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特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一、研究缘起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壮族传统文化绚烂多姿、异彩纷呈。在壮族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的积淀和继承，逐步形成了“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那文化”“铜鼓文化”“干栏文化”“歌圩文化”“绣球文化”“壮锦文化”“麽文化”[1]等丰富多彩的壮族文化。壮族文化呈现为以岭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的“以稻作农业为生业方式和以那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2]。据考证，壮族的主体部分是由自称布壮、布依、布土、布侬、布岱等[3]5个族群不断迁居、分化、合流而成。这形塑了壮族传统文化“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景观和特征。当前，学者沿着宏观思辨和微观实践两个面向就壮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宏观思辨层面，有研究指出节庆文化资源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宣传不够、重点策划缺失等不足，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科技优势，激励文化产品开发，提升文化产品质量[4]；还有研究提出利用壮族节日庆典符号的形式和功能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理念[5]，以及开发传统节庆作为地域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新路子[6]。也有研究对壮族文化的推陈出新、继承与发展、中外互鉴、兼容并包他族文化、以大众为主进行文化创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创新等[7]路径进行了探索。在具体的壮族文化创新发展实践探索中，有研究基于功能-结构视角对壮族传统山歌的创造性转化进行了探究，指出结构再造-功能创新是实现面向现代的多维融合时代的必然选择[8]。

上述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系统性、理论性、实践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面都还需深入研究。一方面，总体上看,文化融合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功能，如果单纯突出经济和市场的功能容易造成文化的资本化论，进而损害到文化的其他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文化所具有的地域性和空间型格局，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整合不同主体和元素参与到文化建设过程中来。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应然选择，亦是壮族文化发展的必然。

作为我国“多元一体”[9]文化格局中的重要内容，壮族传统文化是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现壮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的使命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渊源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10]壮族传统节庆作为壮民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核心部分和主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基于此，新时代传承和创新壮族传统节庆文化并发挥其中的凝聚与整合、道德教化和经济贸易等功能，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笔者将陇峒节(根据壮话音译)作为个案进行分析，通过对陇峒节及其文化意蕴的解读呈现壮族文化统一性和个性化特征，指出其在新时代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进而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和共生理论探究促进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嵌入-共生的内生逻辑，以期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笔者参与DX县“陇峒节”活动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参与的相关人员进行的深入访谈。

二、壮族陇峒节及其文化意蕴

(一)作为仪式的陇峒节

涂尔干指出，集体意识来自于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形式，即现在称之为“仪式”的那些形式。当人们聚集到一起，在共同的时间、空间中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对象时，共同的思想、情感在人们中间流转并得到强化。只有在周期性的仪式上，整个部落才会聚到一起，也只有在这些仪式上，部落成员才能创造和再创造出精神上的团结感[11]。这道出了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形式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陇峒节作为壮族传统节庆文化之一，其不仅具有明显的仪式机制，还内蕴独特的民族智慧、人文精神、情感价值等。

DX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全县世居民族均为壮族，以布壮、布土自称族群为主，民俗活动多样。而陇峒节主要分布并盛传于布壮、布土等传统自称族群之内，其不仅具有周期性特征，还具有严格的仪式程序和要求。陇峒节按照不同的时间进行布“峒”。其中，春节作为“头峒”，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盛况空前，而其他月份“陇峒”则根据各个村寨的日历安排，但日子在各个村寨都相对统一并已约定俗成。总体来看，“陇峒节”共涵盖了八大环节九个项目，即“舞麒麟”“踩田”“对(载)舞”“抢花炮”“对歌”“求务(祈福)”“干鹄(消灾延寿)”“开门迎客”“杀麒麟”。

(二)陇峒节仪式所蕴含的壮族传统文化

作为一种壮族民间传统节庆活动，陇峒节以麒麟作为开端和结尾，具有内在严密的活动规程和组织安排，体现了壮族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和源远流长的特点。这也体现了民族文化自身的一种“规则的内化和自洽”，恰到好处地解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从不同环节的内容来看，其涉及从农业生产到爱情、婚姻，再到人际关系等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说明壮族节庆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和个性，即壮族式表达机制。这与壮族民众世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息息相关，因为歌舞是壮族民众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展现了壮族人民对甜蜜爱情、美好生活及美满婚姻家庭等的追求和期盼，同时,通过各种竞技活动促进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构建并维系了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仪式中，大家感受到彼此之间共同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召唤。

“舞麒麟”示意着“陇侗节”的开始。“踩田”和“求务”，前者拉开了春耕的序幕，后者祈愿秋收的五谷丰登，两者均表达了人们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以及对丰收的期盼，是壮家儿女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坚韧执着、尊老敬祖的精神品质的重要体现。而这也是壮族先民在适应自然和改造环境中积淀下来的对自然的敬畏和积极调适自身心态的体现，希翼通过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歌”“载舞”展现了壮族儿女热爱家园、乐观豁达、豪迈奔放以及对自由恋爱的追求，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时代诠释。歌舞不仅能传情，亦能歌唱新生活，颂扬新时代，通过歌舞表达了壮家儿女对家庭美满、婚姻幸福、社会和谐的热切期盼，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抢花炮”“开门迎客”诠释出了壮家儿女热情好客、热爱生活、团结友善、积极向善的品质特征。“抢花炮”遵循着“团结第一，竞技第二”的参与精神，使人们在活动中感受到民俗竞技体育带来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而“开门迎客”则是对主客之间的那种“来者皆是客”“宾客至上”礼仪的诠释和再现，在这种仪式中各种陌生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你来我往的热情互动，各种前嫌都将在此重要时刻“烟消云散”，形成你我同为一家亲的脉脉温情。最后的“杀麒麟”则意味着“陇峒节”活动进入了尾声。

三、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危机

壮族传统文化是壮乡儿女世代传承和积淀的文化瑰宝，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等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作为乡村社会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壮族传统节庆不断异化和萎缩，这与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形与神、古与今之间的对立密切关联。二分法的文化建设及趋利化的文化发展，使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整体功能呈现“碎片化”，文化功能的“单兵突进”，无法挽救文化“蹩脚发展”导致的文化断裂和文化“洼地”的命运，进而导致农村文化逐渐衰落的局面。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

著名文化学者玛格丽特·米德从历史角度将人类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基本形态[12]。前喻文化是指在农业文明时代，文化和知识经验是由长辈向晚辈代代传授下去的，“既延续了生命也维系了文化”的文化积淀状态，而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以“平等交流”和“文化反哺”为基本特征的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文化传承形态。文化断裂则意味着不同代际的人类文化传承与积淀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之间的断代和文化隔阂，即詹明信所言的“表意链断裂”[13]。当表意链断裂，人类的道德所指、伦理价值以及相应日常生活行为都难以形成稳定的形式，社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人们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帕金森式的无名抖动和恐惧。而这种断裂源自于现代性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割裂，是因现代性无法从传统文化中复制“基因”所致。“文化的断裂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断裂，是文化传播、文化渗透和新文化积累难以实现”[14]所致。而这种文化断裂的表征和倾向，能从不同人群对陇峒节的反应中得以窥探。笔者调查发现:95%的“00后”表示,节庆除了吃喝，其他跟自己没关系；88%的“90后”表示，通过节庆能够为村庄聚集人气；76%的“80后”对“陇峒节”的感情源于能挣点小钱，因为节庆能做点水果等地摊生意。而对更老的一代人而言，陇峒节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情结和情怀。多位接受访谈的耄耋老者表示：

陇峒节更多的是一种全民(村)式的集体教育形式……通过此种方式，大家会不计前嫌，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其实节庆本身的道德教育、社会整合、人际关系和谐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功能。但现在的孩子传统文化根基太浅，所以成为城乡之间的“游魂”……我们那时候就盼陇峒节了，堪比春节、中元节等。尽管是物质相对缺乏的年代，但大家尽量拿出家中最好的美食来迎接四方客……(对于)“对歌”“载舞”那也是日夜期盼，大家基本上都会歌舞。现在年轻人团结力也没那么足，那时候更多强调的是集体，现在村里没啥大活动，大家辈分之间都搞不清楚了，因为不常聚。

(二)文化之形与神之间的脱节

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其形与神浑然天成。壮族文化无论是以物质形式(仪式)作为外在的呈现，还是以内在的道德力量约束的方式存在，其所具有的功能总是一体的。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物质性与内在性出现“貌合神离”的现象，即文化的形与神、外在与内在之间的脱节和割裂。这主要表现为各种披着壮族文化外衣的产品逐步进入市场，成为文化资本获取利润的工具，文化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而其他功能无形中被遮蔽。有些自媒体为了博人眼球、赚取流量，大肆传播壮族节庆文化中低俗和不合时宜的内容，而文化内在的精神被割裂，导致出现文化冲突。各种打着“传统”旗号的文化器物亦如出一辙，在尚未完全领会民俗文化的内核与器物之间关系的前提下，推出各种文化产品，使得人们对民俗文化产生误解或者歧视等。据笔者统计，年青一代超过93%的被调查者表示，对陇峒节由“点线面”构成的整体性文化认知并不全面，基本能了解到其中的“点”，但无法串联成“线”，更无法达到“面”的深层次了解和理解。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已经危及到文化核心精神的存在，作为符号的文化和作为文化内在核心的精神“两张皮”现象，可能导致文化传承的灾难性后果。

作为仪式的壮族传统节庆是一个整体性文化的传承与再现，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仪式)与内在的主旨特征相互统一，共同演绎民族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域特征(空间场域)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内涵，但现代性则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助推文化的发展，这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是一场“灭顶之灾”。调研中，扮演师公角色的村民们表示：

陇侗节，其实是最具当地特色的节庆活动。但和之前相比，现在年青人基本就是看热闹，不像我们小时候是参与式的去体验和感悟这个节庆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浸染或者洗礼之类的东西。所以说，活动还是那些活动，但对于年青一代来说，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村庄的价值和作用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大了，要说有的也就是商业上的炒作吧。披上了商业外衣的节庆,就只有外在形式的热闹了，精神上的共鸣在慢慢消失。

(三)古与今之间的文化竞争

现代与传统、形与神之间的断裂与碎片化，源于文化的纵向演化与横向拓展之间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愚昧与文明、优越与卑微的较量和角逐，即古与今的文化竞争。文化优劣、文化先进与落后等二元思维一直笼罩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导致优势文化取代所谓劣势文化的趋势。文化的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但人类文明并不是一部文化的斗争史，而是文化共鉴共赏共同繁荣的发展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部56个民族文化交融和文化共生的民族发展史。

文化竞争的思维和行动，使得文化的古与今出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状态，极大阻碍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调查中，超过92%的年轻人认为，文化的商业化导致文化的竞争性发展，文化资本化是文化恶性竞争之源。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不等于文化商业化、资本化。超过96%的老年人认为，年轻人的行为已经被时代所裹挟，他们自身知识水平在提高，但道德约束力下降。更有超过89%的80岁以上的老年人表示，相比之前(他们小的时候)，长者的话语权变少了甚至消失，因为现在普遍认为有经济实力才有话语权，尊老敬老的传统道德规范受到冲击。笔者调研时，79岁的老村支书忧心忡忡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不愿意、不主动和老人家打招呼。以前节庆，如陇峒节等就是一种道德教化的实践，你要尊重师公，尊重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在仪式中地位很高嘛。

而大部分“90后”和“00后”年轻人则表示，他们需要的是高大上的时代精神文化，但何谓“高大上”，却语焉不详。农村青年一代的精神“荒漠化”问题，在物质与金钱至上的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下有不断被强化的倾向。

四、陇峒节的创造性转化：现代与传统的嵌入—共生

基于壮族传统节庆文化的个案阐释，传统节庆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在现代化转型中却遭遇多重困境，面临各种危机。传统文化的危机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有学者指出：“使用多元的思想模式将一些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或改造，使经过重组或改造后的上述元素变成有利于变革的资源，同时在变革中得以继续保持的文化认同。”[16]这需要从现代与传统的有机嵌入和融合共生入手破解危机，即实现壮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社会嵌入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分支。1944年，波兰尼首次提出“嵌入”概念。1985年，格兰诺维特深化“嵌入”内涵，并将嵌入划分为关系型嵌入和结构型嵌入两种类型，前者强调个体间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而后者强调的是组织之间的联结[17]。随后，约翰尼森和帕斯拉斯区分了实体嵌入与系统嵌入[18]，前者主要关注嵌入主体、对象、内容、工具等实体要素，而后者强调嵌入的结构、人际关系网络等。据此，遵循社会嵌入理论，实现壮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探究传统与现代、古与今等等之间的实体嵌入和结构嵌入问题。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嵌入，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有机嵌入实现融合共生才是有效路径。共生概念首先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19]，随后，共生理念和方法的应用逐步推演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一般意义上说，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20]。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成为共生的本质，即共生三要素。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关系)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表现共生单元之间物质、能力、信息等的资源关系。共生环境是属于共生体之外的其他环境的总称，也是其他外在影响因素的综合。在三个共生要素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环境是重要条件。具体应用到壮族传统文化的共生来看，共生单元即各主体之间的嵌入关系形成的具有不同功能的主体格局；共生模式即不同文化内容和手段之间的资源相互依存和补充关系；共生环境即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及更高层级的各主体之间在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的态度、认知及其相应的行为。

(一)陇峒节的现代与传统之实体嵌入—共生

通过有机嵌入实现融合共生是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生逻辑，即“嵌入—共生”机制的形成。嵌入强调主体、内容和方式等实体要素以及结构要素，而共生则强调嵌入之后共生单元各自的功能发挥和资源互补，以及共生主体之间关系的共生模式的形成。同时，在共生实体和结构之间形成共生环境。

1.主体嵌入：明晰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共生单元及各自功能。壮族传统文化是由多元主体(共生单元)共同营造和促成的文化场域。在此场域中，从宏观上看包括政府、社会、个人等主体，从微观层面上可具体细分为县及镇党委和政府、社区(村庄)、民众、民间艺人(师公、主持者)、媒体、商人等。这些主体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及其在节庆文化中的不同表达和实践，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载体和内核。这些共生单元不同功能的发挥，维系了文化所具有的外在仪式和内核精神的统一。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性文化定义指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手段、工具，生活是文化的主体……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即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21]

具体到陇峒节，无论是场次、规模、时间、空间，其参与的人员都相对的统一。作为民间活动，为了确保安全，乡镇政府和党委积极介入到活动中来成为必然，也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所在，而从更大意义上看，政府具有推动文化建设和促进文化发展的职责。村民委员会是直接的责任主体，是具体活动的策划、组织和执行主体。民众则是主力，他们在活动中的行为和表现都体现文化对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也是对集体活动的一种认同，增强自身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民间艺人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其中起到“主角”的作用，通过他们可以凝聚起民众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商人(含媒体)则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展开各种旨在获取最大利润的商业活动，促进文化带动商贸经济的发展。

上述主体之间的联动构成了传统文化仪式不断呈现和文化内核不断演进的一种逻辑和历史脉络。然而，现实中，由于主体间的认知和利益的冲突导致传统文化危机的产生。这需要从主体间相互嵌入来予以解围。一方面，强化村委会对商人和民众的柔性嵌入。村委会需要将现代性的商业价值、经济价值等有序嵌入到传统的情感价值、伦理价值，强化其作为主体的职责，发挥文化对村民和其他主体的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和党委等关键和核心主体在文化内容、文化对象等方向的引导,以便实现对其他主体的合理嵌入，发挥其他主体的积极功能。

由此，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嵌入和良性互动，实现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性资源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及在各主体的嵌入和互动中形成功能和优势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乡村文明得以世代延续和现代性创新发展。

2.内容嵌入：构建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共生模式。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壮族多元文化共同绘就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壮族文化画卷，这幅多元一体的壮族文化画卷与国家层面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交相辉映，编织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巨幅画卷。如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构成“那文化”表征的壮族独特画卷，与我国的爱国、爱党、爱家、爱生活、团结奋进等主流文化一脉相承。同时与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的精神内涵也是相统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绵延发展的源泉，因为“已经确立的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含着发展的潜力”[22]。因此，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壮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最大动力在于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精神和改革精神等，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如作为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定海神针”“压舱石”和“指南针”，壮族文化自身需要积极主动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的内在动力，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壮族式表达和生成是其内在和本质的要求。

具体而言，在陇峒节中，根据节日庆典各个环节所表达的不同主题内容有序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在“开门迎客”环节可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文明等内容，生成壮族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机制。而在“踩田”“求务”环节可融入勤劳致富(富强)等内容，生成壮族式的现代性文化传播机制。在“对歌”“载舞”环节，一方面强化传统文化的民主、自由理念和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对歌”具体内容突出爱国、敬业、诚信、法治、平等、和谐等一系列主题。借助此类喜闻乐见的形式，能更具针对性地实现多元文化之间及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互嵌、生成与表达，能得到民众的更多认可和喜爱。因此，通过传统与当代文化内容的有机嵌入，能有效促进不同时空文化的融合共生。

3.方式嵌入：形成壮族文化创造性换化的共生界面。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共生界面是由传统和现代不同方式构成的一个相互交织的共同操作系统或面向。传统文化中的“仪式”主要以实体的空间为载体，以面对面方式开展，参与方式受到时空的制约。同时，受制于当时较为落后的交通、信息传递等，“仪式”所具有的地域特征更为明显和突出。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和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减弱了时空疏离感。在科技推动下，人类的生产生活不再受到时空的制约，各种文化的可视化、立体化、体验感和亲历感等设计更为先进，使得文化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融共现成为现实。

这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重大的契机。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借助科技手段找到了有效的载体，使得文化传承与创新更能满足人民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将传统方式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使得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文化开发的深度和力度得到拓展，文化认同能得到更好的强化。如通过“线上线下”或“云直播”等方式将陇峒节进行实时播放或录播转播，满足不同时段人群对其观赏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改造，将陇峒节设计成类似网络游戏、动漫短片等形式，使得各类人群根据不同需求在陇峒节的虚拟空间中扮演不同角色，以崭新形式沐浴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加彼此文化认同。

(二)陇峒节的古与今之结构嵌入—共生

古今结构的嵌入—共生关注的是不同主体、内容和方式之间相互联系构成的文化网络体系。相对于实体嵌入，结构嵌入更为注重的是关系网络的生成、维系和发展，即各主体、各内容和各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构建。作为“仪式”的传统文化，“仪式”的物质性和可表达性决定了其载体的作用和功能，而仪式本身又是一个多元主体、多项内容、多重手段相互紧密联系和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无论是从仪式的各环节、各主体及其表现方式来看，还是对其内在所蕴含的精神实质进行审视，传统文化的“仪式”及其带来的“仪式感”都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

网络关系的嵌入需要明晰主体、内容、手段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主体间的现代与传统的嵌入就是要将作为“后浪”的青年一代嵌入到作为“前浪”的老一辈生活空间中去，从“前浪”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后浪”在“前浪”身上获取前进的动力，而这种精神内涵只有“后浪”在通过“身临其境”式的文化体验之后方能更好地领悟和践行。手段的嵌入为这种“身临其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生成空间。通过智能化的“人机结合扮演”使得在场者和亲历者感觉的“还原”和“再现”成为可能。人们在这种角色扮演中获得知识、力量和精神感召。因此，手段嵌入所形成的网络，需要以主体嵌入的网络为基础和前提，而内容嵌入形成的网络是一个核心和关键部分，需要明确的是不同内容之间网络的搭建和生成。只有进行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构建，才能实现互嵌的内容网络实质性功能的发挥。具体来看，陇峒节内容嵌入之后的网络需要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之下的不同主题之间的网络形成，将革命精神、改革精神、新时代楷模精神等形成的主题有机紧密结合，生成独特的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壮族式文化表达机制。

在这种由不同主体、内容、手段编制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网络之中，各线条的粗细必然有别，这也显示出了不同的重点内容和不同侧面。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就是在这些网络关系中不断演化、变迁和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因此，织牢织密文化大网，需要正确处理现代文化的传统性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壮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表达和生成等，而陇峒节的上述结构网络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指引。

(三)实体与结构之间互嵌：形成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对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之间关系的整体性关照，是实现内外部环境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内部的共生单元和共生关系(模式)的确立为处理外部环境提供了前提，而外部环境的优化为内部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因此，营造积极健康的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外部环境，即共生环境成为应然选择。与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共生环境相对应的有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组织保障及其资源保障等。政府作为外在环境与内在主体的统一，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中发挥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

1.建立健全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制度体系。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制度体系的建立健全需要有时空范式和纵横理念的指引。也就是说，在“项目—政策—环境”的理念和价值引领下，以短期的项目规划和建设政策为抓手，以中期的优惠政策扶持配套为着力点，以形成项目、政策相互促进和发展的长期环境为关键点和落脚点，推进壮族文化创造性发展。这要求综合考量国家、省、市、县、乡镇到社区(村居)等政府文化项目的相互衔接，全面把握国家、省、市文化扶持和优惠政策在县、乡镇、社区(村居)一级的执行和监督反馈机制。从环境层面来说，需要着力形成以乡镇-社区(村居)为中心的县、市、省、国家多元支持的乡村文化建设制度体系。同时，强化以人民需求为中心、以政府供给侧改革为重点的文化制度体系建设，确保各族群众对一体文化关照下的多元文化的需求得到满足。

2.深入完善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组织保障。组织保障是现实制度落实的内在要求。为了积极推动制度落地，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文化建设和治理效能，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深入完善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组织建设。这需要建立国家、省、市、县的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研究指导机构，成立支持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研究机构，通过上述机构的组建和通力协作，科学指导县、乡镇、社区(村居)共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程。此外，文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作为一项高度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成立由民间壮族文化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研究者构成的各种文化类的社会组织。这为理论的落地生根及促进实践对理论的深化和升华提供了组织保障。

3.积极探索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示范项目和示范区。壮族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一项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也是文化本身延续发展的一个不断转化升级的过程。其复杂性、普惠性和民生性等，需要发挥我国制度和组织保障优势，注重发挥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地方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势，从不同时间和空间地域的文化着手，进行试验性项目的开展。在总结经验和反思探索的基础上，逐步根据试验的信效度，从试验项目到试验基地再到试验区逐级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