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家贤 郭玉伟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中创立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个发展过程看，历史唯物主义经历了三重语境。第一重语境：通过“哲学信仰清算”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重语境：通过“政治经济学”诠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形态的转换，使历史唯物主义最初概念、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具体化，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生存、发展的规律；第三重语境：通过提出“历史合力论”完成了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洽，使得上层建筑中那些隐含的、不被重视的观念范畴显性化，使国家、市场、社会等观念备受关注，从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包含重构、辩护、保护、解构等视角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但当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时①，仍能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常学常新”的意蕴。

引 言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作为新社会制度出现的时代。这时，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用再依靠商业资本和国家权力去打开市场，通过产业自身的力量就开拓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商品经济渗透到国内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传布到世界各地。”③资本主义在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和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公正；资本主义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公平； 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和垄断的出现，等等。

那“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就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解答“历史之谜”④和资本主义“往何处去”⑤的问题。马克思之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对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探索，但他们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从而“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⑥如，黑格尔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因此，黑格尔哲学“即便描述了整个世界史的过程，归根结底始终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并不包含现实世界。”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⑧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⑨这种“新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⑩，“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⑪这种“新唯物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传统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在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⑫作为阐释“整个历史”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作为阐释“个别时期、个别国家”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可见，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方法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经历了从“哲学信仰清算”到“政治经济学”诠释，再到“历史合力论”的三重语境。

第一重语境：通过“哲学信仰清算”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⑬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进行了这种抽象，明确将他们的理论界定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⑭，发现了“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⑮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实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根本路径： 回到所处的“生活世界”当中，并且从这个源头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出发阐明知识的由来。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⑯。在《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陷进行了集中的批判。《提纲》虽然只有短短的11 条，但却搭建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框架，明确提出实践的观点；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⑰强调了新世界观是“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2.《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表达。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引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重要范畴，“把它们作为制约人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范畴而特别加以研究。”⑱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⑲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⑳，人们“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同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词语来阐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生产力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就能实现这一阶段历史的进步。反之，就会阻碍历史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变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3.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剥削和压迫。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用生产关系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商品论→货币论→转化论→剩余价值论→积累论这一经济学批判的基本体系，并成为其后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立了所有社会变迁的一般机制。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把社会的静态与动态统一起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分析了社会生产、生产方式以及区分社会的标志。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包括一种独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模式；在经济基础上，出现复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及特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对每种生产方式而言，生产关系起初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然后，它们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又开启了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在财产权方面的法律表现）受到挑战；而任何由此导致的经济基础的变革，早晚都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大体说来，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经历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个时代。可见，把生产方式描绘为“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内形成目前发展方向的原因，而不是强调刚性的或决定性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联系。”而用社会形态的变化表明，社会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圆圈，社会形态的演进是有规律的。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这种一般分析“不包含关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要想把握住一定的时代，“我们必须研究这个时代的经济体制——生产、分配以及交换规律。在此之后才能弄清这一时代的阶级构成、它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后，便着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第二重语境：通过“政治经济学”诠释，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形态的转换，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生存、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目的不仅要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而且要研究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发展趋势。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境“提供了衡量人类进步的尺度”，也提供了总体原则，即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生产的现实物质事实中”发展出来新的“范畴”，去描述资本主义体系中确切的经济关系； 必须通过新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框架去洞察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内在本质及内在规律，去把握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变革，理解其本质和发展趋势。因此，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使唯物史观的具体化成为必然。

1.《哲学的贫困》中，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实现具体化。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经济学，专注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本质的挖掘和研究”，深刻阐明了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奠定了建立自己价值理论的基础，从而“把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唯物史观更加具体化了。”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要想知道为什么不同的原理会出现在不同的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在《宣言》中历史唯物主义“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这种应用主要表现在：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二是运用经济学范畴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没有停留在哲学的抽象的范畴上，而是进入到政治经济学视野，运用一些新的具体的范畴——如大工业、城市、市场、自由竞争、商品、交换、货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等，对资本主义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对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社会中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与动态进行了一种预测。通过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实现了从普遍性到具体化的转变。这样，在《宣言》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原理、唯物史观和价值理论便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有着紧密联系的思想”体系，成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

3.《资本论》中经济范畴体系的形成。如果说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阶级斗争展开分析的话，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注重制度的作用，从制度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对唯物史观一般性的表述发生变化。在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强调“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续篇”——1872年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里，这种表述变化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马克思定义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关系，并且用它来证实自己对于核心概念——如商品、交换、货币、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基本运用的合理性。例如，商品概念的最重要用途被资本主义自身商品形式的一般性所证实。”这些概念体系包括，商品、货币、资本、工资、竞争、价格、利润、地租，等等，“都与将劳动过程组织为‘增值’过程有关。他还定义了一些基本规律，它们根源于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和资本家之间争夺剩余利润的竞争。”这样，“不同层次的抽象概念总是共存于马克思的分析中。马克思的理论进步主要包括新概念的引进、对现存概念向更加具体和复杂平台的提炼与加工以及历史证据的介绍，以便更加明确、丰富地解释现实。”

4.《反杜林论》 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详尽阐释。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曾指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进行了新的概括：“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描述为：商品生产是社会的基础；生产、交换、分配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等资源配置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 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以及时代的经济中蕴含着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恩格斯重新强调了上述观点，并强调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变化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同时，恩格斯还论述了国家、法、意识形态、宗教同物质经济基础或物质存在条件的关系。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总之，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出发再经过政治经济学”而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和理论体系，回答了时代课题，实现了理论创新。一方面，通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找到了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从而“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

第三重语境：通过提出“历史合力论”完成了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

19 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随之而来的便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浪潮”。他们要么把唯物主义变成套语、标签，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经济决定论。面对上面种种诘难，恩格斯“采用论战的形式”进行了反击，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集中体现在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五封书信中。

1.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1890年8月，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所以，必须深入研究历史，以便找出各个社会形态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应的政治、哲学等观点。1890年9月，在致布洛赫的信中，针对有些人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误解或歪曲，恩格斯指出，经济因素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但推动历史进步的不只有经济这一种因素，历史进步是一个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894年1月，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强调历史现象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经济因素，“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2.历史合力论的提出。在批驳“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的思想。一是强调经济关系是一个复合的概念，是一个基础、是一种方式、还是一种环境。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是“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除此之外，经济关系还包括“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经济关系的广延性，从而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恩格斯认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一个合力，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是“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还阐述了人们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并不是单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是“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恩格斯生动、明确地阐释了历史进步过程的辩证性。“以至于使我们觉得再引证经典作家们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是多余的，尽管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是极为丰富的。”

3.在对唯物史观捍卫的过程中，强调国家、法的作用。在《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的信中，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阐释，回答了康拉德·施米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问题的疑问。从货币市场、工业和世界市场运动等问题出发，阐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权力”对社会历史产生的“三种反作用”。即第一种是沿同一方向起作用，第二种是沿相反方向起作用，第三种是沿另外的方向起作用。他还特别强调：“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恩格斯认为，国家和法在上层建筑中处于核心地位，与其他上层建筑相比，国家和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同时强调指出：“法也是如此”。“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法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能在一定条件下改变经济基础。在政治家、法学家的思想中，只有考虑整个法的体系，才能使经济事实被确认。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另外，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忽略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因此，“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由‘经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

4.强调唯物史观是方法，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针对德国青年学者滥用、错用“唯物主义”的现象，恩格斯强调了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而且，恩格斯指出，他们错误的根源在于缺少辩证法，他们没有将“原因”和“结果”统一起来，没有正确理解“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恩格斯强调，要处理好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

总之，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面对“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社会静力学”等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恩格斯晚年通过五封书信集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深刻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明确了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同时着重强调了国家、法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相对独立性”等思想，深刻回答了历史是怎样被创造以及如何形成历史必然性等一系列问题，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洽，使得上层建筑中那些隐含的、不被重视的观念范畴显性化，使国家、市场、社会等观念备受关注，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

结 语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综合的体系，它代表着三条学理进路的“概念集合”。如果说哲学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分析，是“以宏大的历史叙述形式出现的”，具有宏观性、抽象性特点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具体分析，具有微观化、具体化的特点，而社会合力论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系统化。经过三重语境的演进，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更加系统的形式呈现出来。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诸多观念和理论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哲学视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一般原理，“今天仍然是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是我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指导。对于我们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认清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科学认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指导意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从经济学视域来看，经济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支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的完美结合，并由此达到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顶点。”三是无论是理解资本主义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都需要“清晰地理解财产、交换、市场、货币、资本和其他元素”，需要国家、法、意识形态等范畴，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来分析当前的问题。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对于历史分析，而且对于全部的当代社会分析而言都具有根本意义。”对于深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社会合力视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主线。马克思的一生跨越的时期与现代化在全欧洲的拓展重合，因而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本质定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过去二百年间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再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的思想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它们与当今日益复杂的经济景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性考察，而且提供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关系，并且用它来证实自己对于核心概念——如商品、交换、货币、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基本运用的合理性。例如，商品概念的最重要用途被资本主义自身商品形式的一般性所证实。”而这些经济范畴——资本、劳动、市场、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等范畴恰恰为我们认识现代化提供了基础。因此，“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才能“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

注释：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 页。

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在这里使用路·费尔巴啥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文中所说的“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指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 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33 页。

⑪《列宁全集》第26 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 页。

⑱张异宾：《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 第4 卷，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8年版，第9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