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娟

内容提要：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屈原研究，是“民族-人民”诗人屈原生成过程的重要节点。首先，在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中，正是经过郭沫若的推动，“民族诗人”屈原的形象才得以确立。其次，如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置于国统区的思想语境中加以考察，则郭沫若将屈原纳入“革命儒家”的脉络，虽然引发了左翼史学界内部的纷争，但也为“人民”屈原的生成奠定了基础。最后，抗战末期，随着“人民”话语的兴起，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史观正式出场，屈原又被赋予“人民诗人”的称谓，其兼具民族性与人民性的双重内涵，既是中国革命独特性的写照，也包含了对革命中知识分子问题的另类思考。

20世纪是民族革命的世纪，也是人民革命的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民族革命与人民革命往往表现为相互矛盾、彼此牵制乃至对立的状态。与之相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区域，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民族革命和人民革命达到了高度统一，民族解放的过程亦是人民解放的过程。然而，在国统区，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民族革命的优先性被不断强调，人民革命的实践、理论与表述一度遭到抑制、排斥，如何在民族革命话语霸权中开辟人民革命理论言说与实践的空间，重构二者的一致性，成为了左翼文化人面临的迫切问题。事实上，作为左翼文化巨擘，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人物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大多隐含着两种话语的变奏，尤其围绕屈原展开的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创作，更透露出对这一问题回应与探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