新的文化变迁，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通过文化交融，多民族文化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加，因此形成了当地的地域文化、共有文化，从而有利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团结统一，有利于中华文化内在整体性的加强。随着黔东南X镇侗寨地区通婚圈的扩大，当地文化交往交流的范围扩大、形式增多，文化共同性因素增加。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染布工艺逐渐传入汉族、苗族、瑶族等散杂居地区，独具特色的侗布深受周边民族的喜爱，吸引当地各民族前往购买。瑶族传统药浴种类繁多，蕴含深厚的地方性知识，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的同时，也成为侗寨地区的“土特产”，为来侗寨的旅游者带来沉浸式享受体验。侗族传统偏好酸食、生食，糯米饭的制作尤为讲究，共食共享让各民族饭桌上的食物趋于相似，即使在半山腰的瑶族人家，也经常享受到侗乡的美味。现代式的传统婚礼仪式、婚俗习惯在侗寨普遍传播，有些人家的婚礼要走传统与现代两套婚礼仪式；远嫁外省的侗族新娘，以侗布、侗银作为部分嫁妆，在婚礼上借侗歌表达对美好婚姻的向往。物质文化深入交往交流的背后是精神文化的交往交流，是各民族在情感上团结统一的体现。传统侗寨地区有非常强烈的他我之分，也不愿意与周边民族有过多往来。随着侗寨地区通婚圈的扩大，婚姻缔结带来的往来增多，这种他我之分也逐步削弱，自身精神文化与他者精神文化得到了良好结合。总之，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是“枝叶”与“主干”的关系，各民族共享技艺、共享习俗、共享节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符号的逐步增多，以文化交融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共同性因素有效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2.嵌入式居住格局的自然形成。通婚圈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系还体现在居住格局的改变。通婚必然带来人口流动，人口流动会带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流动，还会形成新的居住格局。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打破了原有的地域局限，便利了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往来、社会往来和文化往来，增强了不同地域居民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了解。黔东南X镇所在地区是山地，地形起伏较大，最高海拔约1000米，镇政府与基层市场所在P寨的海拔约200米。海拔由高到低，依次居住着瑶、苗、侗等少数民族。每个民族依海拔高低种植特色农作物，农业水平与经济状况不尽相同。因为经济水平的不同，黔东南X镇形成了由低到高的海拔“歧视链”，海拔较低地区的民族过去常常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不愿意与海拔较高地区的民族有过多接触。这种海拔“歧视链”并不只存在于经济方面，也直接影响各个村寨、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交往。在过去，低海拔地区的民族是绝不愿意与高海拔地区的民族联姻通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信息社会使得高低海拔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所获取的网络信息也日益增多，对他者的抵触情感逐渐削弱。如X镇半山腰做瑶族药浴的老人介绍：“这几年也有汉族、侗族的姑娘嫁上来，还有汉族小伙子直接上去买瑶药的，跟山上的瑶族姑娘结婚，这些现象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通婚圈的扩大使得高低海拔之间的通婚成为可能，婚姻的缔结让各民族交往交流更为深入，民族间的居住格局也相应发生改变。低海拔和高海拔的通婚现状导致了不同民族的嵌入式居住，嵌入式居住让各民族成员都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中，有利于增加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培养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的情感，有利于各民族在情感、文化上实现团结统一，由低到高的海拔“歧视链”逐渐被削弱。同时，黔东南X镇P寨主街拥有当地最主要的基层市场，每逢“赶场”，各民族都会聚集在主街进行商品交换。琳琅满目的商品进一步推动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入，当高海拔地区的特色商品销售到低海拔地区，低海拔地区的基础农作物流入高海拔地区，汉、侗、瑶、苗等多民族的联系愈发紧密。基层市场在满足商品交换需求的同时，也让当地对其他民族的误解与抵触情绪不断减少。黔东南X镇海拔“歧视链”的削弱，直接影响当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高低海拔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节庆往来不断增多，民族氛围更为和谐友好。随着低海拔民族与高海拔民族之间形成友好关系，各民族传统的通婚圈自然被打破，通婚圈的扩大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交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3.民族团结进步的有机发展。“通婚圈”变迁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同时，有效地促进各民族的有机团结。在传统社会，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的分工，有利于促进生产生活中的“互惠”。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实中生产生活的分工“范围”逐步扩大，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直接导致了当地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如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放，直接打破了传统的生计模式，逐步形成了各民族互嵌的新的市场模式。由此，各民族从自然交往逐步发展到深入交流。有学者基于市场体系理论[19]，认为基层市场具有满足社会交往需求的社会职能，市场交换是影响通婚范围的因素之一。也有学者认为，通婚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与市场圈重合，市场体系理论只能部分解释通婚现象[20]。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生产生活范围的扩展直接导致了通婚圈范围的扩大，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当然，这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对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努力。例如，黔桂两省第八届民族团结创建活动联谊会在黔东南X镇召开时，共同探讨建立接边乡镇的社会治理、民族文化、流动人口以及扶贫攻坚等重要工作，为实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谋篇布局，强调要不断加强民间民族文化交融、共同挖掘和传承民间民族文化遗产，让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促进各民族团结友好。

综上所述，黔东南X镇通婚圈在破姓开亲、村寨关系变化、人口流动增加、传媒行业兴起、打工经济活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波浪式扩大的形态。通婚圈的扩大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其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是以亲属整合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原则[21]。通婚圈变迁的影响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且其发展变化随着时代发展进程而不断变化。婚姻家庭与社会中个体生活都密切相关，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既有人坚守传统又有人适应时代变化。因此，通婚圈变迁体现了民族发展和婚姻家庭的基本规律，对这些新变化，可以积极倡导，慎用行政干预。总之，通婚圈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紧密相连，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对学界来说，不断从田野中汲取相关案例，从实践中探讨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因素，更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