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彬

按照《〈呐喊〉自序》的说法，因为幻灯片事件的刺激，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人生追求由救治病人的疾苦转向改变国民的精神：“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在这个著名的表述中，“精神”压过甚至否定了“身体”，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不过，虽然在鲁迅的弃从抉择中，“身体”的占位被“精神”取代，但它却并没有真正退出鲁迅的视野，而是始终如影随形地缠绕着“精神”，质疑并制约着“精神”先行或独自改变的可能，与之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本文拟从这一问题出发，以《阿Q正传》为中心，围绕鲁迅关于国民的精神与身体、启蒙与革命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展开讨论，以期重新认识鲁迅前期的启蒙探索。

一 身体的失败与精神的胜利

精神胜利法的揭示与命名是《阿Q正传》最重要的艺术贡献之一。近百年来无数的研究论著致力于分析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不遗余力地批判它所表征的国民性弱点，由此孕生的自省精神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组成要素之一。不过，研究的成果虽然相当可喜，不足却也很明显，尤其是对“精神”的剜刺未能在兼顾“身体”的视野中进行。正如汪晖所说：

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精神胜利法”上的时候，几乎忘却了鲁迅对于身体的关注，但“精神胜利法”对应的不正是身体的失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