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剑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realistic need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needs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How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of frontier regions in China, understand the unified ring structure of the frontier regions constructed by this regional relationship,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verging from the frontier regions into China, has become the key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ing the“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we need to have a corresponding grasp of the regional relationship traditions in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tolerance characteristics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and place them in a structural community to take care of them as a whole. Only in this way can people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integrity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 China,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and then acquire a strong recognition of our national identity as one nation within the current “dual cyc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一、导语：边疆治理的实践传统与区域关联

边疆治理作为一个当代议题，其内容与国家治理及历史环境紧密关联，同时也必然涉及现实的国家语境与世界地缘背景。在本质上，边疆治理是国家运用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①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从整体上看，边疆治理的发展与国家整体的治理与发展密不可分，构成了理解国家及其整体治理的重要窗口。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和理解边疆治理中所蕴含的实践传统与秩序背景，进而揭示中国治理实践中的区域间关联及其相关特质，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与分析的重要议题。

在世界不同的区域，基于不同的生态和环境特征，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治理逻辑。对此，福柯在专论希腊与犹太世界的差异时，曾有过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希腊的神祗是领土的神，是城墙内（intramuros）的神，他有其专属的位置，要么是他的城市，要么是供奉他的庙宇。犹太的神则相反，不断变换地方，是行走中的神。正是在他的人民转移位置的时候，在人民迁移居处，离开城市进入草场的行程中，犹太的神格外重要和显著，他带领人民，为他们指明方向。希腊的神主要是在城墙上显现出来，保卫他的城邦。犹太的神显现的时候，正好人们离开城市，从城墙走出，开始踏上穿越草原的旅途。……与在同一块领土上行使的权力相反，牧领的权力（pouvoir pastoral）作用于运动中复杂的人群。”①［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4—165页。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论及中国制度的演变时也指出：“知有父，则知有父之父，又知有与父同父之人焉，自此而推之则成族。一族之人，群萃州处，必有操其治理之权者，于是乎有宗。宗与族，故国家之所由立也。然究不得遂谓为国家。何者？宗族之结合由于人；而国家之成，则必以地为限界。宗族之中，知人者治于人者，皆有亲族之关系；而国家之政治，则与亲戚无关。”②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11页。由此可见，对于固定的领地管理，与对于流动的人群管理，构成了不同生态语境下治理政治的重点所在，而人们对于边疆治理的对象理解，也无外乎这两方面的内容，即如何认识和控制边疆空间中的土地与人员，或者说如何认识和揭示其内在的“人—地”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蕴含的区域间关联问题。

对这种区域间关联问题的思考，同样具有历史与现实的维度。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单元的作用正在逐渐复苏，之前以意识形态加以区隔的东西方结构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全球化曾经一度成为整个世界的主流趋向，但随着新的地缘政治变局的出现，逆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回潮，世界也正在经历某种地缘政治的复归，关于“我们是谁”的国家身份认同重新成为各个国家需要予以明确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主导和影响了近代世界结构与走向的殖民帝国秩序的残存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并成为如今思考和理解当代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背景。

从总体上看，如今所面对的世界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实际上是近代世界体系内部不平等的历史遗存。这种局面的存在，造成了一种空间（资本的空间）对另一种空间（被资本化的空间）的压制与塑造，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区域得以形成，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可以看到一幅特别幽暗的景象。他们在政治上最为软弱。可以看到，中心区和半边缘区的统治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生产和就业水平而牺牲边缘区。然而，边缘地区并没有完全退出世界经济体——这有许多原因。其一，边缘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希望留在世界经济体中；他们为留在那里而奋斗挣扎。其二，中心区的资本家精英必定要期盼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最终的周期性上升，为此，他们需要边缘地区的土地和人口所代表的自然区域和潜能。其三，中心国家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仍需要某些边缘地区的产品——部分是由于生态的原因，那些产品不能由别处提供；部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原因，边缘区的劳动力成本任何时候都较之中心区要低得多。”③［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沃勒斯坦对于近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区域及其地位的揭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近代世界“中心—边缘”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一基本框架当然不可能全然脱离基本的地理与生态背景，却必须关联到近代的普遍治理原则与边缘区域的自我定位问题。正是这种大的秩序结构的存在与影响，才造成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财富与资源分配不平等，只要这种世界不平等的秩序依然存在，世界范围内第三世界作为整体性边疆地带的事实就无法得到改变。

这提醒我们，需要从结构关系的角度，去认识边疆治理中的实践传统，并经由人—地关系的揭示，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区域间关联。

二、理解历史进程：中国边疆治理的包容特质

回到中国的历史语境本身，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复杂关联，正如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所指出的：“中国的社会史涉及到了一片非常辽阔的地域，它们又远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从西伯利亚延伸到赤道，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到达欧亚大陆的腹地。这样辽阔的地域在地理背景中具有一种很大的差异性和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有关这种地貌的知识对于理解历史是必不可缺的。……当然，我们无疑不应受一种地理决定论的支配。能灌溉的稻田通过梯田便可以向丘陵地冲击并以灌溉而扩展到干旱地区。中国北方和蒙古南部既适宜农业，又适宜饲养牛、羊和马。由这种海拔高度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理解它们的前进、后退及其共存。这种现象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并且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接触和互相借鉴。但人类社会中这种将它们和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天然界限之外的深刻倾向、地理条件给人类活动造成的这种相对自由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基本划分（因而也是对文化和文明类型的一种基本划分）相矛盾。”①［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他在指出中国内部区域差异性的同时，还注意到了人的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沟通区域差异的能力，这可以引申为一种具有沟通特质的“人—地”关系。

正是中国疆域的这种历史延续性与内在社会复杂性，结合“人—地”关系的在地化特质，反映在边疆治理层面，就始终存在着基于边疆实际状态所进行的治理需求。这种需求不仅呈现为现实场景，而且在历史时期也同样有所呈现。对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变迁的几种方式，马大正先生曾做过如下的分类：“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势或者是到当代为止的归宿：其一，原为边疆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逐步变为内地的一部；其二，曾是域外或边疆的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现在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其三，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是中国边疆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成为我国域外之地。”②马大正、刘逖：《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页。与之相应的，边疆治理的实践也涉及这些不同类型与特质的边疆区域，并构成了在新的语境下理解中国边疆治理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特质的基础。

中国边疆的这些历史类型及其现代延续，事实上构成了边疆治理的不同现实状态。由于边疆类型的差异，体现在治理状态上，往往就无法形成政策的完全均质化，而是基于各个边疆区域的独特地理生态特征，形成具有自身特质与文化样态的区域特质，这构成了学界理解“区域间关系”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历史的治理实践，经过漫长的历程，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边疆逻辑。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曾对汉朝所开拓的边疆秩序进行过专门的讨论，他指出：“像秦末遭受的叛乱那样，在汉朝所占领的外夷之地，因内乱而产生的叛离活动已不再是暂时的偶发现象。汉成功地征服了周边，将其划入了自己的版图。武帝时期以后逐渐衰弱的匈奴，进入后汉又分裂为南北两部，进而导致了南匈奴的内迁。究其原因，除汉与匈奴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之外，汉文化向匈奴社会渗透的内在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汉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结果导致了帝国对匈奴的包容，使匈奴社会变成了汉帝国的一部分。”③[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3页。他进而认为，汉朝在开拓版图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内部反叛问题，实际上也标志着一种统治秩序的完成，“是一个政治世界将自律世界纳入自身的过程”。④[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74页。也就是说，在中原秩序向边地拓展，进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政治世界的过程中，边地社会内部所存在的具有某种内在特质的社会秩序也逐步进入整体秩序格局，在整体秩序格局尚未完全稳定的时候，就自然呈现为汉朝版图开拓过程中的边地反叛现象。这一现象频度变小乃至逐渐消失，正表明边疆治理实践中的整体性包容作为一种趋势，始终贯穿于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中，并以独特的西北—东南轴线关系呈现出来。⑤王子今：《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西域研究》2020年第6期。系统性地揭示这种“西北—东南”互动关系，能够提供一种基于整体关照的“区域间关联”视角，从而理解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具体绩效。

三、寻找“区域间关联”：边疆治理的连贯性特质

实践来源于思想，边疆治理实践，同样有其内在的思想根源。这种思想根源，与所在的国家或文明息息相关。

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思想与西方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性，具有某种内在自省的特质：“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主离开人生界而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共同者而言。此可谓之向内觅理。因此对超越外在之理颇多忽略。……中国思想乃主就人生内在之普遍共同部分之真理而推扩融通及于宇宙界自然界。”①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6—8页。这种追求人生普遍性的内在需求，最终构成了中国人宇宙观的基本内核，生成了天人交通、天人合一的观念。进而言之，中国的思想往往“认为天地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为人类之中心，人类不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之于人群与物与天，则寻本而言，浑然一体，既非相对，亦非绝对。最大者在最外围，最小者占最中心。天地虽大，中心在我。然此绝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乃由分离个人与天、物、人群相对立而产生。然亦绝非抹杀个人，因每一个人，皆各自成为天、物、人群之中心。个人乃包裹于天、物、人群之中，而为其运转之枢纽。中心虽小，却能运转得此大全体。再深入一层言之，则所谓中心者，实不能成一体，因其不能无四围而有一中心之独立存在。故就体言，四围是实，中心是虚。就用言，四围运转，中心可以依然静定。中心运转，四围必随之而全体运转。此为中国思想之大道观。”②钱穆：《中国思想史》，第9—10页。钱穆先生这番论述，有助于我们从中国思想的层面理解四围与中心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本身对于中国认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思想的基本结构经由人的生命实践而得以在历史的纵轴与当下的横轴并行维系，并进一步融汇升华。而在这中间，如何聚焦观察并系统理解“四围”的内在关系及其思想基础，就成为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重要议题。张光直先生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考古源流时，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几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性文化相互连锁，逐步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其范围北起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至海洋，西至甘肃、青海和四川，这一史前圈层构成了中国的地理核心，而其囊括的所有区域文化都在秦汉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这些区域文化本身都构成了中国这一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彼此相互影响。③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遗作），《文物》2004年第1期。这正说明，具有历史深度的区域对于理解作为整体的中国十分关键，应该注意区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此来观照边疆治理的实践过程。为此，笔者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确立一种边疆的区域间关联分析路径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通过理解基于中华民族与中国疆域版图的“多元间关系”与“连续性时空”来思考边疆的整体性及其融汇成中国的历史过程。④袁剑：《“多元间关系”与“连续性时空”——兼论“中华民族”结构中的思想史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在理解边疆的“区域间关联”过程中，如何思考和认识某种普遍主义秩序或观念在边疆治理实践中所构成的理想状态与现实需求，进而探究这种理想状态与现实需求之间实现贯通的可能性问题，就成为其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形成一种具有地域超越性的整体观念，并以之来涵摄不同区域边疆治理的实践经验与传统。“以‘文德’为核心的道德普遍主义观念，其理想的涵盖范围，超越了中国既有的农耕区域，而开始进入各边疆区域，从而呈现出一种对于整个边疆区域的整体关照，进而在具体的时段生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边疆叙事框架与风格。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这种叙事框架与既有的中原叙事框架之间的关系应避免相对生硬的空间与时段拼贴，需要找到一种相对平滑的解释，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历时性与空间性关联得以有效确立与维系。”⑤袁剑：《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在实践层面，或许可以通过确立一种具有涵摄力和超越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原则，以实现对于古代农耕、游牧、渔猎等存在于中国辽阔疆域版图中各类文明的包容，进而将中国疆域版图的各个边疆区域整合起来，而这种“文德”又建基于对于共同道德原则与美好生活前景的追求，强调作为“天”的自然生态与作为“人”的群体秩序的浑融合一，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形成强大的创造性转化力。以西汉时期西域的整体形势以及西汉西域政策的后续影响为例，《汉书·西域传》有这样的记载：“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①《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8—2930页。隋唐时代的颜师古在为《汉书》所做的注中，曾这样感慨：“‘西戎即序’，说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赵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至，王问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远。吾何以获此物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也，意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然后归之。’”②《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2928—2930页。这一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道德传统，及其对于边疆治理所呈现的重要价值。这种道德传统有效地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成为中华文化远播边疆与周边且悠远不绝的重要思想资源与政策支点。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之外，这种具有超越性的道德传统也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的重要基础之一。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古代的农耕、游牧、渔猎等社会生态类型差异及其相伴的政治结构，被以铁路、大型工厂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所超越。在边疆关系结构方面，曾经被“文德”普遍主义涵盖的边地治理，经历了近代化的过程，在新的环境中，被一种具有某种技术超越性的大工业逻辑所取代，并贯注到边疆各区域的社会情境当中，在这中间，既有的诸多基于历史文化的生态关系被近代以大资本为代表的殖民帝国势力所控制，形成了近代世界与殖民帝国核心地带相对应的广大边缘地带，中国当时也正处于这一边缘地带之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对此，正如拉铁摩尔观察19、20世纪之交的蒙古地区社会变迁时所提到的：“到了世纪之交，蒙古被纳入到新势力的范围以内。西伯利亚铁道绕过它的北部，东北的铁道网改变了东内蒙古的情况，平绥铁道一直到达内蒙古的南缘。铁道整个地使原有的粗浅与精深两种经济的天然平衡变形。”③［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62页。铁路作为一种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东北亚的权力格局，力量的天平逐渐转向俄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及其相关的帝国秩序。而在清末名臣刘铭传的奏疏中，也指明了铁路在沟通维系边疆与中枢秩序方面的重要性：“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④《清史稿·卷149·交通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27—4428页。可谓一语道破工业秩序的边疆治理效率优势。

可以说，近代中国北部边疆以及整个边疆区域所经历的政治与社会变动，正是这种帝国主义秩序下政治、经济边缘化的体现，这是与近代殖民帝国整体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彻底摆脱这种近代所形成的边疆区域关系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要素与配置的错位，实现中国自身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中国边疆区域间的关系才能形成新的状态，并经由边疆与内地之间新互动关系的确立，而形成全新的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需求与人民利益的整体结构，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与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⑤对此，笔者将另有专文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四、跨区域关系结构：西北意象的生成与“西北—东南”互动关系的思想史意义

边疆区域间关系的历史发展，在中国漫长的政治演进中，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以日常认知中的西北边疆为例，在历史演进中，存在着一个指涉空间的变迁过程，而与此同时，这一变迁过程也是人们所了解的既有边疆区域间关系的进一步塑造期——即超越既有西域认知的西北边疆逐渐成形。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西北—东南”互动关系，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并成为理解边疆治理的“区域间关联”重要性的一组核心关系基础。

这个过程是历时性的。从时间结构来看，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初，存在着一个认知层面上从“西域”到“西北”的转变过程，它既是一个关键词汇及其涵摄范围有所变迁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内外部秩序变化的时代折射，单一的国内因素变量开始被国内和国际因素双重变量所取代。《汉书·西域传》作为正史系统中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西域传”，其中对西域作了这样的概括性叙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这一叙述成为之后历代王朝正史西域叙述的基本框架，并定义了西域的关键景观特征及其大致空间范围。而值得注意的是，“西域”认知的范围大体而言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西域”指称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而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①袁剑：《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这两种指称下的“西域”空间，则分别成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对于西部边疆观念认知和具体治理的最大与基本范围。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传统对外认知框架和世界秩序的逐步瓦解，对“西域”的认知也逐渐被更为清晰的“西北”边疆地区和“中亚”认知所取代。②袁剑：《“中亚”在哪里？——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从王朝结构向近代民族国家结构逐渐转型之后，以政治边界为基础的认识框架的嬗变。在这当中，长期以来被作为历史中国西部边疆空间的西域，其地域指涉意义逐渐消失，而曾经长期以来作为西域与内地互通的地理标志——玉门关、阳关，在近代也逐渐失却其实际意义。当然，这种转变的分期主要还是为了便于阐述，还是比较初步的，因为即便是在古代的语境中，依然存在着以地域走廊作为连接不同边疆区域之间桥梁的事实，例如河西走廊实际上就构成理解中国古代北部边疆与西北边疆结构性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③田澍、胡睿：《河西走廊：明朝成功管控西北边疆的锁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巨大转变，在对本国疆域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层面同样出现重大变迁，开始逐渐意识到先前在东北方向直接面对的俄国力量已经在西北方向显现并构成了新的挑战，进而形成对于事实上的域外空间与本国控制地域的区分性认知。这种局面的出现，从结构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时期作为区域间关系的既有的西域内部关系的割裂，而转变为新的边疆关系。在西北意象方面，自然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个从以前较为模糊的“西北”向有边疆的“西北”的转变过程。而如果考虑到清朝中后期在国家制度层面上从“王朝”朝贡秩序向近代“国家”治理与外交秩序的转变，那么，这种“西北”边疆边疆具体范围的逐步明晰化就更加容易理解，这在实际上一方面标志着近代化路径下的清朝在西北地区统治秩序的逐步稳固以及边疆治理的逐步深化，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同时也是确保中国历史与疆域连贯性的重要基础，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俄国势力开始大规模进入中亚并逐步确立统治秩序，近代中国在西北边疆层面的治理也逐步在传统“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框架下形成新的边疆安全与治理需求，进而在制度层面产生新的需求与调整可能。简而言之，这是中国边疆治理中现实的西北边疆重新加以明确化和清晰化的过程。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俄国在中亚草原和费尔干纳地区的逐步推进和中俄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的签订，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在外力压迫下形成更为明确的空间范围，并随着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在当地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制度，进而在具体治理层面积累起新的知识与经验。在这种机制调整及其相伴而生的边务实践中，关于“有界”的西北边疆地区的观念逐渐在精英层成为共识。在光绪四年（1878）二月，左宗棠在平定西域西四城之后，曾认为有必要通过边墙等形式将国内外的界限加以标明，以便后续的人员与区域治理。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维西四城地处极边，从前西方各部落往来贸易者，间出其途。道光年间，英吉利商人即有由乌什、阿克苏经过赴伊犁边外之事，曾见奏牍，其明徵也。惟从前不过行商，偶尔假道，无流寓杂处者。自阿古柏窃踞以来，招致通商，各部落种人日增，遂皆视阿古柏为东道主人矣。若辈既未助逆抗拒，固可免其诛戮。惟任其久与回部错处，异时呼朋引类，边衅易启，致费周章。应查明分别办理：愿归故土者，仍放归各部落，一任翔泳故区；其愿留中土者，准于关内安插，庶可杜其勾结之萌。查喀城形势，介葱岭支干之中，安集延、布鲁特地居西偏，逾山而东，乃达喀城。故各部落入喀，动称过山，本中外天然界画。若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界画分明，尤为百世之利。”①左宗棠：《西四城流寓各部落种人分别遣留并议筑边墙片》（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载《左宗棠全集·奏稿七》，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4—55页。左宗棠的这段论述为观察当时精英层对西北边疆空间及其边界的认知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而这一过程，也是失去原先西域空间中的跨中亚区域关系，转而与蒙古高原地区形成区域间关联，进而凸显这种边疆结构与内地互动重要意义的过程，使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与整个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决定性地联系到了一起。

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近代报刊等传媒工具的发展，以及民国取代清朝这一民族国家取代传统王朝的政权更迭，公众逐步具备了认识本国政治局势及其发展动态的客观技术条件和整体语境，在对当时国家新闻的日常接触中，开始逐渐对西北边疆有了初步的认知，当时除了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西北考察团队和官方要人②文萱：《一月来之西北：要人纷去西北考察》，《开发西北》1934年第1卷第5期。之外，甚至还有“中华步行团”准备进行西北之旅③佚名：《国内：教育：中华步行团赴西北考察》，《蒙藏旬报》1932年第2卷第3期。。在这中间，1927—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考团尤为突出，它通过媒介的广泛宣传，形成了国内公众界对于西北边疆地区及其相关情况的基本认知。这种认知，为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公众对全国整体性认知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区域性基础。顾颉刚先生在其初撰于1937年的《西北考察日记》自序中曾这样自况：“不久，九·一八变起，北平密迩松辽，唇揭而齿寒，知祸之不旋踵。又目睹日韩浪人横行市中，毒及乡里，为之切齿腐心，故编印通俗读物，广为抗日宣传。及热河失而北平陷大包围中，亟思识边疆之事，是以频年游于平绥线上，且越阴山而达百灵庙，饮酪卧毡，与蒙古之主张自治者谈，因晓然于边疆问题之严重性。会是时予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两校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与谭季龙君其骧同创禹贡学会，印行《半月刊》，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中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之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④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自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结合二三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集中爆发的时代背景，这种表述从一个侧面为人们展现了在知识分子的观念影响下，公众层面已经开始对包括西北在内的边疆议题形成整体性的关注与共识。

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展开和国内各界对于边疆地区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为了避免东北沦陷的悲剧重演，当时的中国各界发出了到“到西北去”的呼声，这种潮流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于西北边疆的认知。“我们不到西北，不知西北的伟大，也就不见中国的伟大。没有到过西北的，有些人常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第一以为西北是我们的边疆，第二以为西北是一片荒凉的地方，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的国家到处都是锦绣河山，西北特不是例外，而且如果我们的国家缺少了他，便不行的。我们要知道西北是人文荟萃之地，沃野膏腴，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讲到中国民族发达的历史，西北更是最有价值的了。……我们要开发西北，就要实行到西北去。这样不仅尽了国民的责任，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那里各种事业的机会很多，生活程度也较低，容易立身立业。以上所说的，都是我这次到西北去考察后所得的感想，希望同胞们风起云涌，赶快到西北去工作！”⑤朱家骅：《到西北去》，《学生月刊》1941年第2卷第11期。这些呼声与行动，不管其具体实践的广度与深度如何，都已经调动起大众对于西北边疆的关注之情，并经由大量青年奔赴西北的参与式实践，由西北而全国，开启了一个认知区域进而认知整个国家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一批海外华人华侨也参与到认识西北的事业中来，其中就有著名的南洋华侨陈嘉庚。他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在1940年率领“慰劳团一共四五十人，分三路慰劳西北各省、华中各省和西南各省。……兄弟到重庆后，先赴西北考察，走的路线是由重庆到成都，到兰州，到青海西宁，再由西宁折回兰州，到西安，到陕北延安，渡黄河到山西，再回到西安，到洛阳，到老河口，到汉中，到成都，回重庆。经常在每地留二三天，仅在延安留八九天。……以前西北有散兵土匪，因为政治整顿，现在都没有了，行旅平安，秩序比从前大有进步。民众生活，除兰州到青海这段很荒凉，民众衣服破烂，十岁以上孩子还没有裤子穿的以外，虽然物价高贵，因农产品价格也高起来，中国大部分是农民，物价虽高无损失，生活很安定”①陈嘉庚（演讲）、方分（记录）：《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决胜》1940年第5卷第9期。。虽然这些论述并不全然契合当时的实际，但由当时身处东南亚的爱国者说出来，却有了新的意义。这从一个侧面标志着当时民众对于西北边疆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围，逐渐具有了某种跨国和跨区域特质，从而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语境下凸显出中国西北的地位与价值。随着这一时期全民认知的推进，西北空间的清晰化促成了全国空间认知的清晰化，与之相应地，对全国空间认知的清晰化又推进了西北空间“边疆”意象的最终生成，“西北—东南”互动关系也在个人的身上得以呈现，并获得新的时代意义。

概而言之，这种西北边疆空间的转变与定性的过程，既是传统的边疆区域（西域）互动关系的消退，同时也是新的边疆区域间关系的生成。这种以西北为代表的边疆的区域间关系，构成了理解和认识近代以来边疆与内地关联性的重要基础。在空间意义上，西北在整个中国陆地边疆地带具有连接性位置，这一区域的治理与开发，孙中山先生在其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即已专门指出，并认为有必要在交通运输系统方面有所改进：“现以交通动输机关之故，丰富地域，委为荒壤，而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份，麇聚之贫民无所操作，其弃自然之惠泽而耗人力于无为者，果何如乎？倘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可资以开发此等富足之地。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以利于商业于无穷也。故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由政治上经济上言之，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者也。”②孙中山：《建国方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5—136页。他的这种认知，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认知西北在理解中国与建设中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交通作为体现边疆“区域间关联”的物质要素的关键意义。在此之上，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一基本关系结构，经由对西北空间的近代重塑，以及西北与内地整体关系的加强，进一步在工业时代与东南形成更紧密的共同体，其中的逻辑，一方面正如当年左宗棠所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这是一种立足现实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涉及近代以来国家建设中的统一市场空间问题，它超越了古代中国治边与稳边的安全主导需求，而更具面向未来发展的意义。从“边疆”而至“整体”，经由“西北—东南”互动关系的揭示，方能理解历史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内在关联。

五、双循环：激活边疆发展的“区域间”动力

中国自身独特的地理环境，构成了历史上内生性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巨大包容特质。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构成了理解中国内部区域间关联的生态基础。③鲁西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著名的胡焕庸线，以其对于中国东西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的基本经济与人口格局的明晰划分，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人口分布差异与自然地理差异之间的耦合特征，以及这一自20世纪所形成的基本结构所带来的、对于边疆区域空间认知图景的巨大影响。在这当中，“人—地关系”是关键性的内容。有相关研究指出，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具有巨大差异的人口集疏模式，其中，东南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空间极化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人口密度优势明显，而在另一方面，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以及东北等地区，人口则呈现负增长态势，正增长优势区逐渐集中到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西北区域则呈现“相对均势”的集疏模式，空间分布广大，增长并不集中，同时也存在人口负增长区，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区带之上。有学者认为，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人口不宜超出水土资源承载能力，有必要发挥其生态保护功能。在未来，西北的兰州—西宁经济区等地带的人口集疏模式将与东南地区相类似，而胡焕庸线附近的兰西经济区、关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则可以成为协调东南和西北区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①戚伟、刘盛和、赵美凤：《“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地理学报》2015年第4期。这一分析，结合当前新的国内外形势，为进一步思考和认识整个边疆治理中的区域协调与动力机制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前提与基础。

自力更生作为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根本基点，在新的情境下，正在凸显出新的意义。2020年以来，国家逐步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希望能够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当中，国内大循环是主体，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这既是中国立足于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需求，同时也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双循环本身不仅延续了中国古代历史实践中的区域间互动关系，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对近代殖民帝国体系所带来的陆权秩序衰微与边疆区域衰落状况有了新的认知。在这种背景之下，激活边疆地区的“区域间关联”，进而重新认识内循环本身在型塑国家统一市场与统一社会空间方面的重要意义，就显得十分关键。当然，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差别，决定了“双循环”本身在实践形态与具体路径方面具有其独特性与时代性。

六、结语：从边疆治理的“区域间关联”理解共同体

中国历史地理生态的复杂性，决定了边疆治理本身不得不面临一个如何处理“地方性”的问题，而对中国内部各个边疆区域多重“地方性”之间关系维度的揭示，则为理解作为整体的边疆治理概念提供了新的可能，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探索与确立面对某一边疆地域的治理框架与逻辑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层级的区域治理实践积累，形成一种具有区域实践个案，同时又具备新的超越性视野的边疆治理整体格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整体性维度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相关涉的边疆时空关系的基础上，去关注和寻找中国各边疆地区的“多元间关系”，从而形成对边疆治理关系结构更深层次的理解。

现代中国承袭古代。文明的智慧悠远绵长，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楚地告诉我们，大一统王朝治理的成功与否，其关键在于对边疆的治理是否有效，而反过来，这种区域治理本身也为历代王朝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舞台，进而在整个内部结构方面形成分别侧重于安全和发展的“西北—东南”轴线，王朝政治中心则往往在这一轴线中心位置加以整体调控的基本架构。这种架构，为理解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力量的“南—北”周期性互动以及经济与政治重心的“南—北”结构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在近代转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思考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历时性分析视角。揭示这种整体结构变迁，需要更为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围绕着“西北—东南”这一轴线所生成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边疆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折射出的边疆区域之间的互动、竞争与融合，最终实现边疆汇聚成中国的历史进程。

现代中国面向未来。当今的世界格局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又史无前例地挑战了当今世界关于治理的诸多传统认知路径与实践方式，促使我们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去认识当代国家治理与域外地缘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趋势与变动，以及这些趋势与变动中所呈现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在这当中，更有必要经由对“区域间关联”的现实与未来考量，经由对巩固边疆安全与稳定、参与边疆建设与发展的“边疆人”及其事迹的系统揭示，来理解中国文明在世界变局中所呈现的边疆力量，最终完善与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