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鑫

（1.中央团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北京 100089；2.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科研管理处，江西 吉安 343600）

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20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生动实践，充分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具有的强大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思想内涵、理论创造与理论贡献等更是被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形成了许多理论成果。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前有三种理解倾向：一是将其看作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二是认为该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史观的核心思想，是它的当代体现；三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认为该理念是“天下大同”观念的当代表达。总体来看，这些理解倾向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深刻理解该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创造及其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可为推进该理念的研究作出贡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表达了人类命运一体的既有状态，同时更传达出人类和睦共处、实现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简单等同于“地球村”“全球化”，更不能等同于“大同世界”，它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有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亟待阐发。要深入理解这一概念，领会该理念的丰富内涵，应认真甄别、辨析“人类”“命运”和“共同体”三个关键词。

（一）准确把握“人类”概念

从“人类”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对以国家、民族和地域为视角的思维方式的超越。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必然面临国家这一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将会长期存在的现实境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国家的存在，它的价值追求要求国家在功能定位上发生历史转变。对内，国家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中去。对外，国家更不应成为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工具。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更不能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权、霸凌、霸道。单边主义没有出路”[2]。在人类命运一体的时代，“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3]。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赢发展新秩序，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国家功能的转变还仰赖于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的积极引导。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人的“类”本质，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组织需要积极转变角色、重新定位功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个别国家在单边主义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这些国际机构和组织不应成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工具，而应成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与引导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捍卫者。唯有如此，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美好时代才有可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二）准确把握“命运”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表达了人类命运一体的必然趋势，但它更强调世界各国人民和睦共处、共克时艰的积极心态和主动作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命运”可以从利益、责任和发展来理解。

首先，共同的利益是让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史业已表明，零和博弈、冷战思维无益于化解本国危机，更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人类进入命运共同体，需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世界各国要形成大利益观，相互精诚合作，共同应对这些风险和危机，积极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其次，共同的责任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竭动力。面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与日俱增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曾在多个重要场合发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前途在那里”“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等时代之问[4]。他深刻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5]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各国共同承担人类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最后，共同的发展是实现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保证。捍卫共同利益、践行共同责任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当今世界，实现共同发展仍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矛盾和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个别国家倚势自重，用政治手段干涉和破坏市场自由公平规则，动用国家力量围猎、遏制他国技术发展，成为妨碍人类共同发展的绊脚石、阻进器。另外，要实现共同发展还需正视发展路径。“现代化不是单选题”[6]，它没有固定模式，必须承认和尊重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中国不简单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更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愿意与他国分享发展经验，愿意为他国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三）准确把握“共同体”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寻求突破，引导形成更加“默认一致”的国际关系和更加“和睦”的世界秩序。中国历来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要相互尊重，共同享受尊严，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7]。同样，我们坚持认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共同体不是“铁板一块”，它并不否定和消除个体差异，相反，“和而不同”、承认差异正是共同体构建的前提和基础。各个国家“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同时它们“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所谓“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个成员的权利不受侵犯，这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责和使命[8]。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创造

习近平多次发出的“时代之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的重要关头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我们党反思的最新理论成果。要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该理念的理论创造，应该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即从其对世界史观的延续和变革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的基本判断

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的重大时代判断，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对世界历史到来的必然性作出科学判断。生产不断扩大、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9]。19世纪中叶，交通还不够便利、世界历史还未充分铺展，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言“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将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10]。当今，交通的极其便利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世界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深入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11]。世界各国人民已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狭隘的眼光和孤立的思维已不合时宜，人们必须用世界眼光、互联网思维来重新审视和应对命运一体的世界格局。

资本推动世界历史并深刻影响世界格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资本构建世界历史的核心逻辑。资本引起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将其推广到整个世界。资本“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深刻分析了资本对其他文明的改造功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3]这一双重使命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完成的。其中，自觉的是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的贪婪掠夺，“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14]；不自觉的是资本的文明功能，英国人殖民统治犯下的罪行破坏了印度原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并为一个新制度、新世界的诞生创造物质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5]。资本推动了世界历史，并在世界各地实践它对世界的改造功能，这种状况并未随时代改变而发生动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资本主导和塑造的世界格局、世界秩序下提出的，但是，它的提出预示着要用一种新的历史观点来看待世界和时代的变化，它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变革过程中的大事件。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的重大创新

人类历史具有客观性，历史观是人类对客观历史的主观反映，因此带有不可避免的阶段性和局限性。现代史以来，世界历史就是以资本现代性为主导铺就而成的，展现的是资本全球扩张的进程。以此为对象，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深刻揭示了资本塑造的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总体来看，资本的世界史呈现出一幅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世界图景。一方面，资本集中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它整合了各种发展要素，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将世界整合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有机整体，其不断累积要求有高度的确定性和可操控性；另一方面，资本世界却又呈现一系列非理性特征。“两极化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规律”[16]，它到处造成分化与失衡，并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资本的逐利性和个体性、市场失灵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不断叠加，使本就充满风险的资本生产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岌岌可危。无组织性、不确定性与日俱增，资本生产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这些非理性特征消弭了资本的激进锋芒，使之趋于保守。激进的保守势力令资本的世界史转而走向它的反面，走向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当前，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明显的分裂态势，而一向以改革先驱自居的英美两国，一改激进变革的面目，纷纷沦为全球资本积累的保守势力。英国“脱欧”、美国的全球霸凌，反映出资本主义防止其“固有”利益为他人“攫取”而采取“自我保护”的扭曲心态。这股保守势力如今已演变为世界历史向前推进的主要障碍，如美国为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任性“退群”，给国际组织的正常运转造成障碍，也不利于世界的和谐稳定。资本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维护者，转变成为反对者和破坏力量，这便是资本异化在当代最显著的形式。资本从经济全球化的引擎沦为反全球化的“斗士”，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盛行，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进程。这些都表明传统全球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除资本的自我异化外，资本的全球史同样受到来自外部思想诸如东方主义、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一直以来，西方社会试图将其现代化道路描绘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并“泛化实际上在历史上、文化上和地理上都是独特的分析和代表制度，这是它为确立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统治努力的一部分”[17]，这一尝试受到许多学者的反思和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和解放，标志着殖民时代的结束。然而，资本的世界史使后殖民成为常态，并引发东方社会、后发展国家的深刻反思。以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出生于东方的学者，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来反思、审视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深刻揭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提出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他们认为，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供他们研究、展览、叙说的对象，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其真相业已被掩盖的对象。因此，世人所了解的东方乃是西方人言语当中用他们的价值观解构并重构了的东方，是被虚构、被歪曲的东方形象[18]。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并未随殖民历史的终结而消失，相反，西方相对于东方的那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姿态仍随处可见。文化上殖民根源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资本的全球铺展在本就不平衡的世界格局上造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在其所到之处造成两极分化，并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矛盾转嫁给了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除造成两极分化外，西方社会还将西方的发展模式塑造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主义思潮首先在拉美国家兴起并蔓延到其他地区。从拉美型发展主义到东亚型发展主义再到西方发展主义，它揭示了西方借助发展话语塑造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实现资本全球掠夺的意图。发展主义思潮揭示西方极力兜售它们的现代化模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图，即要用它们所谓发展来引导形成有利于西方发达资本的世界格局。

资本主导的世界史裂痕日益明显，业已走到分崩离析的边缘，人类正处于从世界史向新的人类史发展的过渡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告历史的转变，推动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从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历史转向人类共同价值为主导的世界历史。旧的世界史观展现了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和逻辑，从政治角度来看，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全球扩张的历史和逻辑。在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向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转变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当了阶段形态、过渡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否认国家的现实存在，也不否认生产资料的私有状况，它推进了世界史观的重大创新：对于国家的观念，它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19]；对于国际关系定位，它用平等互助、合作共赢代替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相对于以资本为核心推进世界史的单线发展、一元逻辑，它持多向度的、多元模式的发展观念。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人类历史转变的美好图景，也预示着人类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20]我们只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总体趋势中，才能把握其深邃的思想、识见其创新的高度。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将促进实践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总结、凝练而成的智慧结晶，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它又为中国乃至全球治理实践提供重要指南和根本遵循。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遭遇危机尚处于艰难复苏当中，新冠肺炎疫情又令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人与自然矛盾凸显，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事件频发。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亟待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新审视和应对诸种矛盾、化解危机。

（一）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

习近平深刻指出：“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21]人类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物质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但是没有解决世界各国和人民贫富分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反，资本、技术、文化的集聚效应令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除国际不平衡外，还普遍存在着国内不平衡和群体的不平衡。有研究表明，“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持续上升，加剧不平衡问题[22]。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贫富差距。同时，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在应对疫情与重大风险的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于贫穷国家来说，他们更容易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赤贫、返贫。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亟待世界各国共同应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荣辱与共、和谐共生。保障人民的经济利益是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中国是人口大国，实现中国人民脱贫奔小康必然为人类整体脱贫、实现共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2013年11月，习近平考察湖南湘西，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多年来，我们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到精准管理，细致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20年底，我国用8年时间实现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该倡议倡导“五通发展”理念，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24]。“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世界多国的积极响应。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5]，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往来，解决并带动大量就业，为人类早日实现共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二）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安全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人类也通过实践不断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在如今人类共处地球村的时代，人类生存的安全水平已经有了极大提升，但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时刻都有可能演变、激化为军事摩擦、军事冲突；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金融安全、疾病灾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越发凸显。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不是某个主权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它具有显著的跨国性、全人类性，时刻考验着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能力和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是深刻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场疫情在全世界肆意蔓延，任何国家的单独力量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疫情，只有各国人民暂时抛开国家、民族的一己之私，不推诿、不退让，站在全人类发展的立场，精诚团结、携手共进，才能从根本上战胜疫情。“我们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26]人类已经来到新的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是固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错误道路，还是走开放包容、多边主义的发展道路？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面对疫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积极应对，已经取得抗击疫情的重大胜利。同时，我们一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疫情信息、向全世界分享抗疫经验，带头研制疫苗，并表明疫苗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后，将把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截至2021年3月，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向80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27]。足见，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

（三）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必不可少的自然环境。长期以来，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利益导向的制度设计指导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牺牲了环境和大量的资源来实现西方式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全球工业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发达国家将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迁往后发展国家，实现转嫁环境赤字的目的。同时，还有个别发达国家以损害国家利益、弱化国家主权为由退出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企图让世界人民为其环境赤字买单。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既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得不到本国人民的拥护。

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着生态环境的状况。人和自然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能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决定着生命共同体的存在状况。“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28]“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应对环境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转变观念，坚持先行先试，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用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率先垂范，下大力气治理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一直受世人关注的环境问题，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同时，中国政府还郑重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9]。环境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容小觑。我们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把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才能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再次呼吁全世界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30]。我们坚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全球治理一定能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