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伟

Party is a core ele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esponsible politics is dependent upon a responsibility-styled party. After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styled part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esponsibility-styled party and responsible politics can be understood at the two dimensions of idea and struc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a, the unity of party character and people character reflects the CPC’s mission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people-orientation, which integrates the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superior and the peo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in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partybuilding can construct a mutually responsible governance network by leading other agent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has also led to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guaranteed the realization of responsible politics.

政党是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力量，政党的发展不仅能够折射出制度的变迁，也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实现程度。①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10 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党百年的发展史就是国家进步富强、繁荣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承担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责任政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不同主体积极履责与彼此负责的政治形态，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枢纽。②张贤明、张力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4 期。整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格局，实现责任政治以及怎样实现责任政治，取决于党的建设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责任政治的实现程度就取决于政党对责任的践行程度。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的使命，本文提出以责任型政党建设实现责任政治。理解责任型政党，就需要从概念内涵、观念引领以及内在结构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文章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明确责任型政党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责任型政党建设与实现责任政治建设的契合性关联。

一、责任型政党：基于新时代政党建设的诠释

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可以被视为一部政党的发展史。作为政治舞台上的核心角色，政党的现代化水平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建设的程度。一个政党的强大与否，取决于这个政党是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③[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352 页。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组织形式以及行动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维度的先进性、革命过程中的斗争性以及在国家建设中的实践性，正是这些不同性质的有机统一，造就了革命的胜利与国家的繁荣，使得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新时代的执政党与领导党。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政党建设必然要和国家建设紧密相连，以政党能力促进国家能力，以政党整合推动社会整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91 页。从这个意义出发，责任型政党建设契合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责任型政党的相似性概念是责任政党（responsible party）。字面意义上，责任政党就是指负责任的政党。正如责任的发展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始终一般，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政党、政府、还是其他类型的集团——都带有一定的责任性，都承担着一定的职责，都拥有特定的责任对象。不过，责任政党这一概念的内涵具有现代意义，一如不能将一个专制社会的政府称为责任政府，纵然专制政府也承担着某种职责。在此意义上，虽然不同的政党在阶级背景、理论方针、组织能力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评价一个政党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政党，其标准是一致的，即取决于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以及如何负责。比较政党研究指出，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国家还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任何一种改革的蓝图都不可能完美，但有效的改革必然是“合理的”（plausible）。合理的改革能使政治制度朝向民主的方向前进。每一个政党与政府的运作各不相同，但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建设殊途同归，即向责任政党建设靠拢。因为责任政党能够承诺一套政策，为公众的长期利益服务。换言之，责任政党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需要，以防止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公众成为民粹主义者的牺牲品，责任政党必须始终要维护民主制度的生存与发展。②F.Rosenbluth,I.Shapiro.Responsible Par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p.250.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尤其在责任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相较西方政党更具先进性、使命性、稳定性，对于国家能力的提升更具推动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政党更具革命性与人民性；另一方面，强政党所具有的中心化、稳定化、一致化等特征在规范党与政府关系的同时，其持续性与稳定性的特征使得政策具有长期性，进而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并进行更有效率的改革。③孟天广、王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叙事”：转型中国的党建与国家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6 期。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愿景、组织特点与行动逻辑，学术界提出了若干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例如使命型政党、回应型政党等。受这些研究的启发，本文提出“责任型政党”的概念。一方面，为了同西方“责任政党”理论话语相区分；另一方面，希望在使命型政党等研究的基础上，将责任的要素整合其中，发展出新的政党理论话语。责任型政党的理论目标在于将“回应”这一代表责任的行动要素注入使命型政党的话语中，进而解释中国共产党先进的观念引领与脚踏实地的作风。结合责任的基本框架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要求，新时代责任型政党建设的基本目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新时代的责任型政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是新时代责任型政党的根本特质。崇高的历史使命塑造了新时代政党的责任伦理，是锤炼党性、提升作风的基础。在使命的感召与驱动下，政党能够主动明确责任、积极承担责任、始终践行责任。

使命与责任是互通的概念，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党必然是肩负历史使命，将历史使命内嵌于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将其视为核心行动准则的政党。但使命与责任又存在内涵上的差异。一般而言，责任更多强调了责任主体的职责范围，即明确规定了主体的可为与不可为、应为与不应为，是主体的行动界限。而使命则带有崇高性与终极性，一个使命型政党是带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政党，并且把人类解放事业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使命型政党才具有先进性，才能被称之为“先锋队”。使命型政党的责任以崇高的使命为导向，政党担负的任何一项具体责任都要反映出政党使命的深刻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谱系中，无产阶级政党一直被定位为承担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现代政党。《共产党宣言》指出：“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毛泽东也曾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页。正是这种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使命属性，才构成了共产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根本分野，将责任型政党的“责任”提升到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与人类解放的政治高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意味着其有意愿、有能力实现自赋的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有效践履政治承诺成为其执政正当性的重要源泉。③唐皇凤：《使命型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经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一切具体职责以及一切有关责任的制度机制都紧密地围绕着初心与使命。责任不仅从宏观的角度规定了党的性质与宗旨，并且也从微观的角度规范了每个党员的行为。在宏观指引与微观约束的共同作用下，责任构成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基础。通过以责任为核心的伦理建设与制度建设，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不断提升，并通过责任机制建设使党的执政行为更加规范，夯实了党长期执政的法理基础。“作为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承担自我设定和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是彰显中国共产党政党特质的首要维度。使命型政党建设的主要行动逻辑是责任逻辑而非权力逻辑。”⑤唐皇凤：《使命型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经验》。

其次，新时代的责任型政党是一个回应型的政党。所谓的回应型政党，是指通过构建低成本、高效能的吸纳社会诉求和群众期待的制度渠道，并通过敏捷的反应以及迅速的行动及时地回应这些诉求和期待，并加以转化用于政策输出的政党。⑥陈家喜：《提升回应性：从党建责任制到责任型政党》，《江汉论坛》2016年第4期。

如果说使命型政党赋予了政党观念层面的责任，那么回应型政党突出了将责任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强调了责任型政党的行动逻辑。从词源上看，一般认为英文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ondeo（即回答），或者法文répondre（即请回复）。根据词源考释，责任体现出了“主张—回应”的基本交互关系。⑦J.R.Lucas. Responsibil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一如我们强调责任政府是“回应型政府”，那么责任型政党也应成为“回应型政党”。回应性（responsiveness）是公共行政的基本伦理，反映了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水平。体现在政党建设中，回应性指政党与社会以及公众之间的纽带关系，是衡量党群关系以及政党适应能力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⑧《改革，回应人民的强烈期待》，《人民日报》2013年1月4日，第5版。鉴于此，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在于获得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和广泛支持，而增强政党的回应性，就是强化政党的社会支持，以巩固政党的组织基础与执政地位。建设回应型政党，关键要解决“回应什么”“如何回应”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要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日趋多元的社会需求，回应型政党的回应内容是系统性的，既要结合时代变化设计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又要结合社会需求提供多元的、精准的公共服务。因此，回应型政党的回应内容整合了宏观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微观的社会需求，既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引领国家与民族发展，又要将工作做实做微做细，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

从回应方向的角度出发，回应型政党建设要从主动型回应和被动型回应两方面协同发力。其一，主动型回应体现了政党自上而下的责任过程，例如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主动型回应的制度表现。主动型回应体现出政党“根植社会”（roots in society）的能力，也代表了政党的制度化水平。①M.Basedau,A.Stroh.Measuring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New Research Instrument Applied to 28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Working Paper, 2008.主动回应意味着政党能够同社会公众相交融，能够主动地发掘生发于社会中的各类问题，通过民主的方法汇集社会声音与社会智慧来寻找破解社会问题的思路对策，并将其转化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输出治理效能。主动回应能够打破“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格局，体现出“民本”的治理逻辑。其二，被动型回应则体现了政党自下而上的责任过程，即通过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利益表达的平衡。受制于治理主体注意力的有限性以及国家治理庞大的规模与成本，政党不可能将所有的精力与成本投入到主动回应的过程中，因此责任型政党的被动型回应就在于构建完善的社会参与渠道，让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有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且使政党能够针对性地回应这些声音。一个健康的、运转良好的社会必然是参与有序的社会，因为各个阶层与群体都能够平等地针对国家与社会发展提出建议，并且执政者也能够平等地回应这些诉求，而不是被利益群体或者利益集团所裹挟，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社会冲突的温床。

二、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责任政治的观念基础

制度既由观念塑造，也由既定结构中观念传播的方式塑造。因此，实现责任政治需要一系列价值观念作为支撑。“话语制度主义”提出了“观念是制度的基石”的论断，深刻地阐述了观念对于制度发展的形成与推动作用以及评价好制度的标准。②张贤明、张力伟：《论责任政治》，《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在责任型政党建设中，通过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来构建多向度的责任观念，是良善责任政治建设的文化土壤与深厚积淀。

根据考证，党性与人民性的提法首次来源于1945年重庆《新华日报》。1947年，该报提出：“新华日报的最高度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③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69页。在这个意义上，就隐含了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党性与人民性是相互融合的。面对着不少党员干部对党性与人民性的错误理解，以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将二者割裂开来所导致的组织运行梗阻与社会矛盾，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在十八大以后再次被着重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与人民性的内涵与关系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与清晰的论述：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性，核心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④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51—52页。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⑤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人民日报》2013年8月27日，第1版。之所以将党性与人民性分开论述，就在于强调党性与人民性之间不同的价值内涵，而不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既相互区别，但又彼此统一。党性与人民性共同构成了责任型政党所应秉持的执政观念，并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观念的层面看，将党性整合到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就是将政党的历史使命、责任担当、理想信念、精神风貌融入国家治理从结构到过程的不同环节与不同方面，使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治理中每一项政策与行动的设计和落实，都充分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以及特有的精神风貌，使每一项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体与利益诉求，尤其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不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利益集团，成为左右社会发展的力量，加之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抬头，形成了对抗公众利益、破坏公共精神的可能因素。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社会思潮下，更需要一种统一的、高尚的价值观念作为引导。因此坚持“党性”，一方面，能够通过强大的政党组织与动员力量将国家治理牢固地稳定在社会主义方向之上，嵌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之中，“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①[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4页。。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党性之下的核心价值观实现社会的凝聚与整合，构建一个公民遵守道德规范、尊重法律法规，并且彼此负责、和谐交往的社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根本特征。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秉持依靠人民与服务人民的责任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老三篇”中深刻地阐述了共产党人民导向的责任向度。例如，“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更加需要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并且其建设的最终指向也是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37页。总的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脱胎于现代文明演进历程，并源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三源合一的“以人民为中心”为制度建设凝聚了现代意义上“善”的价值，融合了平等、民主等政治观念，并通过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多元化制度设计以及“群众路线”等机制加以保障，从而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度，奠定了“好制度”的核心标准。

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观念映射下，责任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处理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④张贤明、张力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在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抑或行政实践中，如何协调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始终是行政责任研究的“棘手问题”。由于片面地强调某一种责任向度，使得一些组织运行问题以及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治理绩效甚至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例如，一些地方干部或者基层干部对“政策”或者对“党性”的误解，使其在一些行政过程中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如有关中国社会矛盾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民众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有很多是基层干部片面地迎合上级而忽视群众利益造成的。⑤J.Fewsmith.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7.在西方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的研究中，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背离被称为“责任陷阱”（accountability trap），即片面地回应上级却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种看似负责的行为本质上也是不负责任。⑥M.Bovens.Two Concepts of Accountability:Accountability as a Virtue and as a Mechanism.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0(5).鉴于这种情境，就要明确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既要服从于党的领导，也要明晰地了解坚持党的领导本质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履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责任，而不是将“忠诚”“服从”异化为对制度与规则的僵化遵守。如果在服从的过程中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就是抹黑党的形象，本质也是一种不服从。

责任是一种行动，负责的程度与效度取决于责任主体行动的方式。在复杂的现代治理情境中，整合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需要通过组织的弹性体现出来。治理的对象、环境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公众的诉求多种多样，变化的外部环境也会涌现出新的治理问题。如果一味甚至僵化地强调组织的规则却忽略了积极适应与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那么只能将责任主体规训成盲从的规则执行者，而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具有使命担当的干部。长此以往，组织能力发展的滞后性也会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将组织拖垮。不难看到，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矫枉过正”等现象多是秉持“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的观念，为了免于担责或者规避风险而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看似强调了对规则的遵从，但结果却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削弱了组织能力与合法性。因而，负责任的行动是基于对规则的理解而不是受规则所支配，否则就会被规则所“物化”（reification）。换言之，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就是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党的方针路线与法律法规，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以及治理的客观环境加以灵活、权变地执行，从而在一件件小事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及时对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进行总结和提炼，不断推动各方面制度完善和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既要积极主动，又要遵循党中央统一部署和国家法律制度规定，不能不讲规制，不能不守章法，更不能草率行事。”①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1-01/c64094-31531147.html。简言之，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既能够提升治理主体在现代治理中的能力，也能够不断地在行动中强化合法性建设。原因在于：其一，制度的合法性不是预设的，而是个人在行动中不断加以塑造与补充，个体应在道德标准与责任担当的标准下主动去分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或一件事情的对错；其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决定了问题的复杂性，而单一的规则难以适应这些复杂性，因而需要个人责任来修正“物化”的问题。②M.M.Harmon.Action Theor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Longman Inc.,1981,p.131.

三、党建引领的系统格局：责任政治建设的核心结构

责任政治是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亦即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个主体都要负责任的行动，进而构建一个责任网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情境中，责任政治形态被具象为不同治理主体各司其职的格局。在执政党、政府、社会、市场与公众共同组成的治理网络中，执政党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责任政治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了不断地推进这一过程，逐渐向理想的责任政治形态靠拢，就需要紧密地依靠党建引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是互构的，只有党不断地塑造提升自身的先进性，国家治理的目标才能更加宏伟，更加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只有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才会有所提高；只有党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纯洁性，国家治理才能在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有序前进。基于此，唯有依靠党建引领，国家和治理现代化才能牢固地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同主体才能够坚持统一目标，才能够在各安其位中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与治理层面协同发力。

从目标的角度看，党建引领就是要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才能够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担当，进而培养制度建设所需要的共同理性，并在制度建设的不确定性中提供坚实的引领，从而打造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架构。“一个有效的制度建设过程，必须要重新塑造核心参与者的目标、优先事项和责任感，灌输共享的假设和共同期望，从而在此基础上培育出共同的理性”③[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9页。。在党的统筹安排下，不同的主体能够在国家治理的要求下落实分工，既保证所有的治理主体都能够面向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承担应尽的责任，又保障责任的分配符合治理主体的角色、功能与特征。另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渐进落实的，改革永远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难以预期的挑战与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确定性会模糊责任履行的前景与效度，甚至会使得不同治理主体在复杂的局势或者环境中不知所措、畏难不前。因此，就需要党领导不同的治理主体重新规划行动目标，在新问题新形势下填充新的责任，化被动为主动。简言之，坚持党的领导能够通过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开拓进取，在使命的感召与责任的引领下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共同突破改革的风险与挑战。

从治理领域和治理层面的角度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所构成：纵向可以分为围绕顶层设计的国家治理，围绕社会关系的社会治理以及围绕日常生活的基层治理；横向又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的治理等。因此，若要实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相关的治理主体积极履责，在其所嵌入的领域与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党建引领，党的领导可以嵌入到国家治理的不同层面乃至不同的细胞当中，引领其他治理主体的建设，使其他主体紧密地围绕在党的周围，在党的统一协调与具体安排下协同行动，进而以点带面地激发不同治理主体在不同治理层面的能力，使其积极承担起参与治理的责任，有效地输出治理效能。历史地看，党建引领始终是革命斗争以及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党建引领是构成“一核多元”结构的根本性要素，积极发挥党建的力量，全面提升党组织的整合资源和组织动员能力，使不同的治理主体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各自功能，并通过职责的统筹互联形成密切的责任网络。在党建引领之下，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形成国家治理有高度、社会治理有精度、基层治理有温度的良好局面。

从责任政治建设的保障机制角度看，问责机制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党建引领之下，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强化问责机制的优化与调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责任政治建设的制度保障。在现代政治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的核心作用在于使代理人的行动处在监督（scrutiny）之下，并使代理人的错误行动或者由行动产生的结果受到制裁或者纠正，从而保障代理人的行动满足委托人的合法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②M.J.Dubnick,H.G.Frederickson.Accountable Governance:Problems and Promises. New York:Sharpe,2011,p.xvi.人非圣贤，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并不能使所有人都积极履责，因此必须要通过强化问责制度来将人的责任行为置于刚性的制度框架内，通过规则的强制力保障责任的有效性。面对严峻的反腐形势，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年，第394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中，问责机制的调整优化也要和国家治理的系统格局相适应。首先，现代社会治理的客观情境使问责制度深陷模糊（ambiguity）和不确定（uncertainty）的泥淖，集体决策、多方参与、政策实施的复杂性都为传统的问责方式带来了挑战。④J.Olsen.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Political Order,and Change:Exploring Accountability Process in an Era of European Transform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97.因此，问责机制的调整需要涵盖国家治理的不同主体，并且通过党建的方式加强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实现制度管人和人管自己的有机统一。其次，走向深水区的改革难免遇到不可预知的风险或者困难，全面深化改革中必然会犯错误、走弯路。此外，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使得问责的强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地方以及基层干部逐渐出现了因为害怕犯错而不敢作为的避责行为。⑤张力伟：《从共谋应对到“分锅”避责:基层政府行为新动向——基于一项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6期。为此，要通过问责与容错之间的衔接与优化平衡正负激励之间的关系，使责任主体能负责、敢负责。

四、总结与讨论

在建党百年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新生，而且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繁荣与富强，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局势复杂变动、国际关系波云诡谲的客观现实下，中国共产党能够稳固地守牢执政地位，不仅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与韧性，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人民对党的热爱与拥戴，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支持。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实现理想的责任政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一如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关键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黄方毅：《从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说起》，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2017-03-11/c_129507336.htm。。因此，建设责任政治，简单来说，就是要构建一个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政治形态，使国家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项系统工程中，责任型政党建设是核心支撑。换言之，责任型政党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目标，也是实现责任政治的关键。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责任型政党不仅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同时也是一个回应型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使命，也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回应对象。在责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又要充分发挥党建在国家治理诸领域各层级的作用。

作为一个责任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始终强化自身的“责任性”。结合使命型政党与回应型政党建设的要求，提升政党的“责任性”，首先，要强化政党自我建设与发展的观念引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地深化其理想信念，加强党性教育，强化内心的党性修养，用无产阶级的优良特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对每个党员进行改造，将广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性质、宗旨、方针与路线上来。②王大发、张国祥等：《党性教育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页。另一方面，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在回应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把“党性”和“人民性”统合起来，加强群众路线实践，时时刻刻地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党员干部需要明确坚持党性不是简单地“服从上级”，而是将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贯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个责任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完善组织建设强化党建引领与问责制度。将党建贯彻到国家治理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整合能力与协调能力，统一观念、协调行动，夯实“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例如，尤其在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领域要强化党的领导，使各类治理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整合与利用，各类治理主体都能够紧密围绕着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展开。此外，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问责之网织牢织密，与各种腐败行为做斗争，完善党内政治生态、激励担当作为。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地强化自我责任，并带动其他主体落实责任，逐步构建起一个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又彼此负责的社会，将制度优势充分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民群众更加认同并拥戴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