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晓进

内容提要：郭沫若1926年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内在于他以泛神论为内核的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受歌德和赫尔德等人的影响，郭沫若接受了新斯宾诺莎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机一元论的宇宙图景为他开启了以宇宙为剧场的民族复兴理想，自我与宇宙的同一性将他导向行动主义的人生哲学。以新斯宾诺莎主义为根基，郭沫若融通儒道传统，将儒学重新置于先秦一元论的宇宙图景下，又通过阳明心学将儒学伦理移植到他所建构的泛神论意义体系内。民族更新的神话被转化为现世革命的政治目标，个体事功则收束于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政治图谋中。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融通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充分证明，儒学伦理提供了一种个体联结他人、社会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范式，是他从宇宙诗学向现世政治转向的关键一环。郭沫若的政治转向无疑超越了抒情与史诗之辨的话语预设。

在1924年8月9日写给成仿吾的信中，郭沫若宣告：“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1至1926年初，他奔赴革命圣地广州，正式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在现代文学的批评话语中，这往往被界定为从抒情向史诗的转向，然而，浪漫主义内含丰富驳杂的思想资源与文学表达，它带给中国浪漫主义者的不仅是情感的张扬与自我的确立，对郭沫若而言，浪漫主义哲学决定了他看待人与宇宙、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以及两者沟通和关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