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典,汪季石

(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大别山精神是指从1921年到1949年这 28 年间，由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以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坚定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别山人民不断发扬“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紧跟党走、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红色基因已融入一代代大别山地区人们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大别山精神为核心的大别山红色文化，从形成到发展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融为一体[1]。大别山精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添革命底色，更为中国共产党立党治国注入灵魂。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原因，一些革命老区发展步伐缓慢，红色文化也遭到各种错误思想和思潮的冲击。由此，如何助力大别山精神发源地的革命老区群众脱贫致富，如何推动大别山精神在新时代赓续并发扬光大，如何使红色旗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高高飘扬等，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别山人也应抓住历史机遇，与时俱进地赋予大别山精神以新时代内涵，以开拓创新谋求革命老区大发展。

一、 大别山精神所体现的伦理价值观

大别山精神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大别山地区人民自己特有的道德伦理特征，一定程度上也科学论证了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2]的观点。

1.朴诚勇毅的诚信观。从1921年到1949年，大别山上始终红旗不倒，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传奇。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别山极度贫困的环境导致人们因生活所迫“逼上梁山”，从而造就了它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这个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别山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济落后，“穷”并非大别山的 “特产”。历史资料显示，当时比大别山地区穷的地方还有很多，“穷”绝对不是历史的本质，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不能作为革命的依据。仅以红安为例，从1927年“黄麻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革命信仰献出生命的烈士超过14万。董必武、赵赐吾、刘溟西、王树声、戴克敏、周维炯等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家庭较为富裕，但依旧为革命奉献毕生精力，这就源自他们坚持共产主义、忠于党和人民、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在整个大别山地区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整体革命伦理景观。

张国焘为了满足个人权欲，铲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1931年在大别山地区党组织内进行了一次臭名昭著的肃反运动，错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尽管张国焘乱杀无辜，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总是把张国焘同党和红军区别开来，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曾动摇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与敌人进行斗争。”[3]后来张国焘公然叛党，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企图把红四军变成个人武装，直至1938年他也未能带走大别山的一人一枪。张国焘个人野心的破产有力地证明了大别山地区的官兵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守。“经过党长期培养和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无限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心，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4]“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是大别山英雄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的最好注解，也是大别山精神的真实写照。董必武同志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时提出的“朴诚勇毅”四字校训，充分体现了大别山精神的品格特质。“朴”，就是艰苦朴素，求真务实。“诚”，就是忠诚正直，诚实守信。“勇”，就是勇于奉献，敢于斗争。“毅”，就是坚定刚毅，持之以恒。“求真务实”是党在黄安、麻城及周边地区进行伟大斗争的行动指南，也是党的思想路线。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红军面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威胁、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省委书记沈泽民于1933 年 10 月 16 日在红安县紫云寨主持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全面总结斗争经验，深刻汲取失败教训，使沈泽民和省委认识到革命斗争必须立足实际。会后，沈泽民于 11 月 10 日写成了《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报告重新制定了今后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定决心纠正教条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从而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保住了大别山的红旗。大别山精神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传递了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2.廉洁奉公的义利观。所谓“义”是指道德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义利观指是对社会利益与个人私欲、道德价值与物质价值关系的认识。古往今来，不乏对于义利观的讨论。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强调要见利思义，按照义的原则来牟利。孟子也曾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表达了孟子要合理取利及对义的追求的观点。传统的义利观倡导公利高于私利、重社会整体利益，并被中华民族广泛认同，成为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视民利的思想对当代倡导的廉洁奉公、克己奉公的观念有着积极意义。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同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对廉洁奉公的义利观的深刻揭示。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以革命大局为重，为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任，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大别山革命区，革命前辈们始终秉持着“一要三不要”(即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图两不图”(即图贡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信念，即使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也丝毫未被撼动。革命年代的大别山区条件艰苦，红军战士一边顶着随时作战的压力，一边还经常面临断粮的绝望困境，他们时常靠野菜、葛根充饥，很多部队没有棉被，战士们就用稻草当被子。睡觉时，战士们永远不脱衣服，一旦有风吹草动便立刻起身，准备战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坚壁清野”的恶劣斗争环境下，红二十八军便衣队坚持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日子再苦，红军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总想着把最好的留给群众。这种朴诚勇毅、廉洁奉公的革命作风，使党和人民军队炼铸了刚强的意志与高尚的品质，从而夺取了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也为现当代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精神基础。红军战士在前线大无畏地流血牺牲，人民群众也满怀“舍小家为大家”的热情积极作出贡献。“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战役中，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支援红军。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3.德性主义的幸福观。幸福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幸福以生存、温饱、安全为基础，以社会、生态、发展为条件。柏拉图提出，拥有富裕、光荣的幸福生活的一般都是德行修养高的人群。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活动，也就是说，修养德行是通往幸福的阶梯。墨家幸福论则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爱情怀，儒家的“孔颜之乐”则将修习涵养品德列为实现幸福的首要因素。

诚然，幸福是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实现的，它不是一旦获得就一劳永逸的，这种追求必然要求人们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德性的水平，使之在社会生活中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整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特殊规范调节方式，是以特殊方式把握世界的实践智慧。只有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自觉地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奋斗与报效国家相结合，才能够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幸福，这样的幸福也才会真实、深沉、持久。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地区的人民为了追求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不顾个人的利益得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反动派作斗争。在这28年的时间内，从建党前后，到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再到迎接刘邓大军南下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复的“围剿”“会剿”“清剿”，日本侵略军多次“清乡”“扫荡”，大别山区的部队一茬接一茬，在这洒满热血的土地上“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英雄的大别山人民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以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筑起攻不破的铜墙铁壁、摧不垮的血肉长城，为“打破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党和国家、人民会始终铭记他们的无畏牺牲、无私奉献，历史也会牢记他们：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从大别山走出去的就有3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中央军委公布的36名军事家，林彪、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许继慎、杨靖宇名列其中；我军首次授衔，每四个将军中就有一位大别山人，许世友、韩先楚、陈再道、王建安、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聂凤智、陶勇、王近山、王必成、李德生、刘华清……不胜枚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从大别山走出去的军人是近现代中国军队的脊梁。坚信有德必有福，敬仰那些有道德的人，整个社会也要为道德高尚的人实现幸福、坚守幸福创造制度保障、物质基础和精神氛围。

青年马克思畅谈自己的理想时说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5]大别山地区的革命者践行了革命导师的伟大理想，他们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幸福，把个人的幸福置于其后，实现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整体幸福的共建共享。他们在服务他人、建设社会、效力国家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生价值的实现，具备了幸福的前提与环境条件，产生了更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别山革命者的幸福观表明，只有当一个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再把“小我”成就作为人生目标，而是渐进“大我”的社会目标、力争增进他人和社会整体幸福的时候，其所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它也摆脱了低级狭隘的含义，而是附加上了崇高与美好意味[6]。

二、大别山精神的伦理价值观遭遇的挑战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了外来文化的侵袭和破坏，特别是“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观念影响至深。大别山人的传统道德伦理精神也遭遇到了挑战。

1.“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经济伦理观的挑战。在以经济标准衡量一切的年代，“理性经济”思想对人们的行为影响至深，即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伦理道德等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被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常常被漠视。现实中很多人对于大别山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淡漠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这最终将导致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丢失自己的理念和准则。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红色旅游文化的挖掘与开发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位于大别山的很多红色文化资源被过度开发，甚至破坏性地改变原有的红色基因。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部分的经济效益，但对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的忽视，造成大别山精神中特有的伦理精神的丢失，将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挖掘和开发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往往被作为首要因素纳入考虑。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红色文化资源区“摇身一变”成集聚餐饮、购物、娱乐、文化体验于一身的一站式综合体，另以各种野外竞技游戏开设的收费项目也屡见不鲜，这不仅严重破坏了红色文化给人们带来的经典教育印象，也使得人们对红色文化教育望而却步。尤其是大别山部分红色景区通过投机取巧，借由各种名目胡乱收费，例如设置文物保护费等就使得很多有接受红色教育倾向的旅游者放弃实地学习红色文化的机会。还有一些单位在安排人员学习、参观红色革命圣地时，偏于形式进行娱乐旅游，而忽视了对红色文化精神的学习、思考和吸收。同时，一些导游、讲解员等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对当地的文化资源理解不够科学和透彻，在对参观者进行当地红色资源的介绍和讲说时，缺乏真实和典型的介绍，有甚者在讲解的过程中歪曲历史事实等。另外，在宣传和保护红色文化的工作上，较多大别山地区的旅游景点在坚持红色革命老区应有的文化立场和革命伦理精神方面也没有尽到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借助大别山文化资源优势打造的大别山红色旅游集聚区，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过于强调开发文化旅游功能，而使得大别山伦理精神的传承功能在红色旅游中几近丢失。尽管开发旅游产业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大别山红色文化产业和革命伦理精神的丢失也是大别山开发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追根究底还是要落到“红色文化”上。只有注重革命精神的传播，注重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信用制度的约束以及契约精神的引导来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才能有效开发、弘扬红色文化和传承大别山革命伦理精神。

2.“急功近利”功利观的挑战。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培育是一个耐心细致的工作，急功近利，既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能会破坏更多的红色文化资源。由于保护意识和修复技术的相对缺失，加上政绩观和金钱观的双重驱动，在一段时期内，有关部门不注重实效性和革命伦理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导致大别山红色文物既没有被保护好，其教育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细究起来，不外乎三方面情况。一是在保护意识淡薄、修复技术欠缺的情况下仓促上马项目。目前，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些管理部门对红色文物的价值认识不足，也没有足够的修护和保护知识，由于政绩的需要仓促上马红色旅游项目，致使很多文物不仅没有发挥好其教育传承功能，反而遭到严重破坏，失去其原貌。譬如，四望山农民暴动的旧址，现在仍是胡岗村村委会的办公场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又如位于浉河港镇的李先念故居旧址，仍有居民生活在其中，缺乏实质性保护。我们知道，作为历史文物，红色文化资源是脆弱的和不可复制的，管理和保护不到位，最终会导致许多珍贵资源的破坏与消亡。例如浉河港镇内的老君洞旧址，正是因为保护的缺失，导致涨水时节常被水库淹没。截至目前，豫南大别山红色文化遗址“损伤惨重”，已损毁的遗址多达248个，其中信阳市120个，南阳市48个，驻马店市80个，这一事实意味着豫南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7]。二是利益驱动，破坏性开发。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建设初期，很多红色文化遗迹被改造、扩建，甚至有管理部门因红色文化资源“经济效益差”而擅自拆除的情况出现。出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管理部门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倾向于商业化，从而忽略了最为核心的大别山革命伦理精神。为迎合游客的喜好，红色文化区被大肆改建，许多宝贵的红色资源消失了。三是政绩驱动，各地争抢红色文化资源。为得到更多政绩，各地都想拥有更多的红色文化资源，因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继而出现了“一家鼓，两家敲”的尴尬局面。譬如，信阳商城县和安徽金寨县对《八月桂花遍地开》产权的争夺。各地对于政绩的恶性竞争，使得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此外，新媒体运营的缺失也导致大别山红色文化景区的品牌宣传与时代脱节。品牌推广渠道过于单调，推介模式周期短、力度小，影响力不足，不能达到有效的宣传效果。

三、新时代大别山精神的伦理价值呈现

新时代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大别山人应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处理好小义与大义、小利与大利、短利与长利的关系，从而使大别山精神焕发青春，把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1.小义与大义的辩证统一。战争年代大别山人形成了重大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红色文化，但面对市场大潮这种红色文化受到了冲击，出现了重小义轻大义的情况。我们知道，义有大小之分。为国为民，是义；为家为乡，也是义，但前者是大义，后者是小义。大别山人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染就的红色文化，始终把对党和国家、民族忠诚与无私奉献的大义放在第一位，同时，脚踏实地建设好家乡，发展好家庭和个人。前者是方向，后者是基础：没有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忠诚与无私奉献，为家为乡就过于狭隘，容易迷失方向；没有为家为乡，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忠诚与无私奉献就流于形式，成为一句空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8]这为新时代大别山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对党忠诚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也是全体人民都应该具备的一种品质，而对党的忠诚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应该落实到行动中，表现为发展完善自身、勤劳致富、共同建设好美丽家园等方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当前，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枉顾他人利益，导致市场上假货泛滥、有害食品充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影响，这是严重背离信义、正义和道义的行为。新时代的大别山人要重塑大别山精神伦理，就必须处理好小义与大义的关系，真正做到“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2.小利与大利的辩证统一。利也有大小之别。个人的利益、地方的利益是小利，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大利。二者要兼顾，大利至上，小利服从服务于大利，但也不能忽视小利。大利是小利的累积，没有小利，就没有大利。个人追求要与党、国家、民族的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大利至上。在许多人迷失在小利诱惑之中的今天，大别山人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赋予大别山精神伦理新时代内涵，正确处理好小利与大利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机会，个人利益的实现为整体利益的实现奠定基础，二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方面，如邓小平所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9]146也就是说，只讲义不讲利是行不通的，只讲大利不讲小利同样也不行。每个人合法利益的实现，是整体利益实现的基础，是在为利益双方实现共利奠定基础。社会主义这块蛋糕必须要做大,在做大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公平公正地将蛋糕切割好分到老百姓的手中。老百姓辛辛苦苦地工作,在为“大利”做出贡献的同时,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小利”得到满足,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任何忽视民众的小利都是不足取的,也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没有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个人的发展就没有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0]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9]337个人在满足自己小利时不能危害到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不能牺牲集体和国家的“大利”,如果这样就是不义,就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约束与制裁。因此，新时代的大别山人应当着力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大别山精神伦理价值体系，以义导利，引导个人求利行为和手段符合道义，个人在平衡义利的过程中寻求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共赢局面。

3.短利与长利的辩证统一。眼前利益与近期利益作为短利是正当的也是可以追求的，但必须与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保证整个地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短利与长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相一致的。短利是现实的利益、近期的利益、当下的利益，长利是根本的利益、共同的利益。一方面，短利与长利互为前提而存在；另一方面，短利与长利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我们应该学会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既要照顾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更要看到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全局利益。当它们发生矛盾时，应该牺牲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大别山地区的一些人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追求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今天资源趋紧、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及生物物种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不仅给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且也必然会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新时代的大别山人在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必须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发展，不仅要协调当前利益，更要立足于长远利益，不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发展；要规划长远的利益，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形成绿色发展的理念共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共筑生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