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倩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邮驿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交通运输方式之一，其具体设置情况及相关制度历受学界关注。在相关研究成果中，关涉徽州邮驿之文章主要有：《徽商与清民国时期的信客与信局》[1]，文中详细介绍了该时期徽州民信局、信客概况及其作用。《清代安徽邮驿研究(1667—1911)》[2]以及《变与不变：裁驿归邮与安徽邮驿的近代变革》[3]则集中介绍了清代徽州的邮驿设置。目前，有关徽州邮驿情况之研究多集中在清与民国时期，且侧重点在于邮驿分布与路线，针对明代徽州邮驿设置、变迁及其作用之考察尚未多见。故尝试在前人基础之上，就明代徽州邮驿设置、运作、分布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探析，以就教方家。

1 明代徽州邮驿的设置及运作

邮驿，又称驿传。明代邮驿机构主要有三：驿站、急递铺以及递运所。就徽州而言，明代此地隶属南直隶。根据《明会典》记载，彼时徽州府尚无设置具体递运所[4]2-6,但存在一条经过徽州府的茶运所路线。此条茶运路线东起徽州府，西至汉中，途中设有递运所，称之为茶运所。《明经世文编·议处茶运疏》记载：“自汉中府至徽州，过连云栈，俱县递运所。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5]12-13此类递运所用以负责转运茶叶，于明中后期被裁撤。故明代徽州邮驿机构主要包括驿站与急递铺。《明史·职官志》记载：“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所辖会同馆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车驾司掌卤薄、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6]896邮驿相关事务由兵部车驾清吏司负责。明代京师设有会同馆，边腹郡邑以及村镇要会之处则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水马驿等邮驿机构[7]2。据《(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其所辖之一府六县共设有驿站6所，急递铺80所(明中后期有所增减)[8]45,并形成一套运作机制。

1.1 明代徽州驿站

宋代以降，徽州即已出现驿站。《(弘治)徽州府志》提到：“本府自宋有三馆驿，一曰转运南行衙，在慈孝坊；一曰北行衙，在司晨坊；一曰新安驿，在通济坊。”[9]13-14《祁门县志》记载：“唐代驿站无考，到宋，祁山驿在城内……”[10]289《歙县志》提及：“宋时新安驿在州城通济坊，旧名和丰驿，距歙西百八十步。”[11]11此外，《黟县志》亦云：“宋代，县城内设置临黟驿。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县令张瑜将驿站迁至县北。”[12]318宋代时，徽州地区出现的驿站发展至明代，部分驿站或毁坏重建，或迁至他处，抑或变更驿名。根据《徽州府志》《歙县志》《休宁县志》《婺源县志》《婺源邮电志》《祁门县志》等方志记载,将明代徽州一府六县所设之驿站作表1如下。

由表1可见，明代徽州六县在前代基础之上，虽驿址、名称有所变化，但皆已设立驿站。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即已下令“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13]500,并对驿站之具体设置与运行作出相应规定。《明太祖实录》记载：“凡驿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应用马驴舡车，差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每驿有供帐使者，日给廪米五升；过者，三升。设官一人，掌之水驿，如使者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船以绘饰之，每船水夫十人，……馀如马站之例。”[13]500据此可见，明廷详细规定了驿站的相距里程、职能以及马匹、人员等数量与待遇。由于徽州地处皖南一隅，受其地理位置影响，明代徽州各县驿站因不属冲要之处，其下辖六县虽设有马匹、马夫以及差夫等，但与官方规定数量有异。如祁门，据《(同治)祁门县志》记载：“祁门驿传，原设马七匹，马夫四名，差夫十名。明裁减马二匹，马夫一名，差夫二名。”[14]3明代绩溪县驿亦设有“驿马七匹，马夫四名，差夫十名。”[15]345此外，为确保驿站顺利完成其递送物资、接送使者等任务，驿站除设有一定数量的马匹、马夫、差夫等外，亦相应地配有正厅、廊门、厨房等设施以敷日常运行[16]54。

表1 明代徽州六县驿站设置

1.2 明代徽州急递铺

明代徽州急递铺数量较多，分布范围更为广泛。《(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府前总铺)国朝六县急递铺共八十所，司兵共四百一十七人。成化、弘治间，铺增六所，司兵增二十四名。本铺洪武请置在南谯楼之南，设铺司二名，铺兵十六名。”[8]45以下根据《(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将徽州六县所设之急递铺情况作表2。

表2 明代徽州六县急递铺设置

明代徽州囿于地理环境影响，交通不利，一般公文基本由铺兵走递，致使彼时该地形成了一套驿铺规则。一方面，负责邮驿事务机构规定了公文传递速度以及铺兵选任标准。“传递速度每日以百里为限；任重道远，故多择年轻力壮汉子充任铺兵。走递时，除背携夹板、公文回册、包袱袋、油布、蓑衣、笠帽外，还执缨枪、红闷棍等防卫武具。”[17]54另一方面，亦制定了接递规则。“凡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铺司均必须立即登记上册；登毕则派铺兵递送，决不允许等待与后来公文一并发送。铺兵在递送公文过程中，如失手磨损公文信封皮，得挨处罚：破损一角，罚打二十杖；破损三角，加罚一等。如有铺兵损坏或遗失公文，视情节轻重判处徒刑直至斩首。”[17]54

通过对明代徽州所设之驿站与急递铺的爬梳，可见该地区所设之驿站与急递铺设置已趋完善，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功能不同致使二者分布位置、设置数量有异。明代驿站主要用于递送使客、飞报军情以及转运军需，急递铺则专司公文递送。功能差异使得驿站数量少于急递铺。六县驿站皆处于县治或其周围，急递铺则依据各县道里而设，并且是以徽州下辖六县县城为中心，向其周边辐射，进而在县内以及邻近地区之间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邮驿网络；其二，驿站与急递铺的里距设置与官方规定有一定出入。相较于驿站而言，两急递铺之间的里距远低于驿站。大部分急递铺里距为5公里，部分则为10公里、15公里，乃至20公里、25公里；其三，狃于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明代徽州驿站与急递铺设置与运行在官方规定基础上有所变化，逐渐形成一套人员选择标准与公文递送规则。

2 明初徽州邮驿的作用

明代徽州邮驿体系最为主要作用即为及时递送京师与徽州之间的人员与公文，以达上传下达、沟通中央与地方之效。但细究于此，亦可窥见徽州邮驿体系在彼时信息交流、物资输出、民间交通以及思想文化传播等方面作用斐然。

2.1 递送公文

史云：“邦国之政，达于畿甸，通于四境，朝发夕至，皆资铺舍。”[20]118此皆明廷置驿设铺初衷所在。在官方信息的实际传达过程中，主要依靠邸报与疏密。明代设有邸报，此为朝廷向地方传达政令主要途径；另设有疏密，以便地方向中央传达信息。所谓邸报，“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逐一抄写成册，五日一送内阁，以备编纂。”[21]4243疏密虽与邸报属于两种文书类型，但二者的传递基本都由驿站负责。此外，明代徽州隶属南直隶，徽州邮驿作为南直隶整个邮驿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具体设置与运行对于明廷政令之传达，人员以及物资输送皆有影响。凡此种种，方使得明廷重视邮驿之初衷，即“宣上德达下情，防奸宄，诛暴乱，驭边疆等项机宜，不过旬月之间遍及天下，可以立待无或后期者，实于驿传是赖。”[22]205能够有效转化为可施行之策。

2.2 物资输出

明代徽州驿站与急递铺的设置，尤其是驿道、铺路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为明代徽商发展以及该地对外物资交换奠定了基础。《绩溪县志》记载了徽州地区的三条驿道。其一为新岭驿道，该驿道南起徽宁驿道雄路铺，经过孔灵、祥云铺、新岭、镇头官铺桥，接翚岭驿道,全长15公里，皆为石板路，宽2米至2.5米。徽州境内商人多由此经过，该条驿道成为明代商旅要径；其二是徽宁驿道。驿道纵贯绩溪县境中部，南起歙绩的界牌岭，经过临溪街、雄路、下三里、徽溪桥入县城南门。贯穿绩溪县城，出北门后，经五里铺、十里岩、扬溪街、石街头、丛山关入宁国。驿道全长31公里，皆为石板路，宽2米至3米，系徽州府与宁国府之通衢；其三，翚岭驿道。驿道南起绩溪县城西门，经过苏桥、大徽村，越过翚岭、镇头、浩寨、分界山就，接旌德道。驿道全长36公里，为石板路，宽2米至2.5米。翚岭驿道是联系徽、宣、池之通道，亦是县境岭南、岭北之通衢[15]306。此三条驿道的形成不仅促进该地区的内部联系与交流，亦将其与其他区域有效联系起来，使得徽州地区的竹、木、瓷土、生漆以及茶叶歙砚、徽墨等产品得以输入其他地区，并与之进行物资交换。此外，《寰宇通衢》提及明代由京师至直隶各府州之时，需多次经过徽州祁门驿。如京城至庐州府，一路马驿之时，需由“会同馆六十里至江宁镇驿，六十里至采石驿，三十五里至当利驿，六十里至祁门驿，六十里至界首驿，六十里至高井驿……”[23]141，京城至湖广布政司并所属各府[23]165、京城至广西布政司并所属各府[23]173、京城至普安卫[23]182以及京城至云南布政司[23]188之时皆需经由祁门驿。由此可见，因地理位置影响，明代徽州各驿站在一定程度上是沟通南北各地区驿路的重要驿点。

2.3 民间交通

急递铺的设置以及铺路的形成对人员流动以及物资交换之作用与驿站、驿道相似。作为一方所设的急递铺与铺路，其在联系区域内部过程中所起作用除传递公文之外，最为明显的作用之一即是作为民间交通路线以供区域内人员流动。《(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赴郡之道，出东门遵万安街，涨山铺，由石岭至长充铺，凡二十里入歙境，历茆田铺及岩镇、冷水铺，至于府，为六十里。西出由绿溪铺通黟、祁……”[19]23递铺作为道路之上的一个个据点，成为区域内人员流动之时的一个重要指示。除此之外，由明代徽商黄汴所著之《天下水陆路程》之中亦有诸多经由徽州铺路的路程记载。如江西至浙江途中，需经由“南昌府，三十里黄家渡。四十里赵家围。七十里圃鱼洲……二十里康郎山。三十里饶州湾。二十里磨刀石。二十里程家度。十里顾园渡……十里休宁县。十里万安街。三十五里屯溪。六十里浦口。四十里深渡。五十里街口……”[24]226，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之时，需经由“冷水铺、新桥铺、老竹岭……蛇坑，山后铺、七贤铺、大佛铺、章祈铺、稠木铺……茆田铺、长充铺、涨山铺……绿溪铺、尚田铺，齐云岩脚。”[24]246由徽州府至婺源县途中，需经过“二十五里黄墩。二十五里屯溪。十里高偃。十里隔山铺。”[24]253芜湖县至徽州府之时，亦由“朱塘铺……雄路、龙溪、新馆、牌头、吴山铺。”[24]255如此便不难窥见，徽州急递铺的设置以及铺路的形成不仅成为官方传递公文之用，更为民间交通以及对外交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2.4 思想文化传播

驿站、急递铺以及由此形成的驿道、铺路承载了诸多社会内容，除了信息传递、物资交换以及人员交流之外，其在思想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亦有所作用。在《婺源邮电志》中记载了一则驿路纪撷，还留下一篇纪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为朱熹御书“学达胜天”四字匾额，并命朱廷梅、曹贞吉护送至婺源文公阙里，该篇纪文即是曹贞吉在匾额护送过程中所写。其中，“三千驿路同引绳，卿云缦缦临山城”一句描写了彼时经驿路护送匾额至婺源的情形。囿于该方面记载有限，此则驿路纪撷所记述的年代虽为清，但其中所反映出的驿路在理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由此可窥见，明代徽州邮驿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包括理学等思想文化传播与对外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

3 明中后期徽州邮驿变迁

明初虽已建立并积极完善全国邮驿体系，但至明中后期，包括徽州在内的诸地区，邮驿问题日趋严重，诚如明人胡缵宗所言：“生民涂炭，莫驿传若也。驿传日炽，则闾阎日困矣。”[25]72

3.1 明中后期徽州邮驿变迁背景

明中后期，各地邮驿体系弊端丛生，滥用驿传、驿务繁重、贪吏盘剥等主要问题逐渐显现。明人刘懋曾言：“按国初，马递止以飞报军情，所夫止以递运上供物料，给边粮钱，非为有司往来行李设也。大臣以礼致仕，方准驰驿，非大臣礼致仕，其不准驰驿可知也。抚按钦差行部，始给脚力，非钦差不给脚力可知也。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县，何官不借勘合，何役不讨火牌。且也私牌私票，横行不绝，及于天壤间无不驰驿之人。其中不仁贪官，马动以六七十匹，夫动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无益之需索，无情之凌辱，又不与焉。奈之何驿不困而民不逃也？”[26]410按照洪武以及嘉靖时期相关规定，只有十二种情况方可乘驿，即赍擎诏旨制谕；飞报军务重事；奉特旨差遣；亲王进贺表及差人赍王奏本赴京奏事；钦差各部官监察御史往各处追问等项，并带去问事人、监生、书吏人等；公侯、驸马、都督等；衍圣公赴京进表朝贺、张真人来朝以及衍圣公并真人府差人进表等；颜曾孟家五经博士赴京进表；各地人员送进官表；南京太常寺委官及孝陵、凤阳陵户、坟户、社长、香首、礼生赴京关领香帛等物；安南国陪臣；亲王前赴封地等[24]29。由此可见，明中后期各地邮驿驿务繁重，私借勘合、肆意使用驿传的问题之严重。

明中后期各府州县驿站成为贪官盘剥工具，致使驿传役、小民生活愈发艰苦。明人罗元宾将此问题归为“上壅”与“中饱”。“至驿递之查也，假虎食人足兹当绝。然尚有二弊焉：曰上壅，曰中饱。夫额征与协济加派之粮节省则可议咸而或有不省，府州县之长征之而怯于发，即发亦抽扣焉。致小民受非艺之征，而驿官有赔塾之苦，此谓上壅。迨一领人于驿官吏之手，而益不可问矣，即遇真正勘合，借节省之名或缺少其夫马，而改雇觅无路，或短其夫马之值，而致逃弃，可虚迄至报数，凡夫马廪给小饭中火之类，又多方以谆增之过客，已驭而莫知也。上司递据而莫结也，而官吏夫头之囊盈矣，此谓中饱。夫以圣明之锐意清核，诸臣之竭力奉行，而卒使有用金钱，不在国，不在民，不在过客，而只以实鼠雀之腹亦何益哉！”[26]415“上壅”与“中饱”受益者并非底层驿官，但最终承担苦果却包括底层驿官在内的民众。凡此种种，致使明廷决意改革。

3.2 明中后期徽州邮驿的变化及影响

明中后期，涉及邮驿的改革主要有张居正改革驿传以及崇祯裁驿。前者改革主要针对勘合以及官员肆意索驿两方面，后者则因财政入不敷出裁减各地驿站。狃于资料，张居正驿传改革在徽州的情况以及成效难以明确。崇祯裁驿在徽州则表现较为明显。在实际过程中，徽州各县或裁减驿站，或将驿站改设急递铺。《(道光)休宁县志》记载：“公馆，在县治南、东、西市之中……嘉靖出裁革，二十一年改建。崇祯中，知县王佐改为瞻云书院，后废。”[19]5无独有偶，祁门“唐代驿站无考。到宋，祁山驿在城内，文溪驿在县治西六十里，旧名大北驿。元，设巡警铺八所，百户一员，延佑年间(1314-1320)增千户一员。明，改称急递铺……”[14]289此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后期国家财政的无能为力。

崇祯裁驿之后，包括徽州在内的大范围裁驿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失业者更多，地方安稳受到威胁。彼时有人评价：“流贼之起，始于裁驿递。驿递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刘懋。羽健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谴之。来速，不及预防……驿递一裁，游手千万人，依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遂至滋蔓。”[26]416崇祯裁驿，主因财政无力应对战事，加之驿站弊端丛生，方得以推行。徽州等地裁驿之后，地方与朝廷却无力应对因裁驿导致的人口流亡、群盗四起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中后期的明廷统治渐趋衰落，已无力维系国家稳定。

4 结 语

王夫之有言：“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27]213-214明初徽州驿站、急递铺逐渐建设起来，且驿道、铺路在此过程中形成一定规模。迄至明中后期，各地邮驿弊端丛生，受张居正驿传改革以及崇祯裁驿影响，徽州邮驿体系发生变化，驿站或有所减少，或改设为急递铺。纵观明代徽州邮驿在执行其递送公文、接待使者的功能同时，其所承载的信息交流、物资交换以及人员交流等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与明廷之间政策、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强化了区域内部经济、文化等的联动，由此反映出明代徽州社会内部生生不息的交流以及持续对外的输出与输入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