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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

2021-04-16蓝石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21年3期
关键词:洪涛

北漂多年,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也未能磨灭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一部小说卖出了电视剧版权,改编剧本过程中,他与项目负责人关雪开始了一段似恋非恋的暧昧关系。正当此时,关雪身患癌症晚期的丈夫向他发来“邀请”。这一夜,等待他的是什么?

对方电话里一说是影视公司的,我就明白了,忙说:“我正在公司主持例会,你等会儿再打来。”我的语速有点快。我的确在开会,但会议已接近尾声,放下电话,我挥手说:“没什么补充的,就散了吧。”大家走后,我打开中央空调,推开窗子,放放烟。望着街对面北苑北地铁站上上下下的人流,心里不太平静。一个月前,我在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圈内反响不错。饭局上,有作家说:“你这个有戏。”我说:“怎么个有戏法?”“当然是改编影视剧。题材新颖,故事感人,画面感强。足够了。”同桌的几个作家都有过作品被改编的经历。我说:“我跟影视剧无缘。”我说的是真话。之前我有几个小说被影视公司看上过,但临了都没成,多多少少心里留下点阴影。有的已经付了订金,最后不了了之,倒也没找我退钱。有的几经谈判价钱终于谈妥,就差签字了,还让我指定导演,记得我选了路学长,我的小说以写小人物见长,和路导的电影一个路子。中影集团的项目负责人说没问题,后来告诉我路导生病了。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有篇小说被几家影视公司同时看上,辗转找到我,几乎形成哄抢的架势,一时间令我百感交集,甚至有种“哥们儿终于火了”的恍惚感,然后又莫名其妙地集体消失了。

这么折腾几回,我的确烦了。尽管心有不甘,但的确没敢往深里想,怕受刺激。所以,影视公司的电话真的来了,我并不淡定,需要喘口气调整一下情绪。一小时后,电话再次打进来,自我介绍叫关雪,说:“看了您的小说《青春的剩余价值》,想请您抽时间过来聊聊,不知道方便吗?”

我说:“可以,但今天不行,安排事儿了。”其实我没事,只是不想马上答应。

“明天上午怎么样?”

我犹豫一下说了声“好”,就撂了。

第二天,我到灿烂影视公司的前台,刚说找关雪,关雪就从后面的磨砂玻璃门探出头,说:“我就是,您是谭老师吧。”我点头。她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让我在长条沙发落座,自己搬把折叠椅坐对面,没坐大班台,显不出宾主关系。关雪沏茶倒水,动作麻利。我猜她不是总经理,这么年轻。短发,齐耳,闪着栗色柔和的光。精干,有些柔弱,眼睛大而明亮。“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总经理助理,兼版权部经理。”果然。她说:“您的小说语言很有特点,故事讲得引人入胜,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她看出来我对她不大信任,补充道:“这个项目老板确定过,具体由我负责操作。说我做主也行。”

“你们是想拍电视剧还是电影?”

“电视剧,我们只买电视剧的版权。”她把水杯往我近前挪了挪,“开门见山吧,谭老师,您看多少钱合适?”

“一百万。”这个是我咨询作家朋友之后的报价。朋友觉得不能报太低,影视公司压价压得厉害。

她的嘴巴半张,肩膀缩了一下,双手抱紧,好像突然遭遇了寒流:“您知道现在电视剧不好做,行业不景气,成本太高。”

我不说话。

“我开个价,五十万。不能再高了。谭老师考虑一下,尽快给我个回信。”

“我回去想想。”我站起身。我很高兴,但告诫自己万万不可大意,前车之鉴就在前面。不到签字那一刻,说什么都是假的,不算数。我开公司一年忙到头,辛辛苦苦都没赚过五十万。

几天后,我又坐在了关雪身边,签字画押。之后我们轻松了许多,尤其是我,靠在长条沙发上,头后仰,如果可能我希望脱掉鞋子,好好睡上一觉。

“我们主要是想打怀旧牌。十幾年前知青题材大热,按年代推断下一个就该轮到个体户这个时间节点了,但没有。玄幻、穿越、古装,猛插一杠子,大行其道,这段时间才有点降温。但风险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在投资方面很谨慎。明星是少不了的,年代戏要搭景,很费钱。”关雪说。我的这个小说是写八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年轻个体户南下广州搞服装批发的故事,内容涉及兄弟情义、恋爱、打斗、拼搏,挺热闹的。

我点头,表示理解。

关雪问:“您有没有写过剧本?”

“我不会写剧本。”我认识的编剧倒是不少,有的专职,有的小说编剧兼顾,说是为了活命。一部剧改个十几二十遍是起码的。更有最后一稿,最后一稿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的说法。我暂时还受不了别人这么作践,宁可不赚这份钱。这个我早就想过,也没混到那么惨的份儿。

“三十集,一集三万,怎么样?”

我还是摇头。

“您做过服装?”

我说:“做过,七年。”

“怪不得您的小说写得这么结实。做我们的文学顾问吧?不必亲自动手,动动嘴皮子就行,主要是帮出主意。现在的编剧大多是年轻孩子,没有您那样丰富的阅历。服装行业属于特殊群体,不像工厂、知青、学校,人所共知。怕写穿帮了。”

我说这个没问题。

“十万。讨论会得参加,剧本整体也要把把关,毕竟原著是您的,咱得对得起自己。”

“只要不出差,没问题。至于剧本,只能算是建议。”她又拿出来一份合同,让我签。看来之前就准备好了。

“你实权在握呀。”

“都是老总的信任。一会儿出去庆贺一下。”

“好啊,我请客。”

“我请,”关雪又纠正一句,“公司请。”

我们去了安丽娜顶层,国贸对面,护栏之外只有天空,天气不错。天空比较空,也够蓝。喝现酿啤酒,比利时品牌。草坪是真的,踩上去平整柔软,不扎脚,桌布雪白,小风吹着,很惬意。“认识您很高兴。您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在金钱面前不为所动的作家。”她举杯跟我碰了一下。

“怎么能不为所动呢。我是嫌麻烦,受不起那个折磨。我虽然没当过编剧,但身边有,常听他们讲写剧本的艰辛,跟魔怔似的。如果写剧本只是一种谋生手段,那我宁可干点别的,比如五香花生米炒好了就挺不错的。”

关雪笑了。

“顺便说一句,能把您改成你吗?”

“我也知道叫您挺别扭的。我改。”

“我自己有公司,赚得不多,糊口没问题。我写小说也没指望过小说给我赚钱,当然能赚更好。但不会刻意为之。”

“你是东北哪儿的?”

“丰城。你呢?”

“你听我是哪里人?”

“也是东北,具体说不好。”

“哈尔滨。”关雪说话基本没口音,平卷舌分得清楚,但偶尔也会露出点马脚,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家是金属研究所的,院子里大多是知识分子,打小只说普通话。‘那旮旯都说不利落。”

“反正一听就不是我们大杂院长大的。”

“来北京多久了?”

“二十多年了。实不相瞒,这是我写小说以来,卖出去的第一个版权。”我本来不想说这个,显得挺没出息的,但没忍住。

我跟她又碰了碰杯,把剩下的啤酒一口喝了。

“你慢点。”关雪说。

“没事,我酒量还行,又赶上今天高兴。”

“那我也干了。”

“你随意,别逞能。”不知怎么,我感觉跟关雪有点自来熟。

关雪真的干了,脸有点红,神志清醒。我又要了两大扎。

“来北京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先当记者,算是熟悉一下北京的环境、地形。运气好,红包没少拿,赚了挺多钱。房子买得早,付的全款。后来辞职专门写小说。有人找,也写一点歌星访谈,挣点零花钱。开公司是近几年的事。”

“结婚了吗?”

“结了。”

“小孩多大?”

“初中。”其实我没有小孩,结过一次婚,早就离了。但跟女人在一起我一般都这么说。我不想再婚,哪怕她是女神也不想。“别老说我,你呢?”

“我比较坎坷。”关雪瘦,脖子长,戴着绕了几圈的珠子,手镯好几个,一动叮当响,手腕太细,举起胳膊,能掉胳肢窝里。穿宽松的灰色亚麻衬衣,显晃荡,上边开两个扣,胸小,还没我的胸大肌看着有型。

她喝了一大口啤酒。

“你悠着点。”

“我想把自己喝晕点,不然讲不好。你也喝。”关雪笑了。

我也喝了一大口。我把杯子推到她的杯子旁,对齐,一边高。

“你可真会喝,比尺子量得都准。”

“还行,我只喝啤酒,不掺,一掺就醉。除了水。”

“刚来北京的时候,卖房子,在我爱我家中介公司。我在哈尔滨上的是二本,工作不好找。以前我不爱说话,嘴笨,卖一年多房子也没卖出去几套,又赶上奥运前那段时间,二手房市场萧条。就改行混剧组,场记、制片、统筹,逮着什么干什么,不挑。有空就去电影学院蹭课,比上大学的时候上课还准时。前年在片场认识了这家公司的张总,他看我勤快好学,就让来公司给他当助理,前些天版权部的头儿辞职了,我就暂时补个空。”

“这两次来都没看见你老总。”

“出差了。经常出差,满世界飞。小事我就做主了,大事请示汇报。”

我们出来,走在大街上。风一吹,人有点飘,我说:“你不该穿灰颜色的衬衣,白色更适合你。”

“我皮肤黑,反差太大。”

“不,你的肤色很健康,亮晶晶的。老外花钱去海岛上晒一夏天,也就这水平。灰色让你看上去有些显旧,白色会提升你的精气神。”

“真的?”她停下脚步。我肯定地点点头,毕竟我是搞服装出身,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她说:“那我就信你一回。明天就去买。不好看你替我出钱。”

“一言为定。”我们拉了钩,笑了。又有点不好意思,头各自转向另一侧,但很快又目视前方。

我们又在街边找了个串吧,继续喝。点了烤羊腰、烤茄子,花毛一体,对瓶儿吹。很快我就大了,主要是头晕,意识还清醒。

我问关雪:“平常喜欢看小说吗?”

“喜欢啊,小说、电影、电视剧都看,各种类型的。我的工作和生活是搅在一起的,一般人的休闲时间也是看这些,但我看更多的是从工作角度,或者说从公司的角度,不能凭兴趣。”

“那也够幸福了。”

“也痛苦,有的片子能把人看吐了。但也得愣看,书也是,汇报还得说出个子丑寅卯。”

“倒也是,什么都有代价。”

“但我还是挺热爱影视工作的,毕竟我们是造梦的。”说这话时,关雪的眼睛亮闪闪的。

很快,我和关雪找的两个编剧见面了。果然,都是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叫李阳,一脸婴儿肥,白白净净,很喜欢表达,手势丰富,尤其喜欢挥舞一只胖嘟嘟的小肉手撩头发帘,三两分钟一次。我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说:“你能消停会儿吗?”他冲我双手作揖:“对不起老师,我一激动就控制不住自己,让您受惊了。”女的比较稳重,叫高洁,说什么话感觉都事先在脑子里筛选过一遍,吐字清晰,不停地在本子上记重点,李阳一说话,她就烦躁地用圆珠笔在本子上敲,眼睛盯着李阳,大概想象那是他的头。高洁不胖不瘦,不高不矮,没什么特色,如果非要说有,她穿的黑色卫衣算一个,红色对钩贯穿左肩膀至衣服的右下摆,很醒目。

两人都是传媒大学毕业,之前参与过一些影视剧的创作,也署过名。高洁大李阳一届,不同系。一个学制片,一个学戏文。学制片的李阳想转导演,导过一部独立电影,不成功,欠下一屁股债。李阳悲愤地说:“编剧、摄影、美术等主创都是我同学,他们嫉妒我,故意起破坏作用。”高洁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获过大学生的什么奖,也写小说,文笔不错,有点傲气。接这个活兒单纯想赚点钱,发展方向也是导演。拍文艺片,冲击三大电影节。

我向关雪提议得找个经验丰富的编剧。

“再有经验也没你有经验呀。你是亲历者。”

“我是文学顾问,不是编剧。也没拿那份钱。”

“后悔我现在就给你钱。”

我摇头。

“等他们拉出大纲,看看怎么样再说,啊?”关雪悄悄捏了一下我的手,眼神温柔。那天,我俩在池记日料店喝完,走在后半夜飘满植物气味的林阴道上。夜,悄无声息,刚下过雨,空气湿润,过红绿灯的时候,我不自觉地牵起了关雪的手,到了对面,没松开。她也没主动往外拽。在路灯的背面,我们站定,接了吻。我心里有点激动,不想走了,说:“我去开个房?”路旁边是假日酒店。关雪边摇头边倒退着走向一辆停着的出租车。出租车经过我时,关雪探出头,冲我一笑:“别胡思乱想了,赶紧回家,睡个好觉。”

我那个小说里有个人物是妓女,跟许多嫖客关系处得很好,经常请他们吃饭。高洁问我:“现实生活里真的会这样吗?”

“是的。那时候是这样。”

“现在应该不会。”

“对,人越来越现实了。”

妓女不能明目张胆写在剧本里,高洁建议改为陪舞女,这个人物很生动,扔了太可惜。关雪说:“不行,必须删。”

“我想为这个女人单独写个电影,素材借用一下行吗谭老师?”高洁问。

“拿去吧,不要钱。”

后来,商量的结果还是采用我小说原有的主线,向外扩展延伸,添枝加叶。小说的故事是一条顺时针的时间线,这样改起来顺当,无论阅读还是观看,没有障碍。关雪要求剧本尽量往前赶,她同时找导演、选演员,同步进行,争取入冬开拍。关雪给剧本确定的方向是,做生意只是背景,主要表现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三角关系,两男一女。儿时伙伴一同创业,风雨同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发了大财,但最后一定要分道扬镳,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这一点与我的小说完全不搭,走的是典型的影视剧的套路。

我终于见到了灿烂影视公司的老板,张总。张总也没有坐老板椅,和我并排分坐在长条沙发的两端。张总人高高瘦瘦,衣着考究,脸上皱纹不多但挺深,笑起來像沟壑,好在他不怎么笑。他喜欢抽烟斗,用一个小型棒槌似的木棒压烟丝,抽不了几口,又压。看着累。他主要问了些当年我从广州往丰城倒腾服装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做服装生意时,张总在北京新街口卖卤煮,说起当年的生意经也是一套一套的。张总是中学毕业摆摊卖卤煮的,先是给人打下手,人聪明,看出些门道后,出来单干,虽然比我小两岁,但做生意比我还要早一些。我大学毕业分到区属商业局当秘书,协助办公室主任给局长写材料,其实不是写,更多的是剪,各大报刊堆满桌子,主任需要哪方面内容,我就大剪子上去,咔咔一顿剪。剪刀加糨糊,再结合些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拼拼贴贴,并不比家里冬天贴纸条糊窗框难度大。这样的日子对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很绝望的。一个朋友在我单位附近开冷面店,中午我没事去义务帮忙,朋友过意不去,就进了些打包西服让我下了班在他饭店门前卖,赚钱都归我。一天能挣二三十块钱呢。要知道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十块钱。等我手里攒到两千块钱的时候,毫无留恋地辞了职。开始南下广州进货,租摊位,干起了个体户,也叫下海。两年后,后屁股兜揣上了大哥大,脚穿大利来,走路迈外八字,一摇三晃。

在充满激情的讲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到饭点张总张罗吃饭,万龙州,全是海鲜。他公司的几个部门经理,关雪,还有两个编剧也去了,弄了一大桌子人。我和关雪坐他的左右手。张总敬酒杯子比我总低一些,我想低一点,他就更低一点,只好随他。张总小我两岁,一看就是讲究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都讲究礼数。整个饭局,就我俩比较活跃,两个编剧基本没说话,张总说什么,两人就笑笑,酒也是小口小口地抿,放不开。关雪没喝酒,走的时候,是关雪开车送张总回的家。

不一会儿,关雪打我电话,我正要坐地铁,说:“这么快就送完啦?”

“张总家离得近,一脚油的工夫。”

“再陪我喝点?没喝到位。”

“人家本来只是想关心关心你,好吧。池记?”

“那就池记。”

开始关雪说不喝,开车呢,但还是喝了。“我一会儿打车回家,明天早上再过来取车。”喝酒的时候,关雪说:“想知道我的私生活吗?”

我摇头:“没兴趣。咱们最好互不干涉内政。”

关雪白了我一眼,我和关雪碰杯,关雪没理我,头转向窗外。

“好吧,你说。”

“不说,没劲。”

但三杯酒过后,关雪还是说了:“我老公去年得了胃癌,做过两次手术。每天晚上开着灯等我,我不回家他就不睡觉。听见开门声,眼睛一闭,就能睡着。我走到他身边,已经打起了小呼噜。第二天醒来,告诉我,你是几点几分回的家,分秒不差。”

“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认识我时,干灯光,北影厂正式职工,收入稳定,外面剧组的活儿也没少接,闲不着。但他一门心思当老板,前年跟人合伙开了个酒店,生意不好,两人闹别扭打起来了。肚子被攮了三刀,缝了十多针,住院期间,总说胃疼,开始没当回事,我们跑剧组的没几个胃好的。后来疼得满地打滚。下楼一查,出大事了。”

走出池记日料店,我们的手又自自然然拉到了一起,走起来一甩一甩的,像一对夜幕下散步的恋人。我笑着问:“我们这样算什么关系?”

关雪说:“你说呢?”

我说:“情人?”

关雪鼻子哼了哼:“情人这个词有点贬义。”

“总不能说我们是普通朋友吧?”

“是好朋友,怎么样?”

“有异性的好朋友手拉手走路的吗?”

“你想我们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有些关系不好界定,很模糊。”

“怎样才算不模糊?做了之后?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明确了,对吗?你跟我在一起,心里是不是就想这个?”

我不说话了。我知道这样的话题讨论起来是不会有答案的,不是因为它的艰深,而是无限的循环,最后总是不欢而散。理智与情感,婚姻与道德,这些古老而永无休止的话题,始终伴随着人类,既不生长也不毁灭。我俩默默地走,不再说话,手还拉着,但更像是搭着,手心都是汗。路过假日酒店,关雪盯着我意味深长地笑笑。“是不是又有想法了?”

“我的脸皮暂时还没你想的那么厚。”

关雪停下来,我松开她的手,以为她会像上一次那样,要打车走,但没有。关雪挽起我的胳膊,目视前方,幽幽地说:“陪我再走走路吧,我不想这么早回家。”

这么好的天气,北京的确不多。四周很安静,柏油路湿淋淋油亮亮的,路灯下能映出人的影子,洒水车在路的尽头,不紧不慢地开着。道路两侧的隔离带,散发着丁香的味道,隐隐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手分开了,插在各自的裤兜里,头半低着。我们不再说话,只是走路。我们走得很慢,若有所思。

我每天出行坐地铁,背双肩包,由于总是错峰出行,能找到安静的角落看书,有座位也不坐。张潇说我,都多大了,怎么还像个文学青年似的。我不觉得文学青年有什么不好,文学中年也没什么不好。我没有车,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晚上经常喝酒的缘故,就是单纯的对车没感觉。许多男人喜欢风驰电掣,也有人为了招摇过市,这些不符合我的性格。这几年,我的股份让出去不少,为的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多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不想把后半生拴在办公室的靠背椅上。我甚至想留点干股,相当于提前开一份退休金,然后回家写作,游山玩水,颐养天年。他们不同意,说,公司是你创办的,你在这儿我们踏实。每周来开一次例会就行,具体工作我们执行,不劳您大驾。

我现在很少去公司,但公司的活儿主要还得靠我拉,好在不用整天跟员工打交道了。我不喜欢我的员工,看见他们呆头呆脑不求上进的样子就心烦。招人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我尽量招长相差点的,学历低点的,出身卑微点的。他们找工作相对不容易。我天真地以为,他们会对我心存感激,會以加倍的努力回馈我,但事实并非如此。开始还好,没多久就变得偷懒、油滑,得过且过。他们大多出身寒门,北京是他们的向往之地,跟老家人说在北京工作也好听,甚至给人一种有志青年的感觉。但你让他加个班都叽叽歪歪的,老大不情愿。我把辛辛苦苦找到的与公司业务相关的片子发到群里,希望他们一起讨论、相互促进,但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好像我是在故意给他们的工作加码,便以沉默表达无声的抗议。我实在搞不懂他们来北京干什么。我推心置腹地给他们讲,你在我这里努力工作,一部分是为公司,更大的原因是为你自己,多学点本事,将来翅膀硬了,为未来谋个好的发展。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常识,是无须赘言的。有时候也结合我当初闯荡北京的打拼实例现身说法,以便他们听得更可信。毕竟我们都是北漂,分享共同的经历交流起来有亲切感。我当然不是在他们面前显示我的成功,或以过来人的身份指点江山。我还没老糊涂呢。

在我的认知里,每个来北京闯荡的人,都应该怀有梦想,当然梦想可大可小,但至少要学会一技之长吧。又没人逼你来。在老家,在父母的羽翼下,岂不是活得舒服很多,何苦呢。当年,我在丰城的生意做得很顺,但天有不测风云,丰城的生意人中流行起了拍帕斯机(即老虎机中的一种),我也未能幸免。赌博使我倾家荡产,甚至欠了一屁股债,想戒一时又戒不了,深陷绝望。卖货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在幼儿师范学校当音乐老师,是她的温婉、善良拯救了我。女孩下班后带我去听音乐会、看话剧歌剧。我向她坦诚相告当下的处境,她非但不嫌弃,反而陪我戒掉赌瘾,鼓励我从头再来。那段日子,她休息或下班,就到市场陪我卖货、码货,风吹雨淋,一张红彤彤汗津津的小脸,永远挂着一抹充满朝气的笑意。我的生意终于重回了正轨。不幸的是,就在我们即将登记结婚的时候,女孩出车祸去世了,连同肚子里的孩子。我停止了生意,整个人消沉萎靡。痛定思痛,我决定离开丰城,去北京寻找新的生活,说大点,是寻找生活的意义。内心里,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大学时期,我参加过文学社,即使是去广州上货的火车上,我手里也捧着本世界名著看,与周围嬉笑打闹的个体户格格不入。那些伟大的作家让我钦佩不已,同时又遥不可及。我知道写作是一条艰辛的路,可能正因为如此,才吸引我。我希望我的人生走在一条永无止境的路上,直至在中途安然跌倒。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去的北京。先从记者做起。既可以熟悉、适应北京的环境,也可以寻找同道中人。在《音乐报》,我每个月只拿六百块钱的工资,给年纪小我很多的记者打下手,我不以为意,任劳任怨,从没有八小时以外时间属于自己的概念。很快,我写的报道、文章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认可,并被破格提升为编辑部主任。

上下班高峰期北京的地铁挤得人面目狰狞,行走其中的人如同泥浆流动,也像尚未消化的食物在弯曲的肠道中蠕动。地铁运行的噪声搅得人心烦意乱,脑仁儿疼。这样的场景,总让我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我几次想在公司群里写封信,大致问一下他们,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暗中调查发现,他们来北京大多是想看看,开阔一下眼界,都说得很客气,真的像是到别人家串门。我心里想,你都来三四年了,还没看够吗?未来?他们好像被这个词吓到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我泄气了,文章写到一半,删掉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流动很频繁,茫茫人海,这辈子我们都很难再见一面,犯得着吗我?

我知道有些人就算你把嘴皮子磨破了,照样屁用不顶,油盐不进。我公司里的年轻人基本是这个层次。他们的人生一眼可以望到头,都不用踮脚尖。他们正年轻啊,太可惜了,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去公司的路上我总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进办公室轻手轻脚,像是怕惊扰着他们,有时候一天不出来一趟,除非上厕所,看着他们没心没肺茫然无措的样子,开始为他们难过,后来是替他们羞耻。所以,我只能采取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

张潇中午打电话约我吃饭,在鼓楼附近的一家日料店。张潇是我的前妻。当年我们是《音乐报》的同事,前后脚入的职,但相差十岁,她是大学刚毕业,我是闯京城的北漂。从应聘那天相识,到结婚、离婚,总共不超过一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整个人正处于恍惚状态,她是因为失恋,急于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两个不幸的人走到一起,通常结局都不太好。离婚的时候,我们没什么钱,自然谈不上财产分割,但我们却是在法院离的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致认为离婚只能去法院,大概是受了婚姻法的影响。要说法院的人也是,他们明知道我们这种情况,却只说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别着急离,下个月再说。按现在的话说,叫“离婚冷静期”。不然我们离婚还会提前一个月。如果他们早说我们的情况可以直接去街道办理,能省一笔钱不说,关键是街道不像法院那么正式,人会放松些。

我们的婚姻离得很友好,不吵不闹,心平气和。出了法院,我暗自长出一口气。张潇看着我,头歪着,突然上来给我一个拥抱,像西方人那样。我浑身一哆嗦,匆匆说了声“再见”。张潇说:“离都离了,着什么急呀。”我站住。她说:“吃个散伙饭吧。”我说:“算了,你忙你的。”

那时候张潇跟她的发小正筹备开公司。

张潇轻快地用手指掸掉我衣服上的一个线头,说:“往后你得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你看你瘦的,像根灯绳。”她比我小十岁,但说话特别像我妈。我心里说,你他妈的啥时候给我做过饭哪,净扯没用的。

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十年以后了。在中国美术馆某个抽象画家的画展开幕式上,我负责拍现场纪录片。那时候公司刚成立,画家给了我三万块钱,让我拍一部气势恢宏的片子。我公司只有一台索尼DV机,又借了一台松下小DV,画家觉得“气势”不够,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又不好当面训斥我,就用一双小眼睛瞪我,脸色很不好看。你出的是美元吗?我别过脸,心里骂。我意外地看见张潇迎面走来,胸前别着红签。眯着一只眼,头歪着,像最早认识我那样。当年她这个样子可真迷人哪,小烟儿叼着,淡蓝色的烟雾在嘴角的一侧徐徐升起。张潇绾着高高的发髻,厚厚的粉底遮不住她的法令纹。张潇穿着旗袍,不经意间显出了肚腩,但我仍然能感觉到她在拼命吸气。她是嘉宾。张潇大学上的是油画专业。在报社她负责艺术版,我写音乐明星。

张潇说:“你终于活明白了。”

“什么意思?”

“这还不明白,你开公司了。”

“开公司也有赔有赚的好吗?”

“起码你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张潇递给我一张名片,她还在开广告公司,地址都没变,看来这些年也没什么长进。张潇说:“以后我们可以强强联手。”她的公司有视频项目,但一直没开展,说是精力不够。我心里说是能力不够吧,想想还是没说。我不愿意跟她斗嘴。不久后,张潇给我发了一些活儿,但基本不赚钱,活儿小,三万五万的,最大的没超过八万,又都是被她从中间扒过一层皮的。也吃过几顿饭。中午,说是晚上得接孩子,出不来。饭都是张潇张罗的,但最后买单的却总是我,她连屁股都懒得欠一下,就像我应该的,这是前夫前妻坐一起吃饭的标配吗?我不知道。张潇问我:“为什么没再结婚?中年男人不是一朵花吗?”我说:“结过一次还不够吗?”张潇说:“你的意思是我让你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我说:“没有,就是不想结,麻烦。一个人过习惯了。特别害怕屋子里有人,平时我很少请朋友来家,吃饭都在外面。”张潇不屑地哼了一声:“我看啊,你就是懒得做。你——我还不了解?”对一个自以为比你还了解你的人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沉默。张潇笑了:“怎么样,被我说到痛处了吧。”

与张潇结婚,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结婚是她提出来的。开始我并不同意,觉得我们年龄悬殊,应该多相处一段时间,但张潇骗我说她怀孕了。我想起那个出车祸的女孩,就不忍拒绝了。我们去张潇家,她父母对我很不友好,直接问我,你有房子吗?有车吗?你这么大岁数跑北京来,是不是在家乡犯事了?我被激怒了,摔门冲了出去。结婚后,我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音乐报》是行业报,基本没什么外快。我拼命给北京的其他报纸副刊写稿子,几乎每天一篇的速度。但报纸稿费低,勉强养家糊口。张潇很少着家,不知道忙些什么,她的稿子都是我替她写。家里乱糟糟的,谁都懒得收拾。我晚上经常泡一碗方便面,应付了事。

张潇说:“我找了个好活儿,还是长期的,咱们合伙干个十年八年不成問题。”

“有这么好的事,你自己干吗不接?”

“你接我接还不是一样。有钱大家赚,做生意最忌讳的是贪心。”自从我们重新见面后,她特别爱在我面前摆老资格,说话总是一副过来人的口气。

“咱们还是直奔主题吧。”

“是这样。H省非遗中心正在招标,采购公告今天发在政府采购信息网上,是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项目的纪录片,每部四十五分钟。拍摄一个人四十万封顶。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是长期招标。”

“咱们先把第一个项目谈清楚再说别的,好吧?”

“你这个人就是缺少长远眼光,谈正事也没精打采的,干什么都谨小慎微,不像个大男人。”张潇瞥了我一眼,继续说,“你们赶紧准备标书,过几天就招标了。”

“怎么分工?”所谓分工,就是按多少比例分钱。

“如果中标,我提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你们干活,我验收。”

“你疯了吧?”

“打理人情至少需要百分之二十,我留百分之十,不过分吧。”

“剩下这点钱,你让我怎么保质保量完成拍摄?”

“当然能。重要的是你要合理安排。眼下这个活儿主要是打基础。干好了,全国有三十一个省市,几千个国家级传承人,这还仅仅是抢救性的。我发你公司每年二三十个传承人的纪录片不成问题。薄利多销。你算算,一年下来得多少钱进账。还有,这是个积德的项目。今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想了解他们的技艺,都要从你们的纪录片中寻找答案。你是作家,这点使命感都没有吗?”

我被张潇说得哑口无言,心生愧疚。

张潇说:“开公司也是干事业,要从长计议。”

我端杯,双手举过头顶,一口干了。“怪不得这么些年你忙忙碌碌还没发达起来,原来是时候不到啊。”正说着,我的电话响了,是关雪打来的。我起身,示意张潇,我出去接个电话。

关雪问我:“你在哪儿?”听上去声音很激动。

“和朋友吃饭呢。”

“你能不能现在来我家一趟?”

“什么事这么急?”

“来了你就知道了。我给你发个位置。”

我回到座位对张潇说:“我得马上走,急事。”

“我明天一早九点准时去你公司,指导你们做标书。别晚了。”

我到服务台结账匆匆出来。

坐在出租车上,心有点乱。这么晚了,能有什么事?别是我和关雪的事被她老公发现了?我和关雪之间说没事就没事,说有事就有事。也可以说可大可小。如果谁拍下了我俩在夜幕下牵手的照片,她老公看见了,就是大事,尽管我俩床边都没挨过。可这又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她老公是想让我和关雪当面对质吗?如果是那样关雪为什么在电话里不做一点暗示?如果不是,她着急忙慌叫我去她家干什么?这些问题想得我头疼,是祸躲不过,甭管了,到时候见机行事。我头一歪,竟睡着了。我中午喝一瓶啤酒就犯困。

是关雪给我开的门。关雪面无表情地侧身让我进屋,我想从她的脸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没找到。关雪有些疲惫,头发披散着,没什么型。关雪冲我咧咧嘴,我的心骤然松弛下来。关雪领我进了她老公的房间。房间里只亮着台灯,窗帘拉得严严的,她老公长什么样开始只能看出个轮廓,穿西服打领带,西服是浅米色,板板正正,像是刚熨烫过。他的头发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新洗的头,两条光溜溜的细腿上只套了条宽松的方头内裤。被子拉到肚子上,一条腿弓着,人靠在床头,嘴巴朝上喘气。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打扮,没见过。屋子里气味难辨,很复杂,也很难闻。他看向我,身体突然前倾,眼睛眯着:“你就是她的那个张老板?”

我摇头。

“他是我朋友。”关雪说。

“我没跟你说话,我是问他。”

“不是。”

“那你是谁?”

关雪搬把椅子让我坐。关雪说:“你回头把窗帘打开,大白天的,别人不习惯屋里这么暗。”

“正好我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他说得字正腔圆,一口舞台腔。回手拉开窗帘,动作很潇洒,夕阳刺眼,正对着我。我不禁皱皱眉头,他笑了,用牙齿撕开一袋雀巢咖啡棒,倒在床头柜的杯子里,接着又撕开一袋倒进去。杯子上留着咖啡的残渍,看上去有点恶心。关雪用暖瓶倒满水。他端起来,喝一口,说:“水不够热。”

“你凑合着喝吧。”关雪不耐烦地说。

他并不理会,看我一眼,自顾自地说:“我喜欢喝烫烫的。我一天要喝二十杯咖啡,不然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逻辑。

“你们认识多久了?”

“关你什么事?”关雪说。

“不久。”我说。

“你认识那个姓张的吗?”

我点头。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只见过一次,说不好。”

“她天天为那个张总加班,一加就是半夜,你信吗?”

“李洪涛,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找我的朋友过来不是陪你喝酒吗?”

“他怎么不找他的朋友?”我问。

“自从生病他就没见过任何朋友了,谁都不见,敲门都不开。”

李洪涛说:“有些话跟朋友说,还不如跟陌生人说。再说了,这个世界上哪有真正的朋友。”他撇撇嘴。

关雪说:“你们到客厅喝吧。”

“还得穿裤子,麻烦。就在这儿喝。”李洪涛不同意。

关雪看我,我没意见。关雪出去端来几个凉菜,哈尔滨红肠、拌豆腐丝、炸花生米,摆在茶几上。

关雪说:“你让他少喝点。”就关门出去了。

李洪涛说:“你知道我为啥跟你喝酒不?”

我说:“不知道。”

“我以为是那个张总来,我想跟他喝酒,之后趁他不备用刀子攮他。不然凭我现在的身体打不过他。”

“你為什么攮人家?”

“他肯定跟我老婆有一腿。我想喝酒的时候套套话,套出来绝轻饶不了他。”

“那我怎么知道你一会儿会不会攮我?”

“你是个小人物。我老婆不喜欢小喽啰,顶多是她利用你帮她干点事。不堪大用。”

“你的刀呢?我看看。”

李洪涛没接茬,身子往后缩了缩,说:“今天我是准备死的。你看,我衣服都换好了,我想死得体面一点。”

“怎么个死法?”

“我想了很多种,跳楼不行,死相太难看。在屋子里上吊也不行,到时候房子就不值钱了。我还想给老婆留一点值钱的东西。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说完,他喝了口酒。

我看着他。

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主要写小说,偶尔也写诗。”我没说开公司。

“你背一首我听听。”

“我不会背。”我把手机递给他,“上面有,你自己看。”

“我已经一年多没看过带字的东西了,头总是晕乎乎的。你随便念一首也行。”

我清清嗓子:“梦里的事情/很难记住/记住了/就如影随形/伴随一生/有的成为一篇小说/有的成为一首诗/但最可能的是/成为一把/很钝的刀子。这首诗的题目叫《梦》。”

李洪涛闭上眼睛,想了想:“嗯,一把很钝的刀子,准确。这句挺狠的。生活对我就是一把很钝的刀子,不停地割我,又不让我死,一刀一刀地割,我浑身哪儿都疼。我真的想死,但我怕死。这样想久了,会不会对死就没有恐惧了?”

“别想太多,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老天爷。”

“我活不了多久了。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怎么死,关雪也不告诉。我会死得干净利索,不给关雪添麻烦。”他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李洪涛躺下来用枕巾擦了擦眼泪,放回到枕头上。“对不起,打扰你了。回去休息吧。”

我从李洪涛的房间出来,跟关雪打招呼。关雪送我下楼,我说:“不用了。”关雪不说话,默默陪我进了电梯。关雪在外面说:“他就是想折磨我,他现在不仅疾病缠身,脑子也坏了。”

“他这么年轻得这種病,换谁心里都接受不了。他人应该挺不错的。”

“他以前对我很好。他特别想要孩子,但他生不了。他前妻就是因为这个跟他离的婚。他一直瞒着我,最近才说。”

“他这人心事比较重,能看出来。”

关雪拍拍我的脸:“他说什么,你都别介意啊。”

我点头。

“随便问一句,你刚才是跟女人吃饭吧?”

“为什么这么问?”

“女人通常是很相信直觉的,而且比较准。没别的意思,你跟谁吃饭跟我没关系。”

“那我也随便问一句,你为什么叫我来你家陪他喝酒?”

“我们是好朋友,又没有什么越大格的行为,心里坦然。”关雪这句话说得很慢。

“你的意思是,我在替你给某人打掩护?”

“你想多了。我一时真想不起来能找谁,我的男性朋友不多。”

我叫的滴滴车来了。我坐在后排冲关雪摆摆手:“好像我们的关系也没那么坦然吧?”

“去你的。”关雪一巴掌拍在我的手臂上。关雪抿紧嘴角,努力笑了笑,眼里有泪光,后脚跟一拧,头迅速转向另一侧。我还想说点什么,关雪已经走了,没回头。

我到公司的时候,张潇已经到了,坐在我的高背椅上,腿跷着,身体扭来扭去。张潇之前多次来过我公司,她在员工面前喊我世伟,这让我很别扭,又不得不答应。我当然不希望她来,但因为合作关系,她又是我的“甲方”,不可避免。我也提出过去她的公司看看,被张潇打岔打过去了。我怀疑她的公司就她一个人。有活儿就往外发,自己赚点提成。我几次说,你叫我老谭或谭世伟就行,同事都这么叫。张潇说,你要在员工面前树立老板形象,要有威严,这是规矩。我不喜欢他们叫我谭总,也不喜欢他们叫我谭老师,我可不想有他们这样糟糕的学生。员工叫老谭很顺口,像唱歌似的,韵律十足。张潇说,老谭是他们叫的吗?她在我办公室说,门敞着,故意让员工听见。我说你别掺和我的事。她就说我不识好歹,好心还当作驴肝肺了。后来我从同事的眼光里看出来,他们都知道我和张潇过去的关系。

开会的还有两个副总、一个助理。张潇大概介绍了一下非遗项目的情况,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大家围坐在电脑前看非遗的采购信息,我才明白,这不仅是一部传承人的纪录片,还有口述片、教学片、实践片、文献收集,总共五部分。工作量巨大。张潇认为除了纪录片,剩下的都没什么技术含量,顶多耗费一些时间,以我们公司的实力,完全不在话下。他们被张潇说动了,个个表现出一副很有情怀的样子,觉得这是公司大施拳脚的好机会,可以趁机转型。这几年我们公司一直以拍宣传片为主,大家的确干腻了,没什么成就感。宣传片注重炫技、画面的唯美,而非内容,形式很单一。自打我进入文化传媒这个行业就是如此。宣传片就不能拍出新意吗?我有过一个创意,灵感来自我的一篇小说。小说中一男一女的整个情感故事都是围绕着某个景区。那么可不可以把景区的宣传片以剧情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既能投放到电影院、电视台扩大影响,又能在景区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也更吸引游客。一举两得。我为我的创意兴奋不已。但景区大部分是国企,思维固化,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他们说,你到底是想讲一个情感故事,还是要宣传我们景区?OK,对不起,你要是想讲故事,去别的地方找投资,给我们景区拍宣传片就得按老规矩来,简单、直接才是我们要的。我找了几个景区,我的创意都没通过,被拒绝的理由非常类似。我很无奈,感觉他们的脑子都被驴踢了,而且踢在同一个位置。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首先投标未必成功,而且我也意识到,非遗传承人项目是新兴的,甭管公司大小,大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机会。

参标单位是张潇的公司,而非我的。张潇的意思是,关系是她找的,如果用我的公司投标,会让对方产生不信任感。因为人家是在帮她,不是我。她说的有道理,就没坚持。尽管我知道这样对我们公司不利,片子的最后署名,与我公司无涉,但这次只能这样了。

招标会是我和张潇去的,张潇开车。路上,张潇说:“说心里话,我挺佩服你的。”我没接话。张潇看我一眼,继续说:“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你开公司,我以为你会当一辈子娱乐记者,靠写字混口饭吃。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么些年了,你一直坚持写小说。现在的社会都变成什么样了,你是稀有动物。”

“我写小说纯属个人爱好,谈不上什么坚持,或者,我想说一些没人能替代我说的话,没想太多。”

“那也很了不起呀。如果换了别人把精力都集中在生意上,你每年赚的钱起码翻倍。”

这倒是。

开公司之前,我认真考虑过写作与做生意之间的平衡。那时候想,大不了不写长篇了,写中短篇总没问题吧。但真的开起公司,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做生意要拉活儿,要跟各色人打交道,过去可去可不去的饭局一定要踊跃参加,谁知道错过什么人呢?还要随时准备出差。我有一个双肩包,专门为出差买的,里面有内衣内裤、茶叶茶杯、全套的洗漱用品,着急出差,拎起来就走。比歌里唱的“打起背包就出发”还快捷。这些都是很耗精力的。好不容易得空喘口气,坐下来,拉开架势,大脑却一片空白,人呆怔怔的。时间长了,写作的欲望都溜走了。写作是需要灵感的,也需要情绪的储备、酝酿,不是想写就随便写的。这一点,我的体会尤为深刻。当初我在家专职写作,时间由我任意支配,人是松弛的,心态是平和的。现在完全是主动变被动,一时间很难适应。

做生意头一年,我几乎没写过一个字,没读过一本书。我很苦恼。一度想放弃生意,重新回归书桌,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是不会轻易退缩的人,犹如我讨厌做事情半途而废,有始无终。我选择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生意上,甚至暂时忘掉写作这码事。公司进入正常运转后,我才捡起书本,先是大量地阅读,然后慢慢调整状态。我写得比较淡定,尽量控制写作的数量,专注于小说的质量,一遍遍地修改,一遍遍地打磨,直到满意为止。通常,我平时在北京只构思小说,并不怎么动笔,让故事自己生长、成熟。我的小说初稿大多是在出差路上写的,火车上飞机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哪儿算哪儿。频繁的出差,封閉的环境,可预知的漫长的旅行,渐渐培养了我的定力。我的写作格外专注,效率高得出奇。现在即便我在生意上遇到天大的烦恼,心情也会很快平复下来,迅速进入写作状态。我所说的写作状态,未必是真的坐下来敲字,更多的是在脑子里构思。多年的生活磨炼改变了我。这几年,我小说写得不多,但大都发表在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也算是对我的一份回报。对此,我心存感激。

有一次,我出差,火车到站了,我的小说也接近尾声。我不想打断思路,就蹲在出站通道的墙根写,等我写完,收起电脑,支撑着麻木的双腿站起身,才想起已经过了与甲方约会的时间。可想而知,生意泡汤了,但我并不后悔。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代价。

“我只是不够贪婪罢了。这是一个看似热闹实际上很单调的社会,大家一窝蜂地挤在一条路上,紧赶慢赶,什么都得扯上钱。没有闲暇、趣味,缺少了生而为人的散淡,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无聊透顶。我希望活得像个人样,可以自由地呼吸、喘气。你知道,我这人不乱花钱,现在赚的足够养活我一辈子了。我也没起过当企业家的念头。”

“我也想像你这样生活,自由自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你没有孩子不知道,我的压力好大。孩子上初中了,学习不好,我准备送他去日本学艺术,一年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四年就是小两百万。”张潇叹口气,“你把自己的写作、生活安排好,顺带着为社会做些贡献,这辈子就值了。”

“说实话,干这个活儿我并没想什么道义、情怀之类的大词,我没那么高尚。我更喜欢一些小的东西,它能让我心安。”

我们选择住在离招标会场就近的如家,出门几步道就是,免得明天一早起不来误事。上了楼,我才发现,张潇只开了一间房。床倒是有两张,还好,她没开大床房。见我皱着眉头,张潇说:“标招不招得上还两说呢,咱们得省着点。前期投入可都是我出的,你倒是不心疼。”

“我无所谓。”

“你是男人,你当然无所谓。”

“那就再开一间,钱我出。”我有点不高兴。

“你的钱不是钱哪,穷嘚瑟。好像谁愿意跟你一起住似的。”张潇白了我一眼,“路上刚夸完你。”

放下行李,我们出去想找家有当地特色的饭店,吧台服务员推荐了李胖子驴肉火烧,老字号,就是有点远,得开车。在胡同的拐角,掩映在一棵大槐树的后面,不好找。虽然没到饭点,但差不多每张桌都有人,我们点了几个和驴相关的凉菜,要了四瓶啤酒。

我问张潇:“喝吗?”

“我倒是想,开车,怕出事。你也少喝点儿。”

“这点酒不算什么。”我举瓶就是一大口。

张潇乜斜我一眼,怔怔地看着我。

我说:“我又怎么了?”

张潇说:“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喝酒,在报社对面的重庆烧鸡公。你喝四瓶就醉了。”

“没醉呀。”

“还说没醉,你忘了,后来我俩打面的去你家,你干了什么?”

“我干什么了?”我的声音有点大。

张潇凑近我:“你扒了我的衣服。”

“你没事吧,我不扒你衣服,你自己脱呀,两个人头一次干那事,不符合国情。你要是主动脱,估计我当场得被你吓出毛病来。”

“那个晚上改变了我的一生,想起来就后悔。”张潇的眼睛水汪汪的。

“至于吗,你这是干什么?八百年前的事儿了,有意思吗?”我的身体靠在墙上,抽烟,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饭店吃饭的人在看我们。张潇抹了把眼泪,说:“我们把菜打包回酒店,我也想喝。”

我又叫了几瓶酒。

我们开车回了如家。各自坐在床边,酒和方便盒里的拌菜打开,摆在床头柜上,对瓶喝。张潇继续刚才的话题,说:“我当时太年轻,结婚这么大的事,都没跟家里人商量,就一个人做主了。户口本都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那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你下手真他妈的重。”

“咱们能不能说点别的。”

“我偏要说这个,想起来我就有气。随随便便结婚,随随便便离婚,就在认识你的一年时间里。我的命运全都改变了。越来越倒霉。”张潇仰脖咕嘟咕嘟灌下去半瓶酒。

我知道她接下来就要说到,离婚后,她是多么的孤单,虽然她还年轻,但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又找了个男人,是个二流子,光长了张漂亮脸蛋,整天东游西逛。她又要开公司,又要带孩子,结果老公还让她的闺蜜搭档撬走了。房子一分为二,孩子她一个人带。整天蓬头垢面,与生意场上的男人竞争。其中的甘苦只有自知,所有的泪水都得自己咽下去。这些话张潇跟我说过好几次,我实在听烦了。开始的同情,变成了无奈的叹气。

我不喜欢张潇的这个态度。仿佛男女之间一旦有过婚姻,分开了就是男人的过错。你要听她抱怨、倾诉,要自责、要悔不当初,甚至要用一辈子赎罪、忏悔,要听命于她,而且态度要诚恳,反之罪加一等。尤其是我们这种多年后重逢的,表现尤为凸显。

张潇问过我离婚后的生活,但我不想细说。相比于张潇,我幸运得多。闻名京城的《都市报》扩版,我应聘成功,负责编辑家电版。当年我写的一篇《家电售后服务谁负责?》,在消费者中引起广泛热议,还上了新华社内参。从此,天南海北的家电业的新闻发布会、研讨会,我都是参与者、嘉宾,甚至是策划人。那段日子,我过得很风光,写一个千字文的策划案,就是一万块钱起步。但夜里,经常失眠。晚风把白色窗帘刮得上下舞动、飘飘忽忽,像我的心绪。我想的是,我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辞职写作,又想趁现在多赚点钱,很矛盾。问题是,钱赚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够?犹豫再三,还是辞了。当时我已经在望京新城买了一套两居室,付的全款。我又用手里仅有的钱,买下了隔壁的一套一居室,用于出租。我清醒地意识到,以当时写小说每千字得七十元左右的稿费,在北京是没办法养活一个大活人的,必须得有补贴。辞职后我专心写作,很少与人打交道,一写就是十二年,出了四部长篇小说、两本小说集。五年前,我明显感觉到有点被掏空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出去做生意的,一是补贴家用,再一个,为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

张潇说:“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不然你又嫌我唠叨了。我去冲个澡。你把头转过去。”她推了一把我的头,我背过身。张潇在我身后窸窸窣窣地脱衣服。不一会儿,隔壁传来哗啦哗啦的水流声。我干脆把酒和菜端到窗台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喝。张潇探出头,喊:“哎呀,你把窗帘拉上。有毛病啊,没看见人家在洗澡呀。”我跳上窗台,把窗帘掀在脑后,让自己消失在窗帘后面。我和张潇之所以离婚,其实是她父母的原因,至少是很重要的原因。张潇是北京人,家在房山,她每周回趟家,但她父母不让我跟着一起回。当时我们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低,还要租房子,南三环边上的小两居,户型是老的,没有客厅。张潇经常发脾气,一吵架,就回她父母家。有一次,我动了手,打了张潇一巴掌,张潇打电话叫来了她父母和哥哥姐姐,屋子都要被他们撑破了,非要离婚不可,否则就如何如何。好像当初她是被迫嫁给我似的。当晚,张潇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一个拉杆箱都没装满。望着她离去的单薄的背影,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张潇出来了,浴巾包头,像个大号的粽子,屋子里有一股廉价洗发水的味道。张潇笑着说:“你看看你,多大的人了,还自己跟自己藏猫猫玩。”

我从窗帘后面跳出来。

张潇说:“你睡不睡觉?”

“我等会儿,把剩下的两瓶喝完。你先睡。”

“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正事呢。啊?”

“放心,耽误不了。”

“你睡哪张床?”

“随便。你挑。”

“我睡里边。万一有人劫财劫色,先劫你。”

“别没话找话,睡你的觉去。”

张潇气哼哼地躺下,屋子里只留下我那头的床头灯,光线昏暗。张潇背向我,时不时在被子里蠕动几下,像一只肉虫子,搅得我很烦,喝酒的情绪一落千丈,一通猛灌,菜没怎么动。喝完酒,我刷牙漱口,张潇说:“学会讲卫生了,谁教的呀?你跟我一起过的时候,晚上睡觉可从没刷过牙。”

我不答话,背靠床头,点上支烟。

张潇说:“卫生间抽去。”

我抬屁股去了卫生间。过了会儿,我听见张潇小小的抽泣声。我狠狠心,蹑手蹑脚回到床上,躺下,没理她。

早上,我穿戴整齐,把一式三份厚如板砖的标书,装进双肩包。张潇的眼睛有些红肿,说:“你一个人去招标,我在这里遥控。有什么事第一时间电话我。我出面不方便。”我点点头。我对招标的程序很熟悉,轻车熟路。这几年公司的标都是我去投。先是由招标公司的人念一遍相关规定,标书按先来后到码放整齐,然后参标的单位到外面等。从来没安排过休息室,人们要么在走廊里靠墙而立,看手机,要么坐在楼梯的缓步台上,或者到楼下抽根烟,再上来。半个小时后,每个投标公司的人依次进屋,进行二次报价。通常比标书上的价格要降一些,低多少看投标人的现场把握。我打电话问张潇,张潇说:“原价,不能再低了。”我们的标书是按照招标的最高价报的。

“你确定?”

“再降你们不好赚钱了就。”

之后,招标公司的人让参标单位回去,等候下午网上发布结果。每次都差不多。早几年,招标公司都是当场宣布中标单位,没中标的公司往往会在现场联合起来提出种种异议,挑中标公司的毛病,搞得招标公司很被动。

我和张潇开车回去的路上,没怎么说话,一路沉默。等消息的人通常都有点紧张。快到北京的时候,张潇的电话响了。张潇不停地“嗯嗯嗯”,脸上堆着笑,撂了电话说:“我们成了。”她和我迎空击了一下掌。

张潇说:“这是内部消息,还没正式上网公布呢。”

我说:“你小心点,这是高速公路。”

张潇一甩头,转向前方,说:“但咱们亲兄弟得明算账,打过来的第一笔钱,我公司全部扣下。正好百分之三十。之后的钱全是你们的。”招标打款一般分三笔,第一第二笔各百分之三十,最后一笔也叫尾款,占百分之四十。但有百分之十的保证金,中标单位必须先交,等甲方验收合格后,才能返还。

“没有经费,我拿什么干活?”

“你自己垫支呗。许多公司接活儿都是这样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小本生意。”

张潇笑笑说:“百分之二十,是必须马上给的,你懂的。这个钱到不了我手,得给人家。我的百分之十你用来交保证金。等第二笔钱到账再给我的那份,这总可以吧。”

我摊摊手:“反正钱打到你公司账上,你看着办。”

剧本大纲、人物小传通过了,接下来是更为关键也更为细致、详尽的分集大纲。关雪在京城宾馆包了四间房,她自己留一间,两个编剧每人一间,给我也配了一间。我觉得没必要:“我又不是编剧,开完会我直接回家,给你们公司省点钱。”京城宾馆听着挺气派,实际是个小宾馆,掩映在奥森公园对面老旧的居民小区里,清静。包月比如家还便宜点。

关雪说:“你白天可以来这里写小说呀,开会晚了懒得动就住下。我是为你着想。我给你订的可是酒店最好的房间,窗外就是奥森公园,天然氧吧,累了,下去跑跑步,活动活动。换个环境对你的写作有好处。”

“那倒也是。”

“你夫人不会有意见吧?”

我怔了一下,才说:“不会。我平时习惯叫媳妇。”这个解释有点多余。

关雪歪着头,轻哼了一声。

我的确不愿意在家里写作。我在望京的房子,一百二十多平米,两居室,被我打通了,改造成一居,打通的房间改造成餐厅,跟厨房连在一起。客厅的四周全是书架,顶天立地,这种坐拥书城的感觉,是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但坐久了,也烦。我还是喜欢经常往外地跑,倒不一定是为写作,单纯地出去走走也不错。出差碰到好玩的地方,办完事,我通常也会留下来待几天,一是为了写东西,再一个是放松一下身心。谈事情很累人,甭管成不成,饭总是要吃的,人家有没有时间,订什么饭店,吃什么,叫谁不叫谁,事无巨细。既要省钱又不能寒酸,这些都得动脑筋。许多甲方的人年纪比我小很多,但我也得赔着笑脸,毕恭毕敬,这种滋味不好受。我出差通常住如家或汉庭,但我不能說我住如家或汉庭,不是好面子,而是怕甲方知道了,会觉得你这人不是抠门就是公司实力不行,很可能因为起疑心,事儿就谈不成。有一次,我和甲方的人吃饭,准备给回扣,甲方的人为了稳妥起见,坚决要求去我房间。没办法,我只能假借上洗手间,跑到对面的希尔顿现开了间房,差点掉链子。结果,走在僻静处,那人临时改变了主意,害得我白花了八百块钱。气得我住在希尔顿一宿没睡着,灌了一肚子啤酒。

我拉的活儿,除了北京,大多在长三角一带。江浙沪,都是我喜欢的省份。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骨子里却对江南的湖光山色、曲径通幽情有独钟,我喜欢那里的阴柔静美,也喜欢那里精致、纤巧的食物。那些地方的活儿利润并不高,但人好打交道,公事公办,简单说,就是做事情讲规矩。我不接东北的活儿,白给都不接。刚做生意那会儿,在朋友的引荐下,我去东北招过一次标。招标会还没开始,一男一女就把我叫出去,让我退出,给我三千块钱路费。女人哭哭啼啼,说这个项目她盯了半年了,如果招不上,她就得下岗,孩子就得挨饿。她哭得太假了,眼睛一直瞟着我。我不为所动。旁边的男人开口了,如果招不上标,三千块钱你拿不到,招上了你出不去我们县城,怎么也得卸一条腿。他用眼神扫了一圈,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四个彪形大汉,全都光着膀子,胳膊、胸前雕龙画凤,虎视眈眈。我钱都没敢要,麻溜打车跑了。做生意不出山海关,绝不是戏言。

我一般上午在家看NBA,午饭后眯一觉,坐地铁再步行一段路去酒店。我的计划是在酒店写到饭点,大概能写三个小时,这也是我平时一天的写作量。讨论会在每晚的饭后。但我一走出电梯,就看见两个编剧在我房间门口候着了,一边一个,说是找我请教的。主要是服装批发的行业术语,“裤样子”“红门”“兜死”“散钱”“拿货”,以及怎么运用,在什么地方运用。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搞得心很烦。我让他们回去看我的小说,一遍遍地看,看到恶心呕吐为止,然后慢慢消化,再把问题集中起来,统一找我。每天这么折腾,谁受得了?我几次想冲他们发火,老子是文学顾问,你们才是编剧,别什么事都找我。我知道他俩每人每集一万五,四十集,就是六十万。关雪私下里跟我说,他们干劲挺足的,别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对年轻人要多一点耐心。谁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参加讨论会的有两个编剧、关雪、我,还有导演。导演姓赵,也算是第六代导演,导过几个独立电影,后来转型导电视剧,小有成就,导的戏上过央视八套(电视剧频道)。赵导接这个戏的条件是,必须自己当第一编剧,说这样才能做到整体把控,戏拍起来才连贯,也是为剧组节约时间成本。开会是在关雪的房间。房间立着一块白板,长度足有三米,高度两米出头,上面写满人物关系、故事走向。写完擦,擦完写。我负责指出具体修改意见,导演负责故事线的论证,所以主要是导演站在前面讲,两个编剧轮流上去补充。

赵导人不错,没剃光头,也没有留油腻腻一股子馊味的长头发。衣服裤子虽然皱巴巴的,但脸很干净,头发不长不短,跟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年纪跟我差不多大。赵导对分集大纲抠得很细,对两个编剧讲话不留丝毫情面,生气就往白板上摔板擦。目光炯炯,胸脯起伏剧烈,吓得两个小编剧发毛,大气不敢出。有几次赵导直接把白板笔摔到了李阳的脸上,要不是我在中间拉着,差点上去动手。哪一集过不了,只能卡在那儿,反复修改,甚至觉都不让睡。赵导亲自操刀,把一页页分集大纲删改得面目皆非。有时候干脆睡在我的房间。按照协议,剧本分集大纲全部通过,才能结第二笔款。所以,两个小编剧很着急,天天早早在我的房门外候着。

这些人中,只有我抽烟,开会抽得比平时还要重一些,我认为在我的房间开会比较合适。关雪说:“两回事,我是制片人。我之所以在宾馆开房,就是为开会使用的。”关雪的确没在宾馆睡过觉,甭管会开到多晚都开车回家。我也不在宾馆住,总觉得不如家里舒服。深夜,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易于思考,也可以清空大脑。

我说:“弄得你房间乌烟瘴气的,不好意思。”

关雪说:“开完会,你替我打扫卫生就是了。”

“打扫完卫生呢?”我故意逗她。

“滚回家去睡觉呗。”关雪拍了我一巴掌。

张总来过几次,询问剧本的进度。张总很客气,每次都会跟我和导演说几句辛苦了之类的暖心话。张总肯定了我们的创作方向,但也提醒我们,时间紧迫,一定要加快进度,两个月后建组,开始拍摄。张总说:“谭老师,分集大纲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但细节还要完善,再下功夫抠一抠。你是总编剧,责任重大呀。”我怔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了总编剧。关雪冲我眨眼,我也就不好当场发问。

十一

那天的会散得早,关雪说:“我们家老李想见你。”

我说:“没完没了了还?”

关雪说:“就是单纯想请你喝杯酒,没别的意思。去吧。”

我不想去,说:“算了,累。改天。”

关雪说:“可能你俩有缘分,得病这两年,你是他唯一主动见的人。”

我说:“这么说,是我的荣幸喽?”

关雪说:“你俩聊聊,说不定他能给你提供些写作素材呢。走吧。”

我问:“刚才张总说我是总编剧,怎么回事?”

“我正要跟你说呢。我看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超出了文学顾问的范畴,就建议张总让他和你共同担任总编剧。他是老板,你是著名作家。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你再争取要些钱出来。感谢我吧。”关雪歪头看着我。我没说话,无论什么好事,她都该事先跟我打声招呼,不经我同意擅自替我做主,我心里不舒服。

关雪说:“总编剧说白了就是对剧本整体把关的角色。你的职责还跟之前一样,就是换个名称。这是我的项目,我还有这个权力。”

路上,我问:“你每天往这里跑,公司怎么办?”

关雪说:“公司在横店开了一个新项目,除了行政人员,差不多都过去了。老板也在那里督阵呢。”又说:“谭老师,这是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你可要帮我把好关。事关我后半生的前途呢。”

我說:“我不是已经尽力了吗?”

关雪说:“还要更尽力。”

关雪拍拍我的手,我一把抓住。

关雪说:“别闹,开车呢。”

我没有松手,关雪也没有再挣脱。她的手戴着手套,我拽了一把,关雪自己把手套摘下来,放在一边,任由我摩挲着。我想起李洪涛说过,我只是个小人物,觉得有点好笑。

“你坏笑什么?”

“没什么。”

李洪涛衣着整洁,端坐在餐桌旁,见我进来,很正式地起身,伸手与我握了握。他的手有点硌,感觉骨头上只包了一层皮。

李洪涛说:“辛苦,这么晚了。”

我说:“这个点我平时也没睡。过来喝点酒挺好。”

桌子上的菜挺丰富,芥末木耳、糖拌西红柿、炖带鱼、酱猪蹄,啤酒是百威,整听的。李洪涛眼窝深陷,眼睛暗淡无光,雾蒙蒙的,但只要一睁大,就光芒四射,好像再使点劲能掉地上。

李洪涛说:“酱猪蹄是我的拿手菜,但自从得病就没做过,手生了,也不知道味道如何。你尝尝。”他用筷子点了点。

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酱猪蹄很好吃,酱得很烂,筷子一插,就是一块,入口即化,像江南人的手艺。

李洪涛说:“这个菜是跟苏州人学的,我改良了一下。我们拍戏的,一年到头四处跑。”

他跟我碰了一杯,一口干了。

我说:“你现在的情况这么喝酒行吗?”

他说:“杯小,没事。你知道我为什么开饭馆吗?”

我摇头。

他说:“我是干灯光的,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

他说:“我干了一辈子的灯光。干我这行的干到底在剧组地位都不高。”

我说:“我对剧组不了解。”

他说:“跟你简单说吧。在现场,导演和演员、摄影,看一个大的监视器,我这个灯光指导,在旁边偏后一点的地方,自己看一个小的监视器。孤零零的,像个受气包。你想想我这把年纪什么心情。”

我说:“我理解。”

他叹口气:“你是假装理解,其实你不理解。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憋着要出来自己当老板。面子上过不去呀,虚荣心强,但老板也不好当,生意不好做,合伙人之间闹矛盾。我这个病,虽然医生证明不了,但我心里清楚,就是上火上的。现在想想还不如不出来单干,起码落个省心。”

我说:“别想这些了,好好养病。”

“我对人生的总结是,一个人甭管干什么,心胸要开阔,要像大海一样开阔。”李洪涛站起来,双臂张得很开,然后坐下来,“再一个,就是认命。人不能跟命争。”

我喝了三瓶,李洪涛喝了一瓶。我看时间,十二点了,就说:“你休息吧,我也得回去睡觉了。”

他说:“酒喝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微醺。”

李洪涛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茶壶,说:“留个纪念。一个知名女演员送我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宜兴紫砂壶,说是大师手工打造的,下面有落款,字曲里拐弯的,我不认识。我们干灯光的在剧组也是有些特权的,女演员都希望把自己拍得漂亮点,用光尽量柔和些。这里面有很多的门道。”

“我不喝茶。你自己留着。”

“你别跟我客气,文人哪有不喝茶的。”李洪涛颤颤巍巍地要从床上下来,我只好收下。“下次你酒下得快点,别管我。想怎么喝就怎么喝,随便点。”

李洪涛喊关雪:“你出去送送老谭。”

我说:“不用,这么晚了,我叫了滴滴。”

李洪涛推着关雪往外走,然后迅速带上门。我和关雪摇摇头。

关雪说:“我们家老李就这样,跟你对脾气了话就多,热心肠,典型的北京胡同串子性格。他人真的挺好的。”

在电梯里,关雪勾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抬头,示意她上面有摄像头。关雪站我身前一点,手没有松开。

“我知道我们的关系了。”出了电梯,来到户外,关雪轻声说。

“哦,说说看。”

“温暖。我们给彼此带来的是温暖。这两年,我虽然每天在公司忙忙碌碌,看上去乐乐呵呵无忧无虑的,但我心里很苦,有一种随时撑不下去的感觉。想到你,人就很快安静下来。照顾老李有时候也很心烦,现在我的情绪调节得很好、很耐心,当然这里面有愧疚的成分。认识你之后,我的生活突然出现了光亮,是那种温馨的暖光。尽管从道德上,我们的交往有瑕疵,我也很矛盾,但好在我们没有再往前跨一步。生活中,一些看似有悖于伦理的事情,却恰恰是符合人性的。我这么说,并不是给自己找借口。”

“我们这种关系很难拿出来讨论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秘密,除了彼此,不要试图与任何人分享。”

“只是我偶尔还会有一种罪恶感,挺讨厌自己的。你会吗?”

“也会,但并不很强烈。”

“男人是不是更在乎世俗的快乐,女人在乎精神的愉悦?”

“可我还没得到过你所说的世俗快乐呀。”

关雪在我的脸上轻轻亲了一口,有一股薄荷口香糖的味道。

十二

我们中标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剪纸,一个是古琴。我们拍摄的国家级传承人是抢救性的,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具體到我们中标的两位传承人,一个八十二,一个八十五。两个项目交替着进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我们预计每位传承人的拍摄为十五天,加上不可控因素,但总周期必须控制在四十天以内。否则可能亏本。张潇和我是制片人,排名她先我后。我以为张潇只是挂个名,到时候跟着分钱就是了,想不到她要亲自带队。正式拍摄的时候,我们带了三台机器,索尼F7。其实两台足够用,一台拍传承人,一台拍采访的专家,我们特意加了一台游机。还带了一台佳能5D4相机,用于翻拍收集到的资料照片,和现场工作照。张潇从朋友处借了辆别克7座车,说是为了拉人和设备,替我们公司省钱。车还是张潇开,加上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感觉还比较宽敞。

我说:“你为了我们的拍摄,真是操碎了心。”

张潇扭头看我,说:“怎么听你这话像是讽刺我。”

我说:“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我说的是心里话。一大堆人坐火车费用大,机器设备手提肩扛的,去哪儿都不方便。这个我深有体会。公司刚创办的时候,外拍都是我带队。

“但咱们得说好了,油钱和过路费得你们公司出。”

“那当然。”

“司机的费用,看在我们两个公司长期合作的份上,就免了。”

我们团队到达拍摄地已经天黑了。我们在搞剪纸的李老师家小区附近的如家住下,这样便于拍摄。张潇让大家进房间调试设备,然后赶紧休息。张潇对我说:“你跟我去一趟省非遗,见刘主任。”“我又不认识人家,我去耽误你们说话。”“让你去就去,少啰唆。”我很反感她在我同事面前这个态度跟我说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但怕同事笑话,只能乖乖地跟在她的屁股后面,匆匆下楼。

在办公室,我们见到了省非遗的刘主任。张潇介绍说:“刘主任不仅是文化官员,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我上前和刘主任握手。张潇说:“这位是我公司的副总,谭世伟。大作家,在文学圈赫赫有名。他的小说都是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这些大刊物上的。人很有个性。”张潇从皮包里拿出一摞书,上面系着红绸子,“刘主任,这些都是他写的。特意带给您的。”前几天,张潇打电话问我,你手里自己出的书齐吗?我说,不齐,干什么?张潇没说,就撂了电话。刘主任很感兴趣,诸本打开,翻看得很仔细,之后,热情地邀我入座,亲自沏茶。张潇掏出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让我在每本书上签名留念。临走前,刘主任主动跟我合影,加了微信。

回去的路上,张潇说:“这些书是我从当当上买的,你是做文化生意的,怎么就不知道出差随手带几本书?你看人家刘主任对你多热情。”出版社出书,通常只给作者二十本样书。我没有送人书的习惯,个别好朋友除外,主要是觉得没必要,喜欢看就自己买,不喜欢送了人家也不看。“以后你跟甲方谈生意,都要带一套书。内容看不看是他们的事,瞅一眼书皮就够了。你送书,证明你不仅是一个商人,还多了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干吗不利用一下这个身份?现在开文化公司的有几个人有文化,你心里还没数吗?”

我看着张潇。内心里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其实我也不是拒绝送甲方书,只是没想到。

张潇说:“别磨不开面子,假清高。幸亏你是做文化生意的,你要是开饭店、卖服装,谁搭理你这个作家呀。”

“你对还不行嘛。我回去就买,以后见人就送。”

“你这套书我花了一百八,还有派克笔,七百。也是特意给你买的,反正你往后用得着。一共八百八。送书一定要签名,正好顺带着露一手你的硬笔书法。震不死他们。”

“好,我马上给你转账。”

张潇笑了,一甩头。

李老师家房间太小,拍摄之前,我们把用于拍摄的房间的床、桌椅、被褥、相框,清空到另一个房间。墙上陈年残留的污渍,避不开,只能用遮光布遮挡。即便如此,摄影师站在机位还是转不过身,只能像壁虎依附在墙壁上。三盏LED大灯照着,天气热,为了收音效果,不能开空调电扇。没一会儿,每个人就汗流浃背了,身兼化妆师的张潇就得给李老师补妆。张潇还抽空一路小跑下楼到小卖店买了一袋子冰镇可乐,要了许多冰,分给每个人解暑。

中午订了盒饭,摄制组的人就跟李老师夫妇在走廊站着凑合一口。因为拍摄,屋子里需要绝对的安静,李老师的妻子不能在厨房做饭。饭后我们回如家,因为李老师每天中午必须午睡。等我们下午两点准时到李老师家时,李老师的妻子正在楼下等我们,说:“老李每天中午都要喝一点酒,今天你们走后才喝,喝得有点多,还在睡觉呢。”我们在楼下庇荫处等,三点多,才进李老师的家门。收工后,所有人筋疲力竭。我们在附近找了家干净饭馆吃饭。按照合同,我们每天要给传承人二百块钱的误工费,李老师坚决不要,说:“打在饭钱里。”

张潇说:“这怎么行,两回事。”

李老师说:“你要是给我钱,我就不拍了。”

老太太也说:“现在条件好,谁家也不差这两个钱。”

李老师说:“光吃饭怎么行,酒总是要喝一点的嘛。”

我和张潇陪李老师喝酒,吃完饭,大家回去休息了,我们一直喝到十点钟,李老师在妻子的催促下,才意犹未尽地回家睡觉。中途,老太太上厕所,李老师悄悄对我说:“唉,我的工资都是老太婆把着,平时兜里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我和张潇对下眼神,明白了李老师的意思,他是不想让老伴知道这个钱,并不是不想要,我塞给他二百块钱。李老师推让了几下,我说:“别让你老伴看见。”

李老师笑着收下了,说:“老伴掐我的财路,没有喝酒钱,日子难熬呀。”还冲我双手一抱拳。老爷子挺可爱的,说:“是每天二百吗?”

张潇说:“是,每天给也行,到时候一块儿结也行。听你的。”

一连三天,李老师每晚都要喝酒,还不少喝,我既怕他喝酒出事,也怕耽误第二天拍摄,但还好,李老师的酒量由他妻子控制,并没有太过分。只是我们回如家还要倒素材,回看白天拍摄的内容,以免出现纰漏,折腾到下半夜两三点才能上床。口述片拍摄的时长达到十个小时,是合同规定长度的两倍。即使剪掉一些有瑕疵的畫面,和意义不大的话,仍然很富裕。

接下来拍摄弹古琴的高老师。他家虽然客厅宽敞,但是高太太为人太挑剔,脸紧绷着,没个笑模样,生怕我们的机器把家里地板刮着蹭着,尽管我们小心翼翼,赔着笑脸,但高太太的眼神始终是挑剔的。搞得我们架机位、布置灯光很别扭,气氛压抑。好在我们事先准备了魔术腿,垫在脚架下。

高太太说:“我先生身体不好,你们每天只能拍摄一个小时。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

我说:“那样的话,拍摄周期会很长。我们外出是一个团队,吃喝拉撒睡,费用很高的。”

“那是你们的问题,我管不着。”

张潇小声对我说:“你别听她咋呼,真的拍起来,每天一小时我们受不了,他们也陪不起。”

高老师人很和善,给我们又是沏茶又是倒水,但我们注意到,一旦高太太看着高老师,高老师就像个孩子似的避开她的目光,显得手足无措。张潇一直围在高太太身边,又是扇扇子又是唠家常,比亲闺女还孝顺。

布光、调试机位,很费时间,张潇还故意让他们再慢一点。上午,我们实拍不到二十分钟,高太太让我们停下,张潇问:“高老师累吗?”高老师摇摇头,又看看高太太,说:“有点累。”我们只能收工。高太太让我们把机器设备全部搬回宾馆。我说:“能不能找个空闲的地方暂时存放一下,下午还要继续拍摄,来回来去搬动,很耽误时间,也容易剐蹭。”

高太太说:“家里没地方。”

张潇说:“高太太您也看到了,他们布一次景很耗费时间,挺辛苦的。您通融一下,如果碍事,我们晚上再搬回宾馆。您看怎么样?”

高太太勉强答应。

下午拍摄了半个小时,高太太就说要去买菜,而没有她在场监督,必须停止拍摄。这是高太太之前提出的拍摄条件。张潇说:“我们晚上一起出去吃吧,这样能节约不少时间呢。”

高太太严词拒绝,说:“我们不在外面吃饭,外面的饭菜不干净。”

张潇说:“按照这个进度,完成全部拍摄起码得一个月。”

高太太听了眉头皱起来,說:“唉,早知道这么麻烦,当初就不该答应你们拍摄。我们外面的演出很多,根本忙不过来。高老师的出场费一天三千块呢。”

第二天,张潇一进屋就问:“高老师昨天休息好吗?”

高老师说:“没问题,今天时间可以长一些。”

张潇说:“哎呀,高老师您太客气了,拍摄多长时间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累了就告诉我一声。”

高老师说:“好好好。”

高太太没说话。

十余个小时的口述片五天搞定,只比李老师的多一天。

我们打道回府。剩下的内容,下次来再拍。

十三

分集大纲终于在赵导夸张的“咔”声中通过了。大家去吃散伙饭,关雪在饭桌上说:“我代表公司特别感谢谭老师,分集大纲的顺利完成,谭老师作为总编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牺牲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自己公司都顾不上管了。来,大家一起敬谭老师一杯。”

赵导也说:“一般剧本的总编剧就是个闲职,谭老师事无巨细,令人钦佩。”

我说:“别别别,言重了。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晚我们都喝了不少酒,结账前,关雪说:“咱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剧本各自回家去写,下周末你俩每人交两集,然后开讨论会。为了鼓励你们创作的积极性,分集剧本,过两集结一笔钱。”两个编剧点头。

饭后,各自回宾馆收拾东西,退房。关雪在走廊里说:“谭老师,你等我一下,有事情跟你说。”

我说:“你刚才给我戴的帽子有点大。”

关雪说:“我这话是说给赵导听呢。这个项目是我的,不是他的。让他放聪明点。”

我说:“还没进组呢,你们就明争暗斗,往后怎么合作?”

“导演跟制片人是一对天敌。彼此不可能成为朋友。你软他就拿你当柿子捏。我可不想受窝囊气。”关雪的口气像个女强人。

我说:“但你也不必咄咄逼人。犯不着。”

关雪沉默着不再说话,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好一会儿,关雪说:“我们家老李快不行了。”

我说:“这么快?”

关雪说:“一直用杜冷丁顶着呢,随时都可能过去。刚发现生病时戒过一段烟酒,做完第一次手术后又捡起来了,越喝越凶,越抽越凶。咖啡也不住嘴儿。说是想开了,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无所谓。反正每天的日子都是重复的。”

我说:“用不用我过去看看?”

关雪说:“我正要和你说呢,你主动提出来了,那敢情好。”

我上了关雪的车。

我看见李洪涛怔住了,差点没认出来。李洪涛躺在床上,脸瘦成一窄条,皱纹更深了。看见我想坐起来,我向前一步,拦住他,他冲我笑笑,嘴里喘着粗气。他的手抬起来,在嘴巴上激动地比画着,示意我给他点支烟。我摇头,他的眉头拧着,脸色很黑,有点恐怖。我喊关雪,他伸出手拉我,我感觉不到任何重量。见关雪没出来,我点了根烟,抽一口,递给他。

李洪涛说:“关雪把我的烟都冲马桶了。”

“她也是为你好。”

关雪推门进来。

李洪涛说:“你回避一下,我们哥俩说点正事儿。”

关雪笑笑:“什么事跟我还保密?”

李洪涛摆摆手,关雪把一杯茶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出去了。

李洪涛清清嗓子:“我现在没什么牵挂了,就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李洪涛停顿了一下,见我没接茬的意思,继续说:“兄弟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关雪这人怎么样?”

我说:“挺好啊。”

李洪涛说:“说具体点。”

我说:“具体的还真不太好说,我们认识时间并不长。”

李洪涛说:“咱们不绕圈子了。我直说吧。如果我走了,你觉得你会娶关雪吗?”

我说:“我有家庭了,记得跟你说过。”

李洪涛轻轻哼了一声:“你撒谎,你是单身,起码现在是单身,也许以前结过婚。”

我说:“你怎么知道?”

李洪涛说:“我自己分析的。我跟关雪聊过你,觉得你人挺朴实的,值得托付。现在你就实话跟我说,你对关雪有没有意思吧?”

“你这么做对关雪不太公平。关雪是成年人,她对自己的未来,应该有独立的判断。这个问题,你别让我回答。怎么想是你的事情,我管不着。”

李洪涛的眼泪流了下来,呜呜呜地哭出声来。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关雪匆匆跑进来:“怎么了老李?”

李洪涛不说话,眼睛闭着,但眼泪并没有停下来。关雪生气地看着我,我想解释,又怕多余,只能沉默。李洪涛用力摆摆手,关雪只好又出去了。

李洪涛说:“我是郑重的,不是闹着玩。碰到这么好的人不容易。”

我看着他。

李洪涛说:“我是说你。关雪看着挺精,其实没什么心眼,也会过日子。”

我说:“咱们说点别的吧。”

李洪涛说:“别打岔。关雪是孤儿,从小在姑姑家长大,缺少温暖。这些她肯定没跟你说过。我怕她今后吃亏。你回去好好想想。这是我最后对你说的话。”

“最后?”

“对,最后。”最后这句话李洪涛是闭着眼睛说的,喉咙一耸一耸,一只飘摇的手臂,从被子上微微抬起,几乎没动。

十四

李洪涛出殡那天我去了。自从我上次从关雪家出来,我和她很少见面。也不是回避什么,主要是传承人的素材得完完整整梳理一遍,二十个小时呢,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也得整理,很耗时间。关雪白天处理她公司的事情,晚上照顾李洪涛。电视剧建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联系很多人,见面、吃饭、谈话,一拨又一拨,还有沒完没了的会议,够她折腾的。

来的人不多,大多是李洪涛那边的亲戚朋友,关雪这里只有我和两个小编剧。剧本已经过审,按照赵导的意思,编剧只署他一个人的名字。关雪正在找张总为他俩争取署名权,两人为此心存感激,是他俩主动要求来的,想看看能帮点什么忙。即使没什么事,站脚助威也是好的,算是份人情。

遗体告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我被安排在关雪的旁边,在哀乐声中接受亲友的安抚,李洪涛的家属对我热情有加,他们一再对我在李洪涛病中的探望表示感谢。我觉得很别扭,又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该如何摆脱,只能像一根木头,直挺挺地立在那儿。

从殡仪馆回来的路上,我一言不发。关雪说:“去我家里坐一会儿,陪我喝点酒。”

我没说话,心里不大想去。关雪用胳膊肘捅我。我说:“啊?”

关雪说:“啊什么啊,你不想去就算了,没人逼你,别勉强。”

我说:“你最近抽空出去走走,散散心。”

关雪说:“等这个项目正式结束,是得出去一趟,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哭一场。这段时间感觉人很恍惚,经常走神。老李走了,我还得活下去。”

我俩进屋打开所有的窗子,通通风。冰箱里有火腿肠、五香花生米,酒是燕京瓶啤。关雪说:“我再炒个鸡蛋?家里没别的菜了。”

我说:“算了,还不够麻烦的。”

我们坐在客厅靠落地窗的桌子,窗外的夜色正慢慢暗下来。关雪的酒杯与我的碰了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一把,摇摇头:“对不起。”

我把手边的纸巾推给她。

“那天老李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大意是让我以后多照顾你一些。他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

“你说我往后该怎么过?一个人还是再婚?”

“关键是哪个成本高?”

关雪皱了一下眉头。

“我的意思是,成本包括钱,但不仅限于钱,情感也是成本。”

“一个人过的好处是随心所欲,了无牵挂,但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个头疼脑热,会很可怜。孤零零的,身边连个抓手都没有,也挺愁人。”

“什么都有代价。关键看你适合哪种生活。”

关雪双手支在下巴上问:“你适合哪种?”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当然你也可以找个情人,一块儿搭伙过日子。”

“男人都需要有个情人,是吗?”

“我都这把岁数了,没那个心思。碰上了当然好,碰不上也无所谓。你还年轻。”

“你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合适吗?”

“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如果刚认识的时候,有了关系,也就有了,现在彼此太熟悉了,我怕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

“跟你开玩笑呢,你很坦诚。我也是这么想,好朋友很难得,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们端起酒杯,碰在一起,然后干净利落地一口喝掉。

关雪说:“等段时间,我想换套房,搬郊区去住。买套联排。”

我说:“你的房子卖了,买独栋也没问题。你的工作又不是固定的朝九晚五,没必要住在城里。”关雪的房子在东四环,CBD区域,一百多平米。

“买不起,这套房子卖了,一半得给老李父母,或者说给他的弟弟妹妹分。当初我们结婚买房子他爸妈出的大头儿,名字也是他爸妈的。本来说好他爸妈在我们家养老,等二老去世,房子就归我们,谁想到老李比他爸妈走得还早。怕他弟弟妹妹惦记,前些日子,老李把他们一起找来,签的协议。皆大欢喜。不然老李走了,这房子指不定归谁呢。”

“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明天一早得去公司。最近事多。”

“好,我买房子时你得陪我去看啊,我没经验。万一钱不够,你得借我点。”

我点头:“一定尽力。”

电梯来了。我们简单拥抱了一下,匆匆分开。电梯门关闭的刹那,我说了句:“如果需要,随时打我电话,几点都没关系。”我还比画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

关雪看着我眼睛湿润了,强忍着。

十五

我主动请张潇吃饭,如果没记错,这是我俩离婚以来第一次。还是上次的日料店,张潇一进屋就说:“有什么好事情,赶紧说来听听。又要结婚了?”

我没答话。我不觉得这很幽默。

张潇说:“我把咱们整理好的素材快递给了几个省的非遗中心,他们觉得很不错。说过些日子招标会提前通知我们。这个项目评审的时候,我们要冲优。等过个一两年,我们积累够相当数量的传承人之后,这些纪录片可以跟门户网站合作播放,同时开发非遗的文创产品。怎么样?”

“你想得够长远。”

“你的公司往后别干别的了,专心拍非遗传承人。说不定哪个传承人的经历打动你,你就能写出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

这个想法我也有,但没跟人透露过。我写小说很迷信,作品没有完成之前,不与任何人交流,怕漏气。

前些天我们去H省进行了二次拍摄,重点拍李老师和高老师的实践片、教学片。还是先李后高。拍摄地点在李老师所在单位省民俗民间艺术馆的礼堂。民俗民间艺术馆的前身是省委党校,前几年,党校的前后两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因为贪腐被判刑,党校搬到了新的地址,老党校空出来,但一些重要单位都嫌风水不好,晦气,拒绝搬入,才轮到省民俗民间艺术馆。即便这样,也是指令性的。民俗民间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单位,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礼堂很大,建筑宏伟,有现成的舞台灯光,易于拍摄,但要上二百级台阶。馆领导只给我们四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即下午一点上班到五点下班。时间非常紧张。李老师破例没喝酒没有午睡,我们提前开车到民俗民间馆,但不让进。一点整才放人。我们摄制组为赶时间,爬台阶进去布灯、架机位,搬挪桌椅。张潇陪李老师夫妻去乘内部小电梯。可等我们一切布置好,李老师还没上来,我打张潇电话,无人接听。我跑到礼堂的露台,看见张潇正吃力地背着李老师爬台阶,李老师的太太,在旁边拿着李老师的道具、纸张。

我跑下去,问:“你们怎么不坐电梯?”

张潇叉着腰,气喘吁吁地说:“看电梯的人没来。”

“你打电话叫我一声啊。”

“你们都忙,我怕你们着急。”

“我来背。”

“不用,你腰不好。你在后面帮我托一把就行。”我的腰一直不好,是腰肌劳损,走路时间久了都疼得直不起腰。

张潇一只手扶墙,一只手抓住李老师的屁股,中间又休息了几次,才艰难地把老人家背上来。张潇瘫坐在台阶上,下嘴唇咬出一排白白的牙印,慢慢渗出血来。拍摄完毕,我要带张潇去医院,张潇不让,非要一个人去,让我陪李老师喝酒。之后张潇在如家躺了两天,除了上厕所,床都没下过。我大为感动,亲自给她订餐送饭,一推门,张潇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高老师的太太提出实践、教学片都要在录音棚进行,而且要在她指定的录音棚。为的是保证古琴的音色,毕竟这个项目是留给子孙万代的,古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她说得没毛病,问题是经费。录音棚一天五千,起码要租三天。高老师,还有他的弟子,每人每天参与录制的费用平均不低于两千元,一共是八个人,加一起就是六万多,这是我们根本没办法承受的。我明确地说,不可能。张潇让省非遗中心负责纪录片项目的小李出面协调,但高老师的太太不买账:“找谁都没用。没有音质质量的保证,我们就不录。我们不能粗制滥造,损害听众的耳朵,你们看着办。”

张潇说:“我们出去商量一下。”

在高老师家门前,张潇说,“我们一天出来吃喝拉撒睡,及员工的工资,怎么也得五六千块钱,拖下去不是个事。也拖不起。”

我生气地看着张潇:“问题是我们拿不出这笔钱哪,总共就这么点费用,你又不是不知道。”

张潇说:“我有办法。我进去再跟她谈谈。”

不一会儿,张潇出来,笑着说:“解决了。”

我问:“多少钱?”

张潇说:“你负责把片子拍好就行,别的不用管。”尽管我心里有气,但既然张潇说钱她负责,那就随她去好了。这么一大笔钱我是不会出的。太过分了。按说国家出钱拍摄非遗传承人,是一件积德立业的事情,传承人本该积极配合,既是为国家,也是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技艺有个圆满的交代。

两个项目全部拍摄结束,我们请省非遗的小李吃饭。小李从头到尾一直陪着我们拍摄团队,很辛苦,任劳任怨。上洗手间的时候,我问小李:“张潇到底花了多少钱?”

“你们张总的确有本事,讲到四万。”就是说,张潇自己掏腰包出了四万块钱。

“怎么可能?”我還不了解张潇嘛。

“怎么不可能,张总是当着我面给了高太太钱。是现金。我亲眼看见的。”显然小李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得不对张潇刮目相看。就是因为这个,我今天才主动请张潇吃饭的。

这时关雪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

“和朋友喝酒。”

“明天有空吗?陪我去小汤山看看房。”

“没问题。”

“又是在日料店?”

“嗯。”

“还是跟上次那个女人?”

“……还是。”

原载《青年文学》2021年第2期

原刊责编  陈集益

本刊责编  杜  凡

创作谈

自由与《吞咽》

蓝  石

小说的开头源自一个梦。醒来,就记下了。短短的三五百字,起初并不知道拿它干什么。等写小说已经是过一段时间的事了。后来想把“我”和“关雪”扯到一起,又发展出“关雪”的丈夫。这是一个短篇的构架。但写完还是觉得单薄,像纸糊的,风一吹就透。就放下了。

去年疫情稍平稳些,为了公司的生存,我频繁地出差,行话叫跑活儿。这些年我养成了在高铁上写作的习惯,一个是心静,再一个累了可以看风景。火车的桌板成了我的写字台。我想把这个小说捡起来。我望着窗外,想起这几年做生意遇到的艰辛和委屈,突然有一种悲怆感。其实,我很早就过上了写作者羡慕的不用上班、衣食无忧的日子。那些年,我的生活很简单,也很丰富。大概三个方面:打篮球(包括看NBA)、写作(包括读书)、旅行(每年至少三个月)。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五年。写了几部长篇、中短篇若干。我很少接触外人,也没兴趣。有一天,我觉得有点被掏空了,整个人是干瘪的。失去了生活的养分,也失去了写作的热情。我就是在这时候重返生意场的。这么说,是因为我来北京之前就做过生意。做生意不容易,一边做生意一边还要写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决定把这段经历写进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入新的人物,小说的内容一下子丰富庞杂起来。小说初稿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但那不是我想要的。删掉重来,结构重搭。生意繁忙,写作的进程时常被或粗暴或不得已打断,以至于小说人物陷入一团乱麻,而我无能为力。一日终得空闲,跑到水库边的房子,切断所有联系。一个星期后,小说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期间,我写过一首诗,引录于此:《自由》——邻居送我两条锦鲤/是从小区池塘捞的/两条鱼沉入缸底/一动不动/它们生长于宽阔的水域/在如此逼仄的空间/度过余生/它们会很怀念/它们的鱼塘/弗尔岑在他的小说《自由》/后记写道/希望你看完这本书/用五分钟/想一想什么是——自由/我把两条锦鲤/倒回池塘/人需要想什么是自由/鱼不会/鱼在池塘/自由地游动/这样就很好。

我希望读者看完这个中篇,也想一想这篇小说为什么叫《吞咽》?

我是不是有点喝高了。

蓝石,男,生于沈阳,现居北京。

出版有长篇小说《中年期》《爱谁谁》《兜比脸干净》等,

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芙蓉》等刊,

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篇小说选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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