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陈芳清歌+赵伯飞

摘要：“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们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道德理想建构了“红色经典”文学这种文学艺术样式，虽然其中充满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但正是这种内在矛盾与张力，使其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政治与审美价值。历史不能割断，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红色经典及其审美特色，通过对其文学审美的人本性解读，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所蕴含的深厚的、特有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学审美；人本性；政治意义；审美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114-04

“一个词语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利。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这里的“群体共识”指的便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理性。政治理性形成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发展进程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里社会上流行的政治理念和态度，揭示着整个民族群体的普遍政治心态。“红色经典”文学正是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理性即“红色理性”的影响，将“人性从属于阶级性的理念非常突出地体现在表现革命历史的文本中。这些以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宣扬了在阶级性面前，人性要无条件让位的思想。”[2]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阶级性曾经被放大，不容置疑地被定为人的本质属性，从而产生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冲突，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对“红色经典”文学这一矛盾与冲突作一粗浅的人本性解读，进而阐释“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

一、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在经历漫长的革命战争后，伴随新中国的建立，“斗争”、“革命”、“枪杆子”已成为我国新的时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理论概念和实践标准，“红色”和“革命”也已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型话语和基本叙述原则。“红色经典”文学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了，成为在政治和思想意义上适应“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学作品。“红色理性”是“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等。而“红色经典”文学中赞扬的人性正是在“红色理性”制约影响下的人性，因而，必然会产生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1.政治理性是人性的表现形式。“政治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是受人的政治目的和意志所支配的精神活动及在政治生活中按一定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运作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能力。”[3]其中，政治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社会组织形态中，由于还未产生一定的阶级制度和等级之分，所以早期人类的政治理性是以追求生存、自由、真善为目标的政治理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对自身内在本性进行约束，政治理性以规范社会政治生活作为目标，法律、规则成为政治理性约束政治生活的工具。

而人性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在满足自我生存需求的前提下，对所处环境的关照，它取决于人在群体生活中逐渐演化出来的生存智慧、价值取向。美学中的人性分别为善恶两面，善的人性在行为上表现为善良、宽容、慈爱等，恶的人性则表现为自私、贪婪、残忍等等。在人类群体内部成员中，由智能优越的成员制定实施一定规则，从而影响着其他人类成员，这是政治理性对人性产生影响的表现。它扼制人们对群体内部成员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强调和追求展现真善美。同时，它往往也促使人们对群体外部人员呈现出一种敌对或漠不关心的状态。由此可见，政治理性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人对自我追求的表征，目的是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提高主体的生存状态。

2. “红色经典”产生时代的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提到“中国的问题离不开武装解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4]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红色理性”。它属于政治理性的范畴，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理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指导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性，并直接影响当时社会文学的发展，是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原则。

“红色经典”是红色理性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的直接实践，当时，大多数“红色经典”创作者因为长时间受到革命战争的影响，心理上具有强烈的红色理性的倾向。创作者们力求将我方革命者传奇化、敌方妖魔化，从而衬托出小说所要表现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塑造出的小说人物，基本不存在中间人物。此外，主题先行决定了人物的塑造，所以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传奇性的特点，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孤胆闯敌穴，智擒顽匪……由此可见，“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具有一定共性，小说作者在塑造出了一个个无私忘我、不畏艰险的鲜活英雄形象时，一方面尽可能放大他们善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尽可能缩小其恶的人性，从而淡化英雄人物的世俗幸福，扼制人的一些基本的情欲本性，这时的“人”便少了一些真实主体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宣扬红色精神的人物范本。

产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政治理性在相当程度上遮盖了个人人性，人成了某些社会规范的载体。在这种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中，受到“红色理性”影响的创作者，从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当时的社会责任出发，采取模式化、集中化的处理方法赋予小说人物政治灵魂。英雄人物的形象也确实存在被过度拔高，英勇善战、大公无私、不怕牺牲、没有精神危机成了英雄们的基本特点。在朱老忠、江姐、少剑波、杨子荣、许云峰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们外表高大、眉宇中正，具有崇高的阶级性的政治道德，已经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模板。这种处理方法造成了作品中“人”性的某些失落，这里的“人”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具有本我的人，是具有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与欲望的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体……”[5]正是这种“红色经典”中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使“红色经典”文学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二、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矛盾与张力

在“红色经典”中，人性中个人的爱恨情仇大都被认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应有的情愫，而高尚理想的人性才是一个英雄人物应具备的。“红色经典”文学创作者一方面基于革命历史事件真实，从中寻找英雄典型，另一方面对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在强调人物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斗争的不易与艰辛时，进一步拔高了英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具有强烈目的的夸张的艺术处理手法，也导致了“红色经典”文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构性，人物也容易缺失“人”的真实主体性，从而产生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1.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内在矛盾与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红色经典”文学曾遭到是否具有其历史真实性的质疑，有些人完全站在所谓真实历史事件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文学进行评判。然而，文学艺术不是历史史实，更不是历史原貌，而用历史真实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有悖艺术创作规律。

在一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题材是否“政治”决定着作品的艺术价值。所谓“政治题材”，“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6]这便要求创作者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对作品故事及人物进行“政治化”加工，即事件“夸张化”、人物“红色化”。《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为了突显剿匪小分队的英勇神武，将顽匪由20位增长到了200位，将原本的战士人数由6位增长到了20位。6名战士剿匪20人固然是以少胜多、以智斗勇，而20名战士与二百名顽匪的数量对比更能体现出我方战士坚强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曲波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家在宣传烈士事迹时为何要作这样的文学处理？这是因为在那个强调“政治第一”的历史环境下，文学、教育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曲波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家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革命激情燃烧的党员干部。他们的职责和心愿，就是为了记录残酷的敌我斗争，用英雄精神教育青少年。所以，在“红色理性”至上的社会大环境中，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矛盾，这不仅在情理之中，也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

曲波在写杨子荣牺牲章节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情感，所以他将《林海雪原》的结局写为杨子荣并未牺牲，剿匪胜利后担任了团侦察参谋，又和战友们踏上了新的征程，但现实生活中，杨子荣在消灭“座山雕”几天后便因为胸口中枪牺牲了。小说中杨子荣的“不死”一方面寄托了作者的个人缅怀战友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是将英雄人物“神化”，让其保持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此外，小分队的战士们在东北零下40多度的恶劣条件下还能生存6天6夜，这已经是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行为，不可能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轻而易举，所以这一切都是将作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艺术虚构，这种艺术虚构，是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而展现出的人性美和崇高美。

2.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理想的人性是个体的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达到的平衡，是单一的美善人性。席勒将人性分为三种形态——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政治的人），因为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描绘的理想国度都闪耀着理性光辉，比如柏拉图《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陶渊明《桃花源记》——追求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大同社会。由此可见，理性的人是人性追求的最高层次，是理想的人性。成为审美的人是将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的唯一途径。具体来说，人性冲动分为感性冲动、理性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是对周围物质的直接反映，是客观实在的；理性冲动是要求绝对的理性，要克服物质存在的盲目性，使人性获得最大的自由。当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二者在人身上同时作用并达到统一时，游戏冲动便产生了。席勒认为只有在游戏冲动中，人才能克服外部世界和内在冲动的片面性，达到和谐完善的真正的自由，从而产生审美。因此，美其实是人类主体的一种状态，是人性达到完满统一的理想状态，同时，美也是独立人性的自由追求。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红色经典”作家在对“英雄”的认知上，相对忽略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往往把人的感性当作本性，并对其表现出排斥与逃避的情绪。《红旗谱》作者梁斌说：“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7]对此，创作者直接的行为是在描写人物时，对其斗争事迹进行夸张叙述并突出描写其政治品格。《红岩》中的江姐看到悬挂在城墙上丈夫的人头时，强忍住泪水，内心更多的是一种自责情绪。此时此刻，她心里挂念的是党交给她的任务，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流露出内心的痛苦，没有权利在这里逗留。江姐面对自己心爱人的牺牲是异乎寻常理性的，她的理性和意志完全控制住了感性情绪，甚至会羞愧于自己因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悲痛。如此的英雄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的儿女私情、天伦之情的，他们心中只有为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豪迈、自信、英勇。这样的人性是理想人性，这里几乎只剩下一个毕生只追求政治理想的人。在这种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矛盾与张力中，英雄人物的完美性、理想性压倒了现实中的人性，这既使人们肃然起敬，但又似乎缺少了人们的某些认同。

综上所述，“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们受到“红色理性”的影响，并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理想建构了“红色经典”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艺术样式，虽然其中充满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但亦正是这种内在矛盾与张力，使其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三、“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文学在“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得到了最为广泛而有力的传播，它对整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是其它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8]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乎国事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旨趣，塑造了一系列‘兼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时代的典型，强烈而集中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投身水深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历史洪流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它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的当代再现，也是自古以来崇尚英雄的民族审美观的集体展现。”[8]因此，“红色经典”文学中蕴含的政治理念和审美态度，使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具有强烈的、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1.“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红色经典”文学记录了战争年代和新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经历和历史进程，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先进文化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具有极大的政治教化作用和励志作用。它是从我国民族的、历史的丰厚土壤中产生的，凝结着创作者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这种强大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它使革命者时代精神透过文本的中介表达而显得更为集中、形象。“红色经典”文学为特定时期的人群建立了强烈的认同方式，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以及道德教育均具有重要的历史的时代意义。

历史不能割断，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红色经典及其审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历史上涌现的英雄，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英雄，了解究竟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红色经典”文学所传达的红色精神，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化作用。对于现当代青年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青年人，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直观地接触那段历史、了解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了解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从而深刻地感受到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感受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红色经典”文学所具有的励志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励志意蕴超越时空，不仅仅有助于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忠诚，更能促进一个人形成正确的人生信仰和终生操守。从空间上讲，在作品中，杨子荣的智勇深深打动了他的战友，独身进入威虎山并成功剿匪成为连队的革命楷模、渣滓洞中的狱友纷纷表示自己被提出去审问的时候，心中总会想起勇敢、坚强的江姐，她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在作品外，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被战士们为革命理想献身的精神所感染，纷纷将英雄们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模仿着故事中英雄人物的言行，以革命精神为指导，在实践中克服自身缺点、不断追求思想觉悟和行动进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虽然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但是经过她对周围先进人物的学习和对自我的深深反思，最终克服自身弱点，在革命斗争中寻找到了个人生命价值。此外，从时间上看，由于革命战争结束不久，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最能激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政治热情，这是一个时代的信仰，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对于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今社会，“红色经典”文学可以为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和精神价值，它蕴含着超越了历史时空的政治价值，带给人们深远的励志意义。

2.“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审美意义。“红色经典”文学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结晶，是“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扩展。“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通过创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达到审美升华，同时对人物形象进行生动、立体、多面的审美塑造，从而表现“红色经典”丰富的审美意蕴和价值作用。“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意义一方面表现在其所传递的“革命必胜、不畏牺牲、追求生命意义”主导品格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多样化的艺术路径上。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有着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和果敢镇定的气魄，他顶住别人质疑的压力，挖通监狱墙壁，为战友们打开了一条通往光明的暗道，但他却没有自己使用。相比之下，叛徒甫志高贪恋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安逸，最终叛变了革命，从反面衬托了英雄们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都被描绘成无私无畏的革命忠实信仰者，从外貌上看，男性英雄人物英勇魁梧、浓眉大眼；女性则端庄大方、机智聪明，男性强壮化、女性男性化是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而反面人物则往往是尖嘴猴腮、面露凶光，这些反动反人民的本性从其丑恶的外形上便可得知。“人物从出场时就被归类和划分，分别贴上了两个阵营的标签，政治身份已经决定了身体的外形和姿势……身体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创作者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借已形成‘符号的身体而注入了意义与价值。”[9]通过正面描绘或反面衬托所要表现的英雄精神的崇高是“红色经典”文学所要表达的审美内涵。虽然，其中存在一些片面性、极致化，但这种简单朴素的美学观念有着深厚的群众适应基础，通过史传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中可知，明君贤臣、良将义士在京剧中总是用红脸（赤胆忠心）、蓝脸（刚直勇猛）或者黑脸（忠心耿直）等颜色表示，而白色则用来表示阴险狡诈之辈；而绘画艺术中，为了突出帝王将相的德高望重，他们往往在人群里会被画的更大一些。红色经典正是通过对小说人物一正一邪的对立描写，突出了文学作品追求崇高的审美内涵。

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文学是中国式的经典，蕴含了特定时代下的创作者对中国文学付出的努力。在创作过程中，许多作品都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升华，最终将“史实”转变成了具有审美价值的史诗巨作。还有部分作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提炼人民的真实情感而进行创作的。比如《红岩》是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改编的、《林海雪原》是以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为基础、《铁道游击队》记录了“鲁南军区铁道大队”的事迹、《红色娘子军》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由此可见，“红色经典”文学是一批历史事实经过审美升华获得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典范。此外，对叙事结构的审美处理是“红色经典”文学创作的另一艺术路径。每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内容都是丰富而特殊的，怎样将这些凌乱、松散的写作素材完整地串联到一起，成为一段有序的历史叙事绝非易事。创作者们需要通过纵向和横向交织叙述的方法，将素材整理成几条并联的线索。《红岩》“作者在复杂的斗争中整理出三条线索：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狱中斗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他们所领导的城市运动、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10]这三条线索互相紧密交错，共构故事脉络。在以上几点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红色经典”文学艺术路径上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性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4、5.

[2]陈自然.人性的变异与失落——“红色经典”的一个误区[J].作家杂志，2013，（3）.

[3]何颖.论政治理性的特征及其功能[J].政治学研究，2006，（4）.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35.

[5]徐国纶.评《改造》[J].人民文学，1950，（2）.

[6]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9.

[7]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J].人民文学，1959，（6）.

[8]于海娟.论“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D].辽宁师范大学，2007∶1.

[9]陆绍阳.“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修辞策略[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1）.

[10]贾立敏，李芳欣.论《红岩》的审美价值及其励志意蕴[J].语文建设，20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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