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俊延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82）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中国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极大增强，因而逐渐从“汲取型”国家转向“给予型”国家。“给予型”国家不再向基层社会直接汲取资源，而是以基层为单位输送大量资源（王雨磊，2017a）。在后税费时代，资源下乡必然伴随着技术下乡，而技术治理就成为国家资源向下输出的主要治理模式（渠敬东等，2009）。这是因为相较于“汲取型”国家对基层政府汲取能力的重视，“给予型”国家的治理结果很难直观地呈现出来，因而必须强化政府的信息搜集与管理能力。国家基础信息能力的提升不仅要求实现治理技术工具的更新，还需要强调治理手段的技术化。因为技术治理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治理过程的人格化特征，是一种追求效率的治理程式。然而，基层治理一旦陷入技术取向的治理程式，又极容易去政治化，即基层干部试图通过整齐划一的技术工具来推进治理项目，从而忽略治理活动本身应具有的正当性。

在超大型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治理往往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监督失灵等一系列治理成本问题（周雪光，2017）。黄仁宇（1997）指出，古代中国因为没有发展出理性的“数目字”管理而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里的数目字管理其实就是数字化技术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中央政府制定了精准扶贫战略，以加快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步伐。通过精细化治理实现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项目的准确管理实质上就是一种技术治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