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贸学院，广州 510006)

一、引言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并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从各经济体数据来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从来就在不平衡当中发展着。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顺差并存，这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并不是特例[1]。因此，美国对华货物贸易若持有逆差，则服务贸易必为顺差。多年来，美方频频以美中贸易逆差为由向中国施压，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要求中国更大幅度开放市场，同时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显然，美方以逆差过大对中国进行贸易限制和报复，关注的只是货物贸易逆差，忽视了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和在服务贸易领域所获得的贸易增加值，尤其忽视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中国本地货物大量销售并因此而获得的巨大收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双方又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2017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1 075.6亿美元，是中国在美直接投资395.2亿美元的2.72倍，考虑投资存量的话，美国更是远超中国；2018年，美中服务贸易顺差405.3亿美元，仅能抵消美中货物贸易逆差4 192.7亿美元的9.67%。美中贸易失衡表现为结构性失衡，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又远不能弥补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滞后于货物贸易。可以想见，美国必定在服务贸易领域要求中国更大程度的开放服务市场准入。中美经贸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对抗，美中巨额货物贸易逆差成为美方频繁挑起纠纷和摩擦的主要因素，然而，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的的日趋深化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不断完善，需要全方位、多角度探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本文综合考虑统计口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关系整体产生的影响[2]，分四个步骤重新估算中美贸易差额，再度审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二、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状况

中美经贸关系涉及双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相互投资，范围极广。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服务生产和出口国，服务贸易拥有巨大竞争优势，服务出口势头强劲，服务贸易享有巨大顺差和收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生产和出口国，货物贸易拥有较强的竞争力，货物出口增长迅猛，货物贸易享有巨大顺差。中美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美双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中美双边相互投资发展迅速，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利益丰厚，更是推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又快速促进中美货物和服务贸易发展。

(一)中美货物贸易发展状况

2001年中国“入世”给中美贸易发展注入强劲活力，中美贸易规模之巨大，发展速度之快，世所瞩目。与此同时，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规模增长显著，200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8年中国向美出口货物4784亿美元，中美货物贸易顺差达到3233亿美元，再次创造历史记录。据美方统计，2018年美国向中国进口货物5403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4193亿美元，见表1(本文表格中的数据主要来自www.bea.gov/data和www.stats.gov.cn)。

表1显示，中美双方统计数据的走势是一致的，1999-2018年期间，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美(美中)货物贸易总规模和贸易差额规模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据中方统计，中美货物贸易总额从1999年的61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335亿美元，增速为12.38%；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从1999年的22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3233亿美元，增速为14.28%。据美方统计，美中货物贸易总量与中方统计接近；贸易差额统计方面，1999-2003年与中方数据相差两倍或两倍以上，2004年开始，数额差距稳定在800～1000亿美元之间。

(二)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及与中美货物贸易的比较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服务贸易市场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进口增速明显。中美两国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显著差距，造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亦在不平衡当中发展，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长。中国2015年开始使用BPM6标准统计服务贸易，其历史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节数据采用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见表2。

数据显示，1999-2018年，美中服务贸易增速快于货物贸易，美中服务贸易年均增长12.97%，货物贸易为10.18%。美中货物贸易额从1999年占美货物贸易总额5.48%上升到2018年15.62%，美中服务贸易额从1.46%上升至5.58%，美中贸易在美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额增长6.1倍，至2018年几乎占据其总逆差的一半(47.05%)；美中服务贸易顺差额增长31.2倍，2018年占其总顺差的28.61%；2018年美中服务贸易顺差仅能抵消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不到1/10。通过数据对比，美中服务贸易发展显著快于货物贸易，但美中服务贸易在规模大小、占比情况、失衡程度相比较货物贸易还有一定差距，发展空间很大。

(三)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起步较早，其投资存量远超于中国在美的投资存量，美国跨国公司成为中美货物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中国在美投资起步较晚，200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开始有较显著增长，2016年是井喷的一年，然投资存量小，对中美货物和服务贸易发展影响不大(见表3)。

数据显示，在投资规模上，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17年为1 075.6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9.66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同期增长100倍。从投资增速来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中国年均增速33.57%，美国年均增速13.4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全球FDI的比重不断上升，但由于基数小，2017年也只占到1.79%，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表1 1999-2018年中美货物贸易发展状况 (单位：十亿美元)

表2 1999-2018年美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和差额 (单位：十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差额的重新估算

美方频频以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由挑起争端，这既有经济也有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众所周知，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有货物互通，更有服务往来和相互投资，衡量中美贸易失衡应综合以上因素。本文采用贾怀勤教授对贸易统计体系四个象限的划分，分四个步骤重新估算中美贸易差额[3]。

(一)剔除两国统计口径不一致和香港转口因素[4]

笔者根据孙炜按离岸价加转口及转口加价估算的1994-2005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据[5]，计算其平均值，用平均值乘以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据[6]，重新估算2006-2018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见表4(对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重新估算根据表2中2006-2018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据乘以72.2%计算)。

表4中的数据显示，通过剔除中美两国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以及香港转口因素的影响，重新估算2004-2018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这一数据比美国官方统计的数据缩减约27.8%(按离岸价加转口及转口加价重新估算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除以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平均值为72.2%)，大大降低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规模。

表3 2000-2017年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单位：十亿美元)

表4 1994-2018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按离岸价加转口及转口加价估算)(单位：十亿美元)

(二)计算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反映的跨境服务贸易

全球贸易结构中，货物贸易占有主导地位，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寻求产业结构升级的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2001年中国入世承诺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中美服务贸易获得快速发展，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增长迅速，理解中美贸易关系必须统筹考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见表5(计入跨境服务贸易的美中贸易逆差为剔除统计差异和转口贸易因素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与美中服务贸易顺差之和)。

表5 1999-2018年计入跨境服务贸易(BOP)的美中贸易差额 (单位：十亿美元)

表5显示，通过统筹考虑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的跨境服务贸易，美中整体贸易失衡状况得以进一步缓解。重新测算的1999-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63.03%(剔除统计差异和转口因素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加上美中跨境服务贸易顺差，与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之比)；BOP统计的美中服务贸易对缓解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贡献度为年均4.50%(美中跨境服务贸易顺差额与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额之比的绝对值)，特别从2008开始跨境服务贸易的贡献度呈直线上升趋势。

(三)考虑FATS统计关于外国附属机构提供的服务

通常所说的服务贸易统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所记录的跨境服务贸易统计，也就是GATS定义的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商业存在产生的服务贸易需要通过附属机构销售统计(FATS)。据美国商务局统计，2016年美国附属机构在全球服务销售14563亿美元，外国附属机构在美服务销售9951亿美元，美国坐拥4612亿美元的顺差，商业存在是美国获得贸易收益的主要方式，衡量中美贸易失衡必须考虑这一因素，见表6(考虑FATS之后的美中贸易逆差是剔除统计因素，加上跨境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和美国附属机构对华服务销售净额，2017-2018年的“美中跨境服务贸易顺差”“计入跨境服务贸易的美中贸易逆差”“美中贸易失衡的缓解程度”数据为估计值；1999-2006年中国附属机构在美只有总销售数据，笔者将把这一数据放在步骤之四进行计算，这里默认数值为“0”)。

通过比较表5第三列和表6第五列数据可以发现，以商业存在方式获得的服务贸易顺差(美国在华附属机构服务销售净额是美国在华附属机构服务销售额减去中国在美附属机构服务销售额)略高于以跨境交换方式获得的顺差。综合考虑商业存在方式带来的美中服务贸易顺差，步骤三估算之后的美中贸易逆差为美国官方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55.16%(剔除统计因素，加上跨境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和美国附属机构对华服务销售净额，估算出来的美中贸易逆差与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之比)，商业存在对缓解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年平均贡献率是7.35%(美国附属机构对华服务销售净额除以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额的绝对值)，特别从2004年开始商业存在的贡献率稳步上升。

另外，美国在香港设立的大量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也积极开展对内地的服务出口。2017年香港向内地输出服务高达3 102.4亿港元，折合为398亿美元，如果美资附属机构占到10%，则美国在香港附属机构对内地的服务输出达到40亿美元左右，可进一步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

(四)基于属权贸易统计体系下外国附属机构的货物本地销售

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启了以所有权为原则的统计体系，它否定传统的以商品或服务进出口作为统计方式，转而以资产所有权为核算出发点[7]。依据这一体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美国跨国公司在境外附属机构的货物本地销售，减去外商投资企业附属机构在美国境内的货物销售，结果显示美国有巨额的货物销售顺差，美国贸易赤字明显高估[8]。见表7(2017-2018年的“美在华FDI货物销售”“中在美FDI货物销售”“美中FDI货物净销售”为估计值，1999-2006年中国附属机构在美销售数据是包括货物和服务销售的数据)。

通过进一步核算的数据显示，美国附属机构货物本地销售净值为正(美中FDI货物净销售额为美在华FDI货物销售额减去中国在美FDI货物销售额)，重新估算后的美中贸易逆差(剔除统计因素，加上跨境美中服务贸易顺差、美国附属机构对华服务销售净额以及美国FDI对华货物销售净额)仅为美方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据的年均降至18.53%(分四个步骤重新估算的美中贸易差额除以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美国附属机构货物净销售额从1999年的112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 936.6亿美元(估计值)，对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年均达到37.93%(美国FDI对华货物销售净额与美方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之比的绝对值)，在考察的20个年度中该贡献度均呈稳步上升趋势，2018年的贡献度达到70.04%；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估算后的数值从2014年开始显示美中贸易开始出现顺差，且顺差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考虑美国在华投资存量的不断增大，美国在华本地货物销售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将最终改写中美贸易失衡的方向。

表6 1999-2018年考虑外国附属机构服务销售(FATS)的中美贸易差额 (单位：十亿美元)

表7 基于属权统计体系下外国附属机构货物本地销售的中美贸易差额 (单位：十亿美元)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初步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中美贸易整体是平衡的，但内部存在严重失衡，即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双失衡，中国对美国有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有服务贸易顺差和货物贸易逆差。第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成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商业存在服务提供方式和外国附属机构的货物本地销售，对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的贡献度最大，有可能最终逆转中美贸易失衡的方向。

造成服务和货物贸易双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中美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两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9]。服务业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重轻的地位，服务贸易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服务出口全球第一；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在大多数货物贸易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货物出口世界第一。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美中服务贸易顺差的必然反映，美国通过扩大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和加大对中国服务出口，美中贸易逆差就能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中美服务贸易逆差亦是中美货物贸易顺差的必然反映，中国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提高服务市场准入度将有力促进货物和服务进口，以此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其次，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与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有密切关系，中美两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双失衡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难以消除。然而，这种双失衡并不损害中美两国共同的长期利益，一定程度甚至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必须重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在开放本国服务市场时，应充分考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互补性特征，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进度与力度应当与开放货物贸易市场的进度和力度相协调，适当削减货物贸易顺差，鼓励中国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中美贸易失衡的方向将最终发生逆转的原因在于：首先，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10]，美国跨国企业在华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替代直接从美国进口货物。这部分在中国本地销售的货物，按照属权贸易统计应该计入美国对华货物出口。根据笔者的估算，2018年美国附属机构在华货物销售额减去中国附属机构在美货物销售额，美国的净销售额为2937亿美元，足可以抵消当年美国官方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4193亿美元的70%以上，成为缓解美中贸易失衡的最主要来源。其次，美国以商业存在方式对华提供的服务增长迅速。商业存在产生的服务贸易需要通过附属机构销售统计(FATS)，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在华的服务销售减去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美国的服务销售。据笔者估算，2018年FATS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可以抵消当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7.35%。最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带动了美国服务对中国的出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进行生产时，如果母国服务业较东道国更发达，它会倾向于向母国购买服务[11]。美国服务业发达，中国劳动力要素丰裕，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更愿意从美国购买先进的生产性服务，再结合中国劳动要素进行分段化生产出最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