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亮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典范性”地存在于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的“红色经典”①本文不义正词严、引经据典地论证“经典”“红色经典”的文本本身。它主要研究讨论、追逐拷问“经典”“红色经典”内涉的知识和话语是否承载“真理”或是其化身。尽管“红色”是与特定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相关联的一个象征性符号，是一种明澈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标志。需指出，“经典”“红色经典”前此审美价值虽会被固化，但其价值引领功能使它会吸纳其他“时尚化”元素。此过程虽或显滞后性，但这使揭示“经典”“红色经典”的话语生成、演进机制并强化其学理依据有了现实可能性和可行性。是历史路标。它开放性地揭示出对“历史”“社会”“知识”“概念”的认知并固化某些熟知的“历史”“知识”，丰富了意识形态、观念及其表现形式。它亦因其不断叙述/阐述（narrative）与历史主题相关的“概念”“观念”“思想”和“思潮”等，渐显其作为“话语”的特质。而且，“红色”与“经典”互为前提并不断拓展“红色经典”之概念内涵和符号谱系。但是，在现代传播中，“红色经典”亦非决然地保持一种绝对的纯真。它吸纳其他话语元素并与其历时性地共存，甚至亦会因处制度化环境而产生一种“极端性”，即持续叙述或彰显自身何以可神圣性“存在”的新理由及依据。若此，可追问者，在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红色经典”及其文本、符号，它作为话语的生成机制又当被如何依循学理做相应审视呢？“经典”本身“意义”的重要性相较于语境，难道真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鉴于过往研究鲜见讨论“红色经典”传播与公共价值引领中“话语”构建原则之关系，拙文亦以“话语”理论为视角，从“经典”叙事的运行逻辑、大众化及审美表达等视角，阐释社会公共价值引领中“红色经典”传播的话语生成机制和生产形态①缘于语言学转向的话语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被国内学界——尤关注如马赫金、福柯、哈贝马斯等，并易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引入后即对文学、历史学研究等产生重要影响，其知识谱系在中文语境中既有流变又有再构。如本文涉及较多的福柯自20世纪60年代起即被国外学者就多有研究。如詹姆斯·米勒的《福柯的生死爱欲》、伊·库兹韦尔的《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布莱恩·雷诺的《福柯十讲》、路易斯·麦克尼的《福柯》、马文·克拉达的《福柯的迷宫》等。国内学界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关注福柯，其作品被大量引介，如福柯对话集《权力的眼睛》、法兰西学院讲稿《必须保卫社会》《福柯的面孔》《福柯思想肖像》等。据笔者眼界所及，国内学者引介话语理论或近年来，此类不胜枚举的相关研究中似堪称典型者，如赵一凡《话语理论的诞生》，载《读书》1993年第8期；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杨礼银、朱松峰《论哈贝马斯的“实践话语”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理论》2008年第3期。事实上，话语理论已是文学研究、社会史、语言学及语言教育领域，分析文本中人物、事件的历史书写、关系建构、意义表达基本进路，并基于此去揭示一种深潜的“知识—权力—秩序”结构，即多纠结于文本本身而非刻意关注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问题。如王强《元话语理论范式研究述评》，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年第2期；陈忠华《话语序列的符号学意义》，载《外语研究》1994年第4期；张瑜《权力话语下的读者接受》，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因此，学界对“红色经典”的研究亦深受其影响。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亦可堪称典型者，如杨经建、易娟《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杨经建《“革命”与“经典”》，载《求索》2006年第6期；张红军《话语重构：19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剧的主旋律叙事》，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但是，既有研究对“红色经典”的讨论，多集中讨论其对价值引领功能发挥之凭借和助力作用，基本不涉及现代性命题，以及基本不讨论其本身的话语形成机制命题。。需强调的是，受研究目标所限，拙文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经典”“红色经典”这类概念。而且，拙文不执意确认一些经典性“符号”的意义的高或低及其实效性，主要论证公共价值引领中“经典”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探讨其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红色经典”传播中的“失语”“乱语”及“低级红与高级黑”

“红色经典”弥散性地存在于社会公共价值领域，实现话语权拓展，又与其他话语共生。这会稀释、空泛或模糊“红色经典”规范性的意义“本质”吗？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经典”传播常或是缘于关键言说者的“自觉”，抑或是缘于其他话语基于“利益”——如市场利益——而与前者在博弈中既相互掣肘又相互妥协或若即若离地“互媚”。若此，“话语”领域拓展虽有利于“红色经典”获得相应传播效果并促进其实现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融合，但却会因缺乏学理性反思，易使其丧失自身特质而掉入“世俗化”陷阱。这会导致“红色经典”的意义“呈现”或“翻译”无法纯粹依靠自律性圆融运行，亦无助于它在价值认同层次真正地“化大众”。

例如，借助自媒体技术片段性地再现或翻译“红色经典”或据此而进行所谓接地气的“高谈阔论”，确实会产生时段性的轰动传播效应。但是，此类“高谈阔论”未必定然是基于知识反思而指向事实和真理本身并能强固“经典”的价值规范，及以此巩固社会秩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政治认同。它可能反而会因缺乏系统性和无反思与追问，导致受众对其的学习变得碎片化。这会使“红色经典”之概念内涵及边界被模糊，并因缺乏审慎批判的支撑而易使“红色经典”原有的规定性、真实性及建基于之上的真理性消失。最关键者，此“高谈阔论”不断扩展“叙述”的边界或丰富其内容，使“红色经典”的真实内涵被淹没于动态不居的“历史”及符号谱系，必导致其话语生态失范、话语扩展机制受损，损害其扩展认同场域。

进而，它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看似多维的“高、大、全、红、光、亮”或“低、矮、小、黑、阴、丑”的符号性的形象建构或言说，却使“红色经典”的审美表达关涉的历史道义性和终极承诺宣示，易被减缩为非此即彼的或讴歌或批判。如反思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亦唯有服务于前述逻辑方可被容许。整体性反思或多维度批判不被容许。而且，前此言说或叙述，会使“红色经典”谱系化的“形象”符号或“言说”，因对应于“规律”“真理”等价值命题而成一全能、全知、全善的“神性”品格的道德化意识形态话语谱系，并内含对美好未来的指向性承诺。它弥散性地“灌输”或浸淫于“受众”的世界，呵护和规训他们为“新人”，为建设新社会、新世界奠定基础，使他们免去自寻人生目的之“苦”。个体之“存在”是沐浴于历史目的论光辉下的日常实践，且饱含神圣的未来性②详见赵毅衡《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载《花城》2000年第1期。。他们生命的小舟有了可终极停靠的“乌托邦”。

尤需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化”发展加速对传播“红色经典”亦产生了深刻影响。此间，“红色经典”不断地以“新文艺产品”或“新理论作品”的形式被复制或“再创造”。它们内含的“新意义”或“新价值规范”在新社会环境中亦被“再发现”。若此，与“失语”“乱语”类似，传播“红色经典”的话语创新或应用亦被过度泛化。这使原本主要形成于宣传领域或其他政治生活领域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日渐浸染于传播“红色经典”的“话语实践”中。这既不利于“红色经典”强固自身价值规范并据此建构或引领社会公共价值，又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例如，一些传播者、言说者对“红色经典”关涉的历史事件、人物及理论命题的意义的“再发现”或“再建构”，不是回到“历史现场”和理论命题原有“问题意识域”，而是过度进行“意义附加”，甚至以明褒实贬的“反讽（irony）”①学界多认为“irony”源于“eironeia”（希腊语词汇），本意是言古希腊戏剧中的喜剧角色。但在中文语境中，它则更多地指言说者说话或写作时以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说明事件、历史和事物。当下，“irony”更因日渐超越其相应的文本语境而被引入或被有意识地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见王妍《从形式批评到文化批判：20世纪“反讽”研究的演进轨迹》，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重构或复原一种被设计的“历史场景”或“问题意识域”——类似于传播学所论“议题再设计”。这使严肃且深刻的理论洞见在过度地技巧性修饰中借助于文辞的绚烂或所谓“接地气”而被简单化或复杂化，以及被进行庸俗的时代化，是“低级红”和“高级黑”的叠加，是“学风”和“作风”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它污染理论创新的“话语实践生态”，导致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在实践中或被极端化或被庸俗化解读及过度地“意义附加”。

然而，“社会”领域绝非仅有单一话语存在。同时，“红色经典”亦因承载“化大众”使命而又需在与其他话语竞争时而不断改变或改进自身的“言说”方式。因此，任一符号化的话语谱系基于话语权拓展或转型而试图无缝隙地柔性渗入其他话语领域，并根据变化的社会条件改变“言说”的方式时，难免会出现茫然和混乱。尤其是，日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中多元话语的冲击，使它甚至会因面临巩固认同场域的“当下”之急而一时“失语”或“乱语”，或在其相关“话语”被过度泛化使用中出现“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

相反，市场话语或其他功利性话语亦在“经典”遮蔽下扩展自身话语权领域。它们与“红色经典”相互依存、互动、互激，甚至可能渐渐凸显自身特质，并可能随时间累积而淹没“红色经典”的固有特质。若此，尽管有制度性因素的支撑，但是，在规引公共价值时，“红色经典”传播中亟待克服的问题出现了，即“红色经典”传播关涉何种话语实践？它当以何种更有效率的话语实践，才能促进主流话语可在公共价值领域维系可能且可欲的“话语”和谐？它应如何避免对当下的“媚俗”，避免因纠结于“历史偏见”而丧失或模糊其理想主义内涵，并促进话语沟通和交融？特别是，它又应如何避免因其“话语”被过度泛化使用而导致其传播出现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

二、“红色经典”传播与审视“历史”的“话语”实践

“红色经典”叙事或言说，作为话语——缘于“语言学转向”——实践，它传播的信息是“知识”，并借助“叙述”的意义建构功能而意图重塑公共价值领域的话语秩序。其间，符号、概念之运用，“经典”精深内涵的阐释，重大历史事件或鲜活现实的解读，乃至纷繁社会舆论的引入，都是“活”的政治“言说”之实体性“存在”。而且，作为一种“action”，它即如巴赫金（M.M.Bakhtin）所言，是一种政治行动的展开。故与“红色经典”叙事或言说相关的符号、概念、文献、事件、舆论的建构性意义阐释亦惟在社会交往与对话的实践中才能传播。

同时，“红色经典”描述或表达对“历史”“世界”的认知、理解，并对其再“命名”，是为再现人所栖居的世界。例如，“革命话语”的渗入使复杂“历史”似可被简化为是“革命与反革命”“高尚与卑劣”“先进与落后”等符号化的关系结构的言说、诠释、验证。若此，“红色经典”不仅记录或展现一群体或纯个体性政治行动的“言说”，更内含超越性的且系统化的价值主张。它合理地质疑历史、现实并意欲建构愿景性的社会秩序。此间，它虽未必定能如现代科学那样强调证实或证伪并确立自身作为“知识”的政治正当性。但是，它确实是特定社会群体或许基于自身体验或现实所需，并被预设为政治实践的前提或目标。

进而，“红色经典”传播作为“话语”实践的“action”，其内含之价值引领目标即是：它试图使所有受众以为，“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1]。这常使“红色经典”传播之“存在”样态，呈现为无处不在的有关各类“红色经典”之叙事或言说的多元化对话。它“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2]。此种“样态”凸显了社会历史环境中语词生产、运用的实际意义与功能。这也为“红色经典”传播进入更广阔空间造就条件。

需强调者，“红色经典”渗入社会生活各领域，或当是福柯意义上的“持续的话语事件”不断展现的“历史”，更或是缘起于强势主导话语——“红色经典”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在现实中的“翻译”——与社会心理相互博弈中的一“合谋”式结果的“再现”。而且，“历史”传承使“红色经典”及其符号化的话语谱系，成为社会、公众相应情感需求中认知和接受度较高的公共品。它对社会、公众注意力的吸引可与相应环境、情感、认知、记忆的再塑形成共振。它重塑或引领社会价值的努力，常是通过重温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公众情绪并扩充其新内涵，以修正浮躁社会情绪及泛滥且庸俗的商业化的情感宣泄。

三、“红色经典”传播与审视“历史”的话语权拓展

“红色经典”持续性传播能助力于社会公共价值规引。“红色经典”之谱系性的文本、符号将“现象”“本质”“规律”“真理”“革命”“解放”“现代”“改革”“建设”等规范性语词宰制性地渗入公共价值领域并实现其话语权拓展。“红色经典”话语权拓展及其进入公共价值领域后，将使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秩序，被由时、势、人物、事件构成的历史关系形塑的广义政治秩序和民心、民意展现的某种“公意”进行合法性审视。

“红色经典”的生产、传播会产生某种特殊性权力。“红色经典”被确认关涉政治秩序建构中的权力运用——甚至以“暴力”为依凭。与力图掌握其他资源一样，“红色经典”的生产、传播因本欲维护或强固政治秩序，而必然要试图掌握或支配话语对象。“红色经典”及其谱系性符号不断充盈于公共价值领域，即是在强固相应的文化选择或意识形态倾向导引。它“规训”此间行动者的政治认同与表达行为，规范其广义政治行为合法性自我审视的运行机制。而且，“经典”内涵的扩展使新、旧话语形成复杂的拒斥或融合关系，甚至会确立相应的社会权力。如“改革是新的革命”之“经典论断”即是一典范性实例。因为“革命”①在中文语境中，“革命”常指称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改造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已渐成专属性“话语”。在相应语境中，革命常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之相随，此类“红色经典”以“去旧迎新”展现一种新伟业如何成为历史洪流的“宿命”。它强固社会发展的“规律”与“道义”原则，并基于此而重塑政治行动的合法性。若此，“革命”对应的由时、势、人物、事件形塑的历史关系必浸透了经由启蒙而成的拯救与解放的集体意识、道德力量与政治立场。而且，“革命”促进“真理”显现的过程，也是“历史”发展之过程。因此，当“改革”之“去旧迎新”意涵融入“革命”，既实现了二者间的“历史关系”无缝隙对接，亦天然地是“革命”之话语权拓展。所以，“改革”既是捍卫“革命”成果，又必定是历史洪流中仍在持续的“去旧迎新”。这样，即便经由时代转换与互译，“革命”仍可为“历史洪流”“命名”，其实施者亦成为相应政治行动的立言者或代言者并基于此而掌获某种主导性的“权力”。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话语的竞争，尤其是后现代阅读观念②后现代阅读观念强调，文本一旦进入读者世界有可能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翻译或再建构过程。的竞争，规范性的“红色经典”文本呈现与商业运作的一些结合，虽可能会使“经典”叙述不断地超脱出原本的规范性和引导性框架，但却可能有助于话语创新能力提升及其文本、符号呈现方式的创新。如在自媒体时代，依赖于既定制度体系和市场经济“合谋”式的支撑，“红色经典”传播似乎能被无限拓展，但其实质内容的非严肃性、非体系化，却又可能导致其规范性的意义“本质”被模糊化甚或是虚无。而且，话语之“陈述”或“叙述”本身亦似乎无规律性的轨迹可寻。但是，即便有前述暗忧，“红色经典”传播及其万千符号各有秋色的“陈述”或“叙述”是“只有想不到而没有做不到”。它亦使接地气的“乡土实践”或狭义空间中仪式性、表演式的话语呈现“一切都有可能”。

四、“红色经典”传播与审视“历史”中的话语共生及其限度

“红色经典”常被“制度性”力量推动着从精英领域向社会世俗领域扩展。意义叙述的循环建构，大众化传播的语词、符号，似乎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一事实性存在的“约定俗成”。它在“大众化”进程中不断吸纳新“内容”，亦被持续进行的“循环叙述”中所使用的“集束性”的语言、符号乃至表达仪式而强固其特质。呈现并试图规引社会思绪变动亦是“红色经典”传播的关键功能性目标。但是，“红色经典”的生产、传播既需要面对其他话语的竞争，又需要与它们在社会心理相互博弈、互激性影响中对其实现“规引”和“共存”。这源于下述事实：

一方面，“红色经典”之“言说”形式虽各时期迥异，亦有对其他话语的回应，但其规定性特质却未根本变化——单极话语权下话语生产、陈述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及其强制的普适性仍客观存在。叙述或言说“规律”“真理”“革命”“建设”“新社会”“新人”等仍是其话语生产、传播的中心环节。复杂历史、社会问题中的“矛盾”“冲突”尤其仍是“红色经典”生产、传播中审美表达的构成性特征[3]。此境遇下，它似乎作为一种元话语，有对于复杂历史、社会问题的支配性的命名权、解释权、主讲权。前述中心环节作为核心概念性的文本话语在公共价值领域的话语谱系建构中具有法律性、权威性、典范性、强制性。它外显为一种规则，规训公共价值领域的所有言说者，并要求他们依据前述中心环节“翻译”“社会剧变”。

另一方面，在现代传播中，“红色经典”之“叙事”亦会正视或“惊艳”其他话语，并与其共生、共融于公共价值领域。而且，除依凭制度因素外，它克服公共价值领域多元化话语间的异质性，又主要是以自身话语权的柔性扩展为基。如它以吸纳其他话语或言说的方式参与话语群的交流、博弈和互融，确立自身何以“存在”之“意义”，以巩固其独立性和价值引领功能。此种境遇下，似乎可平等且多角度地陈述自己的立场、利益并产生新话语群的其他话语的“言说”和“陈述”，却不得不因“红色经典”之制度性“存在”而必须围绕它开放出不同的陈述方式、概念、主题集合并不时修正自身的“言说”和“陈述”方式。例如，市场话语或大众娱乐话语“言说”的“红色经典”即便可能被渗入娱乐或功利性因素，但是其议题设置范围、程度、限度也必定因制度性因素而受到“红色经典”内存的价值诉求的规范、制约。若此，公共价值领域多元话语即围绕“红色经典”的陈述、概念阐释、主题展现建构起相互交结、彼此规约的话语符号网络。这或真如福柯所论：“我们终于可以在数种话语之间描述相互限制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通过对它的范围、方法、工具和使用范围的分化表现其特殊性的不同标记……整个这种关系的作用构成了规定原则，它可以在特定话语的内部允许或排斥某种数量的陈述。”[4]进而，话语群和话语主体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克服并可能和谐地统一于公共价值领域即是建基于前此共生、共融原则。话语共生①本文依学理强调，话语共生状态是没有支配和主宰的平等对话空间，各种话语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建基于平等和理性的对话原则。奠定了话语整体繁荣的基础，“红色经典”话语权的拓展亦因此得以推进。

就纵向扩张而言，“红色经典”传播中，其历史性价值内涵会随语境变迁而不断产生新陈述方式、概念和主题集合。它或当是福柯所论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层累的话语拓展，即一种价值观在时间/历史维度上的纵向传承，并固化为深厚文化心理沉淀的构成性要素。它以赋予“旧”文化“新内涵”而拓展话语权。就横向扩展来看，在社会思想生态体系中，为强固被“言说”时的仪式感、影响力及防止话语权被其他话语消解，“红色经典”开放性地审视其他话语内涉的价值观，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其他话语元素，生产新话语群。此话语再现范式是“红色经典”在自我反思，并检讨自身话语叙述或言说为何僵化和失效以致丧失主题规范能力，是它参与式地吸纳或审视其他话语元素、符号并借此反弹性地陈述自身主题。

但是，前此共生未必定然能化约不同特质的“话语”的异质性，却会凸显甚至是强固公共价值领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弱化“红色经典”的价值导引功能。那么，公共价值领域若消灭多样性和多元性，又何以保持或维系社会整体性的多元？“红色经典”的价值导引难道是服务于消解多元和多样而重塑一种同质性？若此，此同质性重塑是基于社会共识抑或是某类精英或强势力量私性的“个体”认知被强加于共同体，这其间的正当性限度何在？于是，“红色经典”传播中“话语实践”原则再构对回答前述追问就显得非常关键。

五、传播“红色经典”中的“话语实践”原则再构及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

在话语事件的历史累积中，“红色经典”的传播形成了与自身品质相适应的较恒定性的或动态性的文本、符号谱系。同时，文本、符号的历史累积，是“被主流圈子接受并合法化”和“被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是“统治文本生产的条例因素的集合”[5]。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它关涉“红色经典”传播及其审视“历史”中的话语实践原则再塑。

（一）话语实践应建基于文本、符号谱系建构及意义阐释

再现“红色经典”之独创性、典范性的“精神创造”，需建构并完善其诠释性概念谱系。如以“红色经典”传播去论述个体生命实践的价值时——包括“知识”学习和情感体验，其公共价值规引应基于“理想与现实”等文本、符号去展现充满张力的历史境遇，“叙述”或“言说”此间个体生命实践呈现的“艺术性”“现实感”“审美表达”等，凸显个体建基于并最终能超越生理体验的“革命精神”或“建设豪情”，乃至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超越”等生命体验。若此，“红色经典”传播就能促进个体在对历史、现实的不断审视及再建构中进行“观念”的生产。这样，“红色经典”即是公共价值领域中所有言说者重构自身审美愉悦体验的审美对象。它的典范性、独创性展现的审美价值既是实体性存在。

一方面，此“存在”使“红色经典”可依凭其符号、语词谱系的适度扩展，实现价值的“转移”和“置用”，展现其可能会无限接近“恒态”的价值本质。另一方面，此“存在”促进“红色经典”被叙述或传播，被不断抽炼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话语符号以强固或促进其话语权扩展。此扩展使文本、符号“原型”的一种本原性、创始性、共通性的深层范式或精神载体浸透于公共价值领域，并可凸显其不断展现的“动态”的价值本质或基本特征[6]。

（二）话语实践应遵奉“红色经典”自身的“历史化”叙事逻辑

欲指导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整全性社会秩序建构是公共价值规引作为广义政治行动而存在的功能性原则与目标。“红色经典”话语权扩展即意在再现“革命”“建设”“新社会”“新人”“新时代”“梦想”“主义”“真理”等中心环节。它弥散性的浸透，展现了政治话语建构自身正当性之“历史”。这是公共价值规引的“历史化”，是一现代性叙事之历史谋划再现。而且，再现“革命”“建设”等历史元叙事关涉历史伟业之传承。这就需不断建构“红色经典”完整的时空叙事结构，不断更新其话语及符号谱系，以揭示历史“规律”，唯此亦才能最终作用于所有言说者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重塑。事实上，再现“革命”“建设”等中心环节的“历史题材”是现代传播中实现公共价值规引的典范文本，是“史诗性”的“历史”情结再现。

可申论者，中国现代性叙事因与“革命”“建设”“新社会”“新人”“新国家”勾连而成一种“启蒙”形态的历史“洪流”。它与历史终极目的或形而上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主题”相糅合，并在“红色经典”的审美转述中被叙述为形而下的社会解放主题。这决定了当下中国公共价值规引的文本及其话语形式或符号谱系无论如何演进，必深度依赖前此历史（价值）目的论的叙事。于是，“社会—历史”范式支配下的叙述结构，深度地展现“历史必然性”或“历史的规律”的道义力量和价值支撑，即应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文本叙事、符号谱系建构的制度性特征。这似如有学人所论：“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再叙述，就是要“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形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7]

（三）话语实践应凸显对“革命历史”的审美再现

“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8]这构成中文语境下利用现代传播进行公共价值规引时“言说者”阐释“红色经典”的基本“语义”范畴。“解放”之历史目的论的伟大信念使“红色经典”基于“革命”揭示了旧历史、新社会之间在历史发展逻辑上的一致性与承传性，并成为重新审视和规引一切政治行为、历史事件乃至文化观念的新起点。它型构了公共价值引领的理论、概念和实践方式基本内涵及特征。

“红色经典”的工具性价值，即在于它饱含意义的符号谱系是所有言说者理解“历史”指向的根本路径。其中，关键话语者依凭“红色经典”及其符号建构规范的话语叙述系统，引导、调整受众的情感，并对“红色经典”及其符号等进行审美的意识形态化。因此，“红色经典”及其符号应用作为全方位构思下展开的历史书写，亦催生了形塑公共价值领域普泛性存在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如觉醒/蒙昧、个体/群体（阶级）、进步/落后、革命/反动、光明/黑暗、理想/现实等二元对立模式，是有关“意义”呈现的基本结构、法则。它亦是形塑公共价值领域关键话语者认知历史、时代与社会的基本方式。

需强调者，现代性叙事形塑了中文语境下“红色经典”传播及符号运用的传统或基础性背景。它自其始就指向民族国家或阶级解放或人类自由的宏大目标而建构了充满张力的叙述情境。“现代性作为从启蒙运动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逻辑，其核心成分即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9]例如，“革命”需区分“敌”“友”之首要问题即是典型的绝对的二元对立话语形式，亦是一永恒性提问。此提问深潜着“矛盾永恒”的世界观、方法论①可申论者，现代性叙事中隐含的二元对立或是认识论范畴中的相应争论的再现。如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再如对“异化”的讨论中，后者以唯物主义辨析和解释主观世界（精神意识）与客观世界（物质存在）、主体（自我本体）与客体（自然客体）之关系及由此衍生的多元对立性，并强调诸关系在对立基础上的统一。。进而，在进行公共价值规引时，“红色经典”及其符号谱系呈现的“肯定”或“否定”必关涉如何叙述“革命”“建设”的历史洪流或当下伟业，以及其间各类政治行动者或“事件”关联者的生存状态、精神追寻。它展现的集体性浪漫情怀主要建基于对现实不合理或不合情的尖锐且彻底性的道德批判或辛辣嘲讽，并展望革命、建设的愿景，亦是摆脱现实束缚与奔驰于未来的想象之间产生精神联系。它是一场目的性与超越性、形而下与形而上双向互动且充满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系统化运作②本研究基于现实是残酷之经验事实，强调“政治”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会充满张力。因为，“政治”之本质会凸显实用理性精神和功利主义效应的价值取向，“浪漫主义”之本质则凸显超越性、理想主义。而且，“浪漫”涉及一种生存状态的终极皈依而更多是精神价值取向问题。它与政治融合势必将精神问题具相为实际的存在论、实在论并最终遮断对“精神价值”的终极追问。。

（四）话语实践应凸显“革命历史”审美的大众化

“大众化”“化大众”——两差异性语词因核心语义“大众”而具有“家族相似性”特质——是公共价值规引中针对受众而言的一种功能性的言说机制和方式。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对“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之关系的揭示深度地植根于思想史叙述。因此，“红色经典”及其符号谱系作为一种“言说”弥散于公共价值领域是“语言王国”与“现实政治”的双重浪漫主义的精致融合。这有助于公共价值领域避免某些单个语言元素或表达理念在审美价值上的不完整或不唯美。而且，多元符号形成谱系化的表达实践，使“红色经典”传播及其符号运用被目的性地植入谨严有序、完整周至且常突出“大众化”“化大众”的生态性的逻辑体制。例如，鲁迅曾言文艺大众化必须有政治之力的帮助[10]。再如，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习近平于2019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皆是话语演进史中里程碑式的“言说”事件。它不仅是“政治之力”的结晶，更是意识形态的“典范性”导引的实际“再现”。

这说明，“典范性”的“大众化”或“化大众”及其机制，常是将言语、符号、文本与实践相联结，并与革命、建设等“历史”融为一体。若此，“红色经典”传播及其符号应用在公共价值规引中就非是简单“言说”事件。它是经过语词、文本、符号的话语运作实践，确立政治行动者在政治革命或社会运动中的主体性或非主体性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行动准则。此间，关键言说者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引既创造新语词及其符号、文本，也饱尝意识形态的斗争/竞争的“磨难”③“红色经典”之肯定或否定实关涉话语竞争不同言说者之间潜在的且似乎难以弥合的深刻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殊异，这使公共价值规引容易深陷一挑战性的基础背景中。如仅就呈现而论，民间话语演进或更注重言语、符号实践产生的多元且多样的体验式快感，但主流话语恰恰警惕并忧虑此种实践会在时间累积中消解它们时常纠结的意义秩序。“红色经典”的文本、符号的一体化、谱系化与其在生产、传播中所需的多元呈现样式之间的张力凸显，折射的恰恰是前述紧张。。这势必要求，“红色经典”在现代传播中其“化大众”的文本、符号在“大众化”之目标框架的规范下，因话语竞争而必须能有效容纳、汇聚多种言说方式，如民间风格与精英元素的浑融、民族化风格与无东西之分的新技艺的综合、通俗化表述与高雅化旨趣再现通融等，以促进“历史”审美的大众化。

（五）语词、文化符号运用实现精准表达与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

传播“红色经典”是影响受众心理活动和认知变化的大众化传播行为。若此，不能准确把握受众对“信息”的诉求与接受心理——社会转型期受众观念与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且理性，常是传播“红色经典”易出现“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的主要诱因，尽管必须承认一些“故意而为”的客观存在。语词、文化符号运用实现话语精准表达应是避免出现前此现象的关键。

首先，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转变，新文化符号、语词的应用，都不能脱离或违背于“红色经典”原本依凭的“历史现场”及其内含理论命题原有“问题意识域”。这要求，研究和传播“红色经典”，应将客观真实原则和辩证法融合于对历史事件、人物、深刻理论洞见的“再审视”或传播。这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论，现代社会中语言交换和文化符号使用，不仅是信息交流或传达，更常是个体、阶级间的权力、资源及社会影响较量、竞争的关键环节。事实上，“话语实践”中的语词运用和符号表达策略选择从未远离政治、经济场域，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参与社会权力的较量。它是依赖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进行“话语”实践的必经过程。因此，话语实践不能实现精准表达，会使“低级红和高级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嵌入文化场域并发挥其相应功能和效用。而且，当文化资本①学界常约定俗成地将文化资本界定为文化生产中积累的劳动，并强调知识和价值观、文化艺术实物以及教育文凭等是其存在的不同样态。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并列且相互转化时，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就会对传播“红色经典”产生深度影响。

其次，叙事方式转变或语言策略运用改进，应避免滥用反讽，力戒简单、庸俗，或过度夸张，或过度艺术化；避免对深刻理论洞见或严肃文艺形象进行简单化、庸俗化的“议题设计”或“意义附加”。因为与“新中国文学阅读史”的演进类似，时代演进使多数国人“阅读”“红色经典”，已从“欣赏”“接受”转化为“消费”。他们“感受”“红色经典”正从注重自我体悟和文化共鸣，转向重新审视“历史”，进而倾向肯定“阅读快速化和及时化的价值”[11]。而且，经典阅读也已发生内容多元化、载体多媒体化、读者分众化等变化。阅读和接受“红色经典”需直面下述挑战，即人们阅读经典正从精神阅读转变为物质阅读，甚至是功利性阅读，是私性化行为②详见陈香《30年中国流行阅读史：精神之痒》与王洪波《思想阅读30年见证30年思想和社会变迁》，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23日。另参阅该报同期刊发的文章，韩晓东《谁走在谁前边——国人阅读30年》。。若此，文艺消费是“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精神层面价值和商业层面价值，并挖掘该作品的非商品消费价值，以此来创作更多不同类型的文艺产品、文艺服务和其他文艺项目”[12]。然而，文化“消费”的合理性、必然性虽应被尊重，但是，“红色经典”欲实现其“教化大众”的“大众化”传播，就唯依赖于话语实践中的精准表达才能准确把握受众对“信息”的诉求与接受心理，并避免出现文学阅读中存在的类似“低级红和高级黑”的现象。即“商业趋利主义导致文化消费的‘伪大众’与‘精英偏至’”，“后现代享乐原则催生出的‘玩’与‘性’的畸形文本”，“大众传媒的感性介入方式加速了文学的精神消解，致使大众文学中的形象蜕变成为纯粹的直观和非体验的反美学表演”[13]。唯此，传播“红色经典”中易出现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才可能被极大地限制。

此外，“红色经典”的传播者或言说者皆应深度学习“历史”，体悟“红色经典”的价值内涵，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存量，强化自身文化信息供给能力，改进“红色经典”“再创造”的实践方式。而且，其话语实践应受政治规范制约。例如，他们需切实领悟下述价值规范，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4]。“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5]。这也是传播“红色经典”的“话语实践”欲实现精准表达以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应奠定的价值观基础。

六、结语

“红色经典”的生产与传播，是在经历岁月洗礼后的“自然选择”，或是制度化的大规模地重建、再造、修正后而拥有绝对性的话语言说权。它将历史选择的文本寓意建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预设叙事，糅合于乡土中国与现代革命的互动中；将“公理和正义”的民间信仰与现代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类解放的理想融合，实现民间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而且，若与“启蒙”相关的社会主义之实践是现代性方案之一[16]，那么，“红色经典”传播纵便有瑕疵，但它却能在叙述历史洪流或当下伟业时，将“现代性”质地与本土“革命”之本色无缝隙糅合。这亦是“红色经典”传播能规引公共价值的正当性依据和现实基础。

它弥散性浸透于公共价值领域，不论其传播样式或语词、文本、符号谱系如何更新并扩展，其本质即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宏大现代性叙事的延展。其“话语”实践作为广义的政治行动，已超越救亡图存和克服资本主义问题，是基于对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上的社会秩序设计的理解和政治认同，而将对正义承诺的践履转换为可进行简便操作并根本解决问题的社会动员。而且，前此糅合因它必须持续性地回应现代性的深层问题，而促使“红色经典”传播必然以实现“大众化”和“化大众”为目标。“红色经典”传播的此种功能生成机制，又决定了它“天然”地是公共价值领域及其符号谱系更新的经典性皈依，是其后续演进中必需依赖的且较适宜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

但是，公共价值领域绝非仅有单一性话语存在，它亦需维系自己作为公共领域里的多元话语竞争的和谐统一。所以，“红色经典”传播的“话语”实践原则再构就应突出下述要求，即它既需在话语竞争中持续性地吸纳其他话语元素，更需在“革命”语义的艺术审美中把握静态或动态经典的本质，凸显自身的“历史化”叙事逻辑和传播中的大众化审美维度，以增强“经典”的本土性、时代性和原创性，并应在传播“红色经典”时坚决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