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玉俊，郝婷婷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文献综述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制造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可见，民族地区在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受限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历史条件等因素，民族地区存在着产业、人口、资源等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短板[1]。制造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一直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实现两者之间同步发展和良性互动，成为当前民族地区亟需解决的问题。就世界范围及我国实践来说，集聚是制造业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而在与城镇化的互动中，制造业集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新时期更加需要重视发挥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佐证。一方面是关于城镇化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研究。城镇是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空间载体，为制造业集聚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相关的服务基础设施。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它不仅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结构发展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力量[2]，但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和环境成本的攀升，一定程度上造成制造业企业的外迁，降低本地区制造业集聚度。另一方面是关于制造业集聚影响城镇化的研究。产业集聚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制造业集聚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产业基础支撑[3]。制造业集聚及其所形成的规模效应通过促进人口的集聚、优化区域空间布局等方式，提高地区城镇化水平[4]，但是产业的过度集聚会带来“排挤效应”，对城镇化的推动产生阻碍作用[5]。

上述研究成果多数集中于全国层面，而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建设水平滞后导致两者之间彼此制肘。一方面，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缓慢，尽管自2010年以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却无法支撑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外部投入资金的匮乏以及高层次人才的流失制约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偏低，缺乏制造业发展的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使得产业结构失衡，重工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因此，在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现实背景下，两者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性？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这无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既有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多侧重于单向影响，忽略了两者间的双向关系和互动作用机制。同时，现有研究多数集中于全国层面，未考虑到地区差异性，难以说明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独特关系。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从民族地区视角切入，在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交互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两者的双向关系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考虑到民族地区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进行分样本分析，进一步考察区域异质性。从以上两个层面入手，为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联动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合理化的建议。

二、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一般理论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正进入从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后期阶段快速推进到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阶段[6]。在区域发展新格局下，民族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逐年提高，整体城镇化建设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并且工业发展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基础，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7]。同时，交通状况的改善和网络化发展，使得区域要素流动便捷快速，加快了民族地区制造业发展和集聚态势的形成，但受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等因素制约，民族地区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快而粗放，经济发展多依赖自然资源和政策扶持，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同时，民族流动人口由于文化差异和缺乏城市生存技能等问题，也难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未形成有效的制造业集聚，要素流出远快于集聚，并且第一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产业发展模式也呈现重工业化特点，制约着制造业集聚的推进。在此现实背景下，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民族地区更需要重视城镇化和制造业集聚的良性互动和同步协调。

1.民族地区城镇化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制造业集聚。第一，城镇化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影响制造业集聚。城镇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市生产部门，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生存技能的培养为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源，工业化的深入为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外部产业基础，服务业的崛起也为制造业集聚提供了后勤保障，非农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形成和深化。第二，城镇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影响制造业集聚。城镇化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手段，城镇建立和形成了大量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深化产业分工提供了内在动力。城镇化吸引了更多的同类企业汇聚，促进相关产业链形成、演化和升级，有利于产业集聚的高级化。同时，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深入，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集约节约、生态宜居等理念也倒逼着传统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通过促进劳动力就业、扩大区域市场影响城镇化。第一，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通过促进劳动力就业影响城镇化。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有效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对缓解地区就业供需矛盾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逐渐变成产业工人，成为城镇化升级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源，产业的集聚和劳动力的集中为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了支撑。第二，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通过区域市场效应影响城镇化。制造业集聚带来的区域市场效应显著降低了地区生产生活成本，循环累积作用又促使企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使得城市边界外延，扩大了城市地理规模和市场规模。同时，由于民族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在发展过程中更要注意制造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相契合，粗放式发展和产业的过度集聚反而不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

3.发挥民族地区城镇化和制造业集聚的相互促进作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城镇发展为基础，承载制造业集聚的发展空间；以制造业集聚为保障，缓解民族地区就业供需矛盾和发挥城镇集聚经济作用，最终达到产业、城市、人口三者之间的互动(见图1)。

图1 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效应

三、模型设定及计量分析

(一)模型设定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基于2006-2017年民族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了如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内生变量aggit为制造业集聚程度，urbit为城镇化水平；Xit为其他影响制造业集聚的控制变量，包括规模经济、劳动力成本、经济开放度以及交通状况；Zit为其他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状况、投资强度、政府作用；μit、εit为误差项。

为了检验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将模型拓展为：

(3)

(4)

1.变量说明。(1)内生变量。①制造业集聚(egg)，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有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E-G指数等。考虑到区位熵指数依据某一地区特定产业占有率与全国该产业占有率的比重，能较好地反映产业在地区的集聚程度，因此采用区位熵指数衡量制造业集聚程度。具体公式为aggit=(Eij/Ei)/Ekj/Ek)，其中，Eij为i市制造业就业人数，Ei为i市所有产业就业人数；Ekj为全国制造业就业人数，Ek为全国所有产业就业人数。②城镇化水平(urb)，一般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两种：非农就业人口/总就业人口、城镇人口/总人口。对于民族地区而言，衡量城镇化水平，人口城镇化更加符合现阶段实际，因此，采用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2)控制变量。模型(3)有：①规模经济(sca)，选取行业规模(工业企业生产总值/企业数)测度。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②劳动力(wage)，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年度工资衡量。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③交通状况(tran)，采用人均城市道路测度；④经济开放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测度。经济开放可能会加剧本地市场竞争，对地区制造业集聚产生负面影响。模型(4)有：①经济发展水平(eco)，采用人均GDP测度。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性和协调性[8]；②投资强度(inv)，采用单位面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测度；③政府作用(gov)，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测度。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藏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剔除西藏，研究样本为2006-2017年民族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计量分析

本文所建立的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根据秩条件和阶条件可得两个方程模型均是过度识别。该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Hausman检验，说明上述模型可以解释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此外，对于模型的估计，主要有单方程估计法(2SLS)和系统估计法(3SLS)，3SLS能够利用模型系统中的全部信息，考虑方程之间的相关性，参数估计结果更为一致有效。因此，使用3SLS系统估计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

1.基准估计结果(见表 2)。模型(3)的城镇化系数和模型(4)的制造业集聚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正向交互作用明显。城镇化是制造业集聚的载体，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制造业集聚提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相关配套服务等，吸引企业迁入，促进制造业在该地区集聚并推动其向纵深发展；同时，在民族地区自身制造业发展以及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制造业集聚会产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集聚所形成的规模效应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加快企业和人口向城镇转移，为民族地区城镇化良性发展提供动力。

模型(3)城镇化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说明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转折点为城镇化率0.5797。城镇化的深入会强化环境规制，迫使粗放型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迁出，相对降低制造业集聚程度，但目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仍处于左侧促进阶段，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4)制造业集聚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制造业的过度集聚会反而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转折点为制造业集聚程度0.8629。目前，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还未发展到对城镇化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而其他控制变量，如经济发展程度、投资强度以及政府作用对城镇化有着正向促进作用。

2.稳健性检验(见表3)。首先使用2SLS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主要变量的系数以及显著性变化较小，表明联立方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再考虑到民族地区省会城市发展程度与一般地级市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将上述样本剔除。回归结果仍与样本剔除前基本一致，说明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较为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

四、互动关系的区域差异与作用机制

(一)差异性回归结果

民族地区内部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样本估计，进一步考察影响机制的区域差异性。

1.按城市规模分类。根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借助《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城区人口数据，将民族地区41个城市按人口规模划分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进行回归(见表4)。从回归结果来看，不同规模城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较大差异。人口规模100-500万的大城市，其回归结果与前文类似，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影响；人口规模低于100万的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制造业集聚反而对城镇化存在抑制，这可能是因为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且多为欠发达城市，传统制造业部门的收入(工资)偏低，造成农村务工人员收不抵支，导致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受阻，以及地区劳动力的外流，对城镇化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制造业集聚优势的逐步形成，收入效应的提高，吸引劳动力回流，此时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会逐渐显现。中小城市投资强度和政府作用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表4 考虑城市规模差异性的估计结果

2.按制造业集聚度分类。按照民族地区41个城市2006-2017年制造业集聚的平均水平，划分为集聚度较低区域和集聚度较高区域，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制造业集聚水平在0-0.6之间的城市为集聚度较低区域，包括呼伦贝尔、丽江等20个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超过0.6的城市为集聚度较高区域，包括昆明、鄂尔多斯等21个城市。。表5的计量结果表明，两类城市之间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明显不同。较高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整体一致；较低城市城镇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制造业集聚却抑制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较低，制造业集聚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粗放式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集聚反而对城镇化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优势开始显现，对城镇化的积极带动作用将逐步提升。

表5 不同规模城市制造业集聚度计量结果

(二)互动机制

上述实证分析从全样本和分区域的角度揭示了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双向促进作用，但并未回答民族地区城镇化通过哪些路径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城镇化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验证相关的互动机制。基于前文理论层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城镇化通过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来促进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通过劳动力就业和区域市场效应来促进城镇化发展，具体验证模型如下：

(5)

(6)

方程(5)(6)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城镇化与A的交叉项、制造业集聚与B的交叉项，通过对交叉项估计系数的测算，揭示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双向互动机制。其中，A表示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分别采用二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B表示劳动力就业和区域市场效应，分别选取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区域人均GDP/全国人均GDP来测算。

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5)交叉项urb×noag、urb×indu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说明民族地区城镇化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集聚产生促进作用。城镇化建设加速了农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集聚经济提供必需的劳动力、资本和服务等生产要素，促进了制造业集聚态势的形成和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为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倒逼着制造业集聚的转型升级。模型(6)中交叉项agg×fir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制造业集聚通过转移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制造业集聚创造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从业人员的转移提供了产业基础，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集聚未能通过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有可能是因为民族地区重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使得制造业占比较小，制造业集聚不足以通过第二产业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交叉项agg×mar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集聚强化了区域市场效应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区域市场效应促使企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扩大城市规模，进而促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表6 双向影响机制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笔者在阐明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交互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6-2017年民族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总体上，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同时，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目前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未达到拐点，仍处于左侧的相互促进阶段。其次，分区域看，大城市和集聚程度较高区域的回归结果与整体类似，而中小城市以及集聚度较低城市，城镇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仍具有正向作用，制造业集聚反而对城镇化产生抑制。最后，民族地区城镇化通过促进非农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对制造业集聚产生正向影响。而制造业集聚通过劳动力就业效应、区域市场效应强化了对城镇化的推动。

从上述结论中可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对于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应当重视制造业集聚推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民族地区可利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结合本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加快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通过劳动力就业效应和区域市场效应，强化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注重政府支持和人力资本投资，吸引人才回流，持续释放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活力。其次，对于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要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从非农产业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两方面，为制造业提供必需的发展要素和服务，同时重视规模效应的发挥和交通状况的改善，打破地区封闭，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把握自身优势，以市场竞争倒逼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最后，要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大城市要充分发挥先发优势，继续发挥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中小城市需要打牢经济发展基础，以制造业集聚带动劳动力流动，进一步统筹大城市、中小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利用好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比较优势，加强产业发展基础，形成优势互补、区域协调的经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