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精英而大众：村民人人入村志村史之路*

2021-04-15钱茂伟董秀娟

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12期

□ 钱茂伟董秀娟

内容提要 20 世纪80年代中叶兴起的村志编修，出现了全新的人人入村志现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引谱入志”，另一种是增加“村民录”。在三十余年的探索中，“引谱入志”、村民录中隐含的“人人入志”理念越来越清晰，呈现出公众史学的色彩。“引谱入志”有合编与分编两种方式，分编的方式更能突出村志对“人”的关注。村民录可细分为三种，兼顾了村内村外、本土与移民。“引谱入志”使家谱由一姓之谱而百姓之谱，实现人人入志，增强了村志的人文性与可读性，宜大力提倡。

改革开放以来村志的编修，始于20 世纪80年代中叶。由于受新时代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人人入村志、村史现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引谱入志”，即在村志中加入“家谱”“世系表”“家族史”。村志中的“家谱”是“百姓联谱”，即村中所有姓氏家谱的汇编，有别于传统一姓家谱，可简称为“村谱”。另一种是增加“村民录”，类似于村民户口账，把每户人员基本情况以表格形式收录于村志村史之中。“引谱入志”现象近几年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学人多持肯定态度。相对说来，村民录尚未引起学人的关注。本文拟在公众史学视野下，对三十余年村志村史编修中引入家谱、村民录现象做一专题研究，对其背后的“人人入志”意义做出全新的阐释。

一、“人人入志”的发展历程

（一）引谱入志

在20 世纪80年代中叶，村志与家谱率先在浙江金华地区开始合流。浙江金华永康县象珠镇官川村“借编志东风，重修家乘”①，他们创造性地把家谱与村志结合在一起，编写出《官川村志》，其中家谱部分占据一半以上。除主姓《胡氏宗谱》之外，《官川其他姓氏支流世系》记载了其他姓氏村民的谱系。此间原因在于，金华是浙江传统家谱编修较发达地区，村中老人熟悉修谱活动。村志虽是全新的现象，但它以村为单位，与村中原有家谱编纂有共通之处，均是村民看得见的乡村集体文化编修活动，用冯尔康话说，“族谱是民众史”②。

此后，不少村志编修人便沿着“引谱入志”的道路前进，如《河头村志》、吴世春主编的《前洪村志》、何斌主编的《何麻车村志》、卢梦凯主编的《寀卢村志》等。1994年12月出版的《河头村志》出现了《村民世系表》，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的贾氏，不分男女，人人入谱。由自然村的一姓宗谱，到行政村的多姓村民世系表，这是一大创新。宗谱是独立的体裁，在村民史中，改称“世系表”，且前加“村民”，显然更合村民史要求，更合时代潮流。它的公开出版方式也作了灵活处理，“《河头村志》在寻求正式出版时，出版社根据禁止出版族谱类书籍的有关规定，不让收入《世系表》，农民们便来了个移花接木。结果，问世的村志1500 册，有两个‘版本’。”③《前洪村志》分为“记事编”与“人口编”，“人口编”下有世系。编者说：“我们想在编写一部志、史、谱（人口）结合的村志方面，探索一条新路。”④可见，虽然已经有了“引谱入志”的村志，但两者如何更好地融合，一线修志人员仍然在探索。时任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魏桥称《前洪村志》：“全书设计跳出常规，分设两大编，一为记事编，二为人口编，使事和人密切相联，又突出人的活动和作用，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颇有见地的创新。”⑤“记事编”可视为村志的内容，“人口编”可视为“谱”的内容。村史既需要通过村庄建设发展来体现，也需要人的历史来体现村民的主体性。永康《何麻车村志》的顾问是吴世春，因此“引谱入志”模式上与《前洪村志》是一致的。1999年浙江金华永康《渔父里村志》也是分为“记事”与“人口”两编，有全村各姓村民的世系。《寀卢村志》分为上中下三篇，中篇是各类文献、文件的汇总，而上篇可视为村志，下篇为世系，在整体的架构上与《前洪村志》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引谱入志”的村志。

在“引谱入志”的热潮中，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金华市地方志办公室也不失时机地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召开相关学术会议进行探讨。1994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金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金华联合召开浙江乡村文化研讨会。孙达人肯定了“引谱入志”现象，“从修族谱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编纂村志，这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巨变而发生的史学上的重要转折。同时，把族谱提高到村志，这是教育农民自己，激扬民族自信、自强精神最直观生动、最明白易懂的教材，也是沟通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一条情感上的纽带和桥梁。”⑥可见以家谱为载体实现人人入志的设想不仅得到了实践，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可。蔡锦涛主张编村志时要包括各姓家谱的内容。⑦1995年，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与永康市河头村在永康联合召开中国乡村文化研讨会暨《河头村志》出版发行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30 多位参会专家对《河头村志》出版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比较一致地评估为“农民自己创造历史，众人写志，众人入志，众人用志，众人藏志，是神州大地的新鲜事，是农民自我觉醒的表现”⑧。在发行仪式上，秦晖发现村民对《世系表》的反应更为兴奋。这些祖祖辈辈与泥土打交道的淳朴农民第一次看到自己、家人和历代祖宗的名字‘上了书’，他们都是史志留名的人！”⑨可见“引谱入志”受到村民的欢迎。通过两次会议，“引谱入志” 受到了全国学者的关注与肯定，这也为“引谱入志”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0—2009年，“引谱入志” 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村志编者明确强调了村志要实现人人入志。在浙江金华地区，2002年《华溪中心盛村志》、2004年《蔡宅村志》、2005年《东河七一村志》相继出版。《东河七一村志》体例与《前洪村志》类似，分为“记事编”与“人口编”。该村有修谱的传统，主姓为何氏，因此该村志的“人口编”分为两篇，用谱系图来表示，分别为“何氏世系”和“其他姓世系”。在编后，总编裴新生阐述了“引谱入志”模式：“在人口编中，我们将村中的主姓何氏的世系源流，按照三代模式编纂，既方便村民查找家庭成员，又大大节约了村志的篇幅。同时将居住在七一村的其他姓氏的世系，也登入在村志中，使村志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又有利于村民的团结。”⑩在浙江省以外，其他地区“引谱入志”的村志也有发展，并逐渐形成当地的特点。2001年，江苏省徐州市《马楼村志》、安徽宣城《龙井春秋》出版。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宅坦村有浓厚的宗族文化，胡姓为当地大姓。《龙井春秋》是该村的首部村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宅坦经纬”侧重村志的内容，下篇“谱海纵横”既有对谱牒资料的整理，也加入了“现代世系”，称“凡我村人（含旅外族人和异姓村民）不分贤愚高下，无论男女均予以编入。”⑪《龙井春秋》副主编胡昭仰提到加入“现代世系”的目的：“不仅为了保证世系的完整与连贯性，更主要的是调动人人参与村志、热爱本村的积极性，以及凝聚迁外族人认祖寻根、关怀与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一变以往编写村志只在少数赞助者与编写出版者小圈子中活动的偏向。”⑫在编写村志过程中，“引谱入志”编写方式也的确收到了人人参与的效果，胡昭仰因此感叹：“这就使我们开始尝到了‘志谱结合’这一尝试的甜头。”⑬2003年，山东省莱西市《朱（土冓）村志》《董格庄村志》出版。2004年山东省莱西市《解家泽口村志》《咸家屯村志》出版。山东莱西市这四本村志体例基本是分成“自然社会”与“姓氏族谱”两卷，出现这种情况应是相近地域互相学习的结果。《解家泽口村志》提到，在编写时反复学习《朱（土冓）村志》的内容。2004年河北邢台《窑坡村志》出版。2006年陕西省榆林市《吉镇村志》出版。2009年山西省吕梁市《后刘家庄村志》、河南省安阳市《盘山村志》出版。《盘山村志》附录部分有各姓世系表。编者在《关于成立〈盘山村志〉编纂委员会的告全体村民书》一文以非常朴实的语言阐述了人人入史的理念：“乡亲们，您或许没读过很多的书，但总该听说过这样的话：‘人活百岁要留名，草长一秋必留子。’这个‘名’和‘子’对人对草都非常珍贵，都要很好地保存与传播。大到一国一个民族，小到一村一户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发展过程，人们将它记下来，也就是志下来，就叫做史书。”⑭虽然在修志实践中已经有不少通过“引谱入志”来实现人人入志的村志，但多数编者并没有对此种做法的意义作过多的阐释，《龙井春秋》和《盘山村志》的编者则明确指出“人人入志”的意义，并有意识地借助村志实现“人人入志”理想。

2010—2020年，“引谱入志”越来越往公众史学方向发展。2010年，河南省郑州市《沈庄村志·家谱》、云南省大理州《大围埂村志》、浙江省杭州市《谢田村志》出版。《沈庄村志·家谱》中家谱部分包括宋姓三门家谱和其他姓氏家谱。《大围埂村志》专设“族谱”一章。该村马姓和杨姓是大姓，村志除了收录两个大姓家谱外，还收录了其他9 个姓氏的家谱。《谢田村志》书末附有村民世系表，包含全村58 个姓氏。原本谢田村几位陈姓老人提议续修宗谱，没有想到修村志。后来几经商讨酝酿，“认为编修宗谱不能全面反映谢田村的历史与现状，应该与时俱进，编修可以全面反映地情、传承文化的村志。”⑮这表明修村志的初衷已逐步由修谱转变为传承村史。2012年“引谱入志”村志有浙江省杭州市《绿景村志》、浙江省衢州市《白沙村志》。2013年有山东省德州市《陈公堤口志》《郭家庵村志》，2014年有上海市奉贤区《陶宅志》、陕西省榆林市《桑园村志》等。《桑园村志》分两卷，第一卷“村志”，第二卷“家谱”。主编马腾明说：“相较而言，乡亲们更看重家谱，对‘立家谱’更感兴趣。这可能源于朴素的对个人生命过程的关注意识。”⑯2015年，陕西省西安市《周宋村志》出版，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周家寨”，第一章为“周家寨村史沿革”，以下各章为各姓的家族史。第二篇为“宋家寨”，第一章为“宋家寨村史沿革”，以下各章为各姓的家族史。每户都配上了家庭合影。笔者所见最早加入“家族史”的村史是2003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把什村史》。《把什村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村史”，下卷“部分家族史及家谱”，可惜该村史收录的只是部分家族史和家谱。山东东营市利津县《临河村志（1900～2010）》同样采用了“家族史”的称呼。《临河村志（1900～2010）》主编王曰华是临河村人，是县史志办工作人员。《临河村志（1900～2010）》分为村志、家族史、附录三部分。家族史，记录了全村84 个家族的原籍、迁移过程、家族人员的主要经历，绘制了家族繁衍脉络示意图，插入每个家族的全家福。《临河村志（1900～2010）》将人物入志的想象空间发挥到极致。首先，既保证了“人人入志”，也解决了公开出版问题。《临河村志》编委会每项工作都做得格外细致。一封《致临河全体村民的一封公开信》，把编修村志的意义、具体安排告知了村民。初稿完成后，让家族代表对家族史进行校对，让村民参与到村志编纂中，真正调动了各家各户的积极性，84 个家族全部都写了家族史。家族史公开出版问题会遇到不少难题，一方面是村民不愿公开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家谱类书籍出版存在限制。《临河村志》通过人人参与、人人校对，解决了两大出版难题。笔者主编的《藕池村百姓联谱》，因为某些村民忌讳公布年月日，便没有公开出版。第二，汇编当代家族史。临河村没有修谱传统，编者通过发动村民写家族史，开创了这个村的修谱先例，这是一大创举。家族史涉及上下四代人，以四代人的人生经历串联出84 个家族的百年历史，这是典型的由小家谱汇编而成的百姓联谱。这种百姓家谱模式值得效仿。虽然成本、要求会很高，各种工作需要做得很细致，但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激发了村民对编修村志的热情，也使得编纂过程更为顺利，村志的作用能真正发挥出来，可避免活人入志容易出现的后续争议问题。万事开头难，只要核对到家，自然可以做好工作。第三，收录了每户人家的合照。这是古代修志不具备的条件，现在可以为每个人留下照片。每户都拍全家福，操作难度系数相当大，但大多数的家族都应主编的要求拍了全家福，由此可见村志编纂中的许多难题是可以解决的。

（二）村民录

早在1988年编印的浙江仙居福应街道《大路村志》(徐哲美主编)已有村民录。该村民录分为“户主和配偶”“子女及其他成员”两栏，每个名字下面记录出生年月。1997年完成的《大路村续志（1988-1996）》仍然有村民录。1995年的山西晋城市阳城县的《上伏村志》设置“户口人名录”，“此处所录户口以1948年发放土地证户口为基础，加入至1994年底出生的(未成年死亡的不录)、迁入的、嫁入和赘入的、收养的；已逝世的加黑框；已分居的仍按一户列入；新迁入的新立户口；男性赘至和女性嫁至外村的只列本人；男性出继和女性嫁在本村的两处列名，子女列在新家庭。丈夫死亡后或离婚后改嫁外村的不再列入。”⑰

2012年出版的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四间房镇《大吕庄村志》设置了“大吕庄村民统计表”。《大吕庄村志》编者明确提出了“人人入志”的理念：“在‘人口’章中，为了全面体现《大吕庄村志》编纂委员会‘以人为本，人人入志’的理念，专设‘大吕庄村民统计表’（含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大吕庄籍人）并附上‘全家福’部分照片。”⑱此志借鉴了《盘山村志》。大吕庄村和盘山村属于安阳市，《大吕庄村志》编者邀请《盘山村志》的总策划彭士俊来介绍村志编写的情况。虽然《大吕庄村志》并未像《盘山村志》一样加入村民世系表，而是采用了村民统计表的方式，但这两本村志都实现了“人人入志”目标。此前虽然不少村志都采用了村民录，但并没有指出其在“人人入志”方面的意义，《大吕庄村志》的编者则明确了这一点。

受限于形式，村民录所能记载的内容较少，因此如何丰富村民录的内容是修志者需要思考的。2003年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潘山村志》设置“村民家谱”章节。当时该村有69 个姓氏，家谱部分仅重点记录了几个姓氏的来历和历史上的黄姓村民。该村志设置的“当代潘山村民家庭成员简况”一节重点记录了当代村民。《潘山村志》在村民录之外还附有部分家庭照片。“编写人员力求从整体上如实反映全村历史的同时，努力尝试以传统家谱形式，记载全村村民的家庭情况，并拍下了2001 至2002年间各家庭成员的照片，以使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历史的记载。”⑲2019年出版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凤凰村志》在设置“户主某家庭成员表”之外，还为每户配一张全家福和一句手写的话。主编莫艳梅认为“这是民情、民意、民愿的较好体现。”⑳可见在适用村民录这一形式的同时，辅以全家福等内容，村志内容会变得更加生动。

“引谱入志”与村民录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人人入志、人人入史”理念的发展过程，这与公众史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在修志实践中，编者逐渐有意识地以村志为载体，让村民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与历史，这是值得大加赞赏的。

二、“人人入志”的方式

（一）“引谱入志”的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村志与家谱合编。合编是直接把家谱收录到村志的某一章节之中，如放在“姓氏”下面，或以附录形式出现。比如2004年蔡锦涛主编的《蔡宅村志》收录各姓世系。上文所提及的《谢田村志》《盘山村志》《后刘家庄村志》等也如此。2016年的宁波鄞州区横溪镇《钱家山村志》也属“引谱入志”体裁。2016年的山东威海市荣成市王连街《阴亮村志》，分村志篇、宗谱篇、传记篇三大部分。受限于村志篇幅，此类村志收录家谱的内容比较少，多只有世系表。

第二种是村志与家谱分编。分编是村志与家谱分册，占据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内容。上文所提及浙江地区内容分为“记事”和“人口”两编的村志，与山东莱西市的内容分为“自然社会”和“姓氏族谱”两卷的村志即属此类。陕西的《周宋村志》也是如此。2014年上海的《陶宅志》直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陶宅志》公开发行，下卷《陶宅志人物谱家谱》内部发行。“《陶宅志人物谱·家谱》共收集家谱103 个，家庭照片238 张，涉及到家庭1801 户，5126 人，其中在世的有4218 人，去世的有908人，不仅涵盖了全村的家家户户，还追记了祖辈的逝世人物和远离本村的家乡人。”“因为涉及到家庭资料和个人隐私，定为机密，每本书有编号，按编号定人分发，签订《信息保密承诺和保证书》。”这种做法将村志中不适合公开的部分进行了妥当处理，解决了记录与传播间的矛盾，避免了村民的额外担忧。这种分编的方式更能具体展现个人的历史。姚金祥评《陶宅志》时写道：“以谱入志，谱志结合，这是《陶宅志》的又一鲜明特色，充分体现了当今时代‘以人为本’的修志理念，值得各类志书研究和仿效。”笔者认为，《临河村志（1900～2010）》和《陶宅志》“引谱入志”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家谱部分既不能太简陋，也不必把家族的历史追溯得过于久远，记录家族在当代的生活变化即可。2018年出版的河北石家庄《南郭村志》《南郭村家族谱》采用的也是分册方式。笔者主编的第三部新村史《藕池村史》于2020年出版，在编写过程中还完成了《藕池村百姓联谱》，旨在书写村民、村民参与、村民分享，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在“引谱入志”的历程中，也存在村志中女性不能入谱、只为大姓修谱现象。有女性不能入谱的村志，“如后于《官川村志》而出的《山西村志》的宗谱初稿依传统只列男系，付排之后便有村民提议；‘在世系排列上应与宗谱有所不同，女的要求排上’，迫使该志抽版重排。”1997年刊印的今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吉科乡采吉科村的《采家庄志·采氏家谱》，是只为大姓修谱的村志。这本村志是河北第一部村志。编者采玉双1985年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系，在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编写《采家庄志·采氏家谱》。吕志毅肯定了“引谱入志”的模式，“《采家庄志·采氏家谱》由两部分构成，即以采氏血缘关系为主体而撰写的谱系部分和以记载采氏定居所在的采家庄为辅的庄志部分。作者把两部分编印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既可以使人看到采氏家乡历经的沧桑变化全貌，又便于了解采氏家族的流衍及发展脉络。可以说，谱志同修，是一个带有尝试性的创例，这不但是本书的特点，且是本书的优点。”采家庄当时是自然村，采氏为主，且采氏有修谱传统，因此村志中只有采氏家谱，没有其他姓氏家谱，有其特殊性，但2003年山东莱西市《南龙湾庄村志》情况不同。它分“自然·社会”和“姓氏族谱”两卷。该村当时有83 个姓氏，但“姓氏族谱卷”只收录了李氏、庄氏、解氏三个大姓的族谱。显然，编者的视野尚不够宽。

在“引谱入志”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以上两种现象？第一，修志前应明确所修的乃是一村之志，并不是专门修族谱，“谱”的内容应是服务于村志，且家族史应以当代人的历史为主。第二，修村志时应大力发动村中所有居民参与，不能仅让部分姓氏家族把持村志编写，要公开向全体村民征集家族史或者家族小家谱。第三，沿用传统族谱，则需注意女性应该入谱。传统家谱的谱系图，只有男性，没有女性。现在，必须男女同书。

（二）村民录的三种种类

第一类只录在籍户的村录。2000年6月王志邦、徐方祥编著的浙江省杭州市《东冠村志》由中华书局出版。编者“特设村民名录章，使本志下限1997年在册的每一个村民名字都永记在这部村志里。”该志村民录记录了村民的姓名、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及职务等信息。遵循了当年生产队习惯，按小组排列，是其长处。2001年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古柏镇《武家嘴村志》“为详尽武家嘴村人文、人事和人力、人才资源的现状，特将1999年常住户口村民备录之。”2005年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宁新村志》“村民名录”以2000年12月底的《宁新村户口薄》在册人员为准。2007年山东省淄博市的《城张村志》“村民名录”收录2004年末在籍村民。2012年山东省淄博市《西河村志》村民名录收录了2010年10月底在籍村民。2017年笔者主编的《史家码村史》和《江六村史》列有“村民表”。这两本村史的“村民表”以2016年在籍村民为主，按家庭顺序排列。在时间上，只及年月，不及日，主要是防止身份证信息外泄。

第二类兼录非村籍人员的村民录。非村籍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该村迁走的人，一类为在当地居住的外来人员。2002年出版的《新建村志》，王志邦为顾问之一，与《东冠村志》类似，有“村民分户名录”。同时《新建村志》还把没有登记在《新建村户口薄》但实际上居住在村里的村民也收录了，这就完善了村民录。此外，2000年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象塘村志》“村民录”，不仅包括在村村民，还有原象塘籍居外人口。2008年3月出版的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下源村志》把外迁村民单独列出，形成“外迁村民录”“村民录”。“外迁村民录” 是指1949年后至2005年户口迁出人员，“村民录”摘自村民户口册。2017年的山东省淄博市《李家村志》有“家庭名录”，“家庭名录中的成员是现有家庭长辈及其下的所有家庭成员，既有村内户籍，也有在外工作的外地户籍者”，名录上外地户籍者、出嫁的女性、去世者会添加相应的标注。

第三类为与家谱结合的村民录。2000年出版的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双溪村志》有“历代谱系及现代村民录”。因为双溪村在当时已经不存在，村民散在各个村落，所以村民录称为“原双溪村现代村民录”，同时还收录了“双溪村徐姓历代谱系”“双溪村徐姓源流谱系”。因为横岩村和双喜村同源，横岩村人为《双溪村志》的编纂提供了许多资料，且横岩村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编写村民录和谱系，所以村志编者为横岩村编制了“横岩村徐姓历代谱系及现代村民录”，收录于村志附录中。2006年的山东青岛市胶州市《李哥庄村志》在“姓氏”下收录了诸姓族谱，附录部分有“2004年李哥庄村（居）民录”。2012年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大刘庄志》主编为马维与井玉玺。《大刘庄志》“家族宗谱”部分收录了十七个姓氏的起源、家族繁衍情况，村民录部分只记载名字以及与户主的关系。2013年德城区《陈公堤口志》《郭家庵志》的主编为马维，因此这两本村志与《大刘庄志》体例结构上具有一致性。2014年出版的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庵东镇《海星村志》是该镇的第一本村志。该村志在附录部分既有世系谱，又有家庭成员名录。世系谱与名录只有家庭成员的名字以及亲属关系，较为简略。

三、“人人入志”的价值与意义

习惯于国家历史研究的专家，可能会对村史村志研究缺乏足够重视。因为从行政等级来看，行政村都没级别可言，从国家塔顶往下看，中间隔了多个层级，怎么也看不上最底层的村。村的面积也太小，多在一平方公里左右，村里就一些平凡的村民，无轰轰烈烈的事迹。村村修史志，既是没有必要的，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数量太多，修不胜修。不过，乡村振兴国策的提出，公众史学的出现，将彻底颠覆这种陈旧的史志观念。当41 万字的自然村志《褚家塘志》、231 万字的行政村志《凤凰村志》放到大家面前时，这绝对可以让人产生思想上的震动，从而不得不考虑要刷新自己陈旧的历史理念。

“引谱入志” 现象近几年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学人多持肯定态度。戴佳臻认为：“村志与家谱可以走向融合，村志能够更好地容纳世系，详记姓氏、家庭、人口，并且在记述上有更大的空间。”王正伟认为：“村志中出现自己和亲族的名字，可以激发村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也就愿意主动参与进来，帮助收集资料，提供人力、财力的支持。”他认为要选取有代表性的家庭入志，插入有代表性家庭的全家福。沈松平认为：“家谱世系这部分内容在乡镇村志的记载只能细不能简，借此凝聚力量，联系乡情，共同为家乡建设出力。”易介男认为：“存史是地方志和家谱共有的功能，理所当然地要融合传承”，家谱的体例、内容等都可作为修志时的参考。王复兴将村志记载家族世系情况归纳为三种模式：设置家族世系章、诸姓村民设姓氏谱系节、设家族史节。

综合地说，之所以要重视村史村志编纂，是出于以下四大因素的考虑：

首先是因为乡村工作被提升到国策层面。当城市现代化进入高台期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让广大乡村也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就成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中国要建设的现代社会是“人民社会”(张维为语)，这是更高层次的治国理政目标。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重心转向金字塔基的广大底层人民，这就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本位，转向全新的人民本位。既然国家领导治国理政的重点转移到了乡村振兴，我们自然也要转变态度，关注乡村发展，关注乡村历史文化建设。只有乡村振兴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才能实现。行政村是国家最基层的单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既然现实社会中村及村民的社会地位提升了，自然村及村民的历史文化建设也要相应地提升。从更广阔的空间来说，乡村是我党革命发迹之地，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如此，自然更不能轻忽乡村往事的研究。

其二，村史村志最能体现史志编修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对以人为本位的公众史学来说，村是广大人民出生、成长之地，对居住在村中的人来说是终老之地，自然也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记录历史的首选对象。之所以提倡村史以村民为中心记录村史，是因为历史是全体村民共同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最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写作，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历史的最大公约数。国家领导层都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史学工作不以人民为中心会有出路吗？村史村志编修的提出，正契合了史学服务人民的需求。受传统“组织本位”的大历史观影响，现行的村志村史编纂仍有较多的组织史、精英史的痕迹，总想从村中找出大事件与大人物，而忽视普通村民历史的书写，普通村民连人名都不会出现在书中。对普通人来说，这种村志村史是上层的历史，不是老百姓的历史。从公众史学的角度来说，村志村史要以公众为本位，村中人物及其故事才是记录的主体对象，要“涉及社区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都有机会出现在村史中”。小人物不仅要留下文字，也要留下照片，甚至声音、录像，这才是全新的村民史写作。村史志编修要不要吸纳相关村民的记忆？要不要写普通人的往事？为什么要写普通人的往事？从社会角度来看，历史就是人人组成的历史，人人处于不同位置上，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经历着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的不同经历与体悟，正是人类可以交流的部分，这就是日常生活史。它有一点历史平权主义倾向，这在村史中是可以实现的，要求不算过分。在各种历史载体中，只有村志村史才可以真正收录普通百姓历史。他们讲述的是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人人入志” 的过程是人人表达情感与分享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人们共同回忆过去的生活，就是在构建一种共同的文化和意义世界，通过文字的方式赋予这种构建活动得以用一种庄严、神圣的物化形式得以传承，使这种意义、精神和文化得以延续、发展，使一代代在现代化过程中感到孤寂、茫然、焦躁的心灵得到抚慰，空虚、失落、碎片化的精神世界得以整合、充实和丰富。”村民记录自己的历史，当代人记录当代的历史，最终无疑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当代人记忆数据库。村志是村庄历史、村民历史的载体，也是村民记忆、村民情感的载体。“不管是现代的村志，还是传统的族谱，它们都是作为集体记忆的文本而存在的”，“它们将村民联结在一起，并强化对村庄的认同。”“对号入座”，是人之常情。村志的内容只有贴近村民生活，反映村民事情，才能让村民喜爱。小家谱、家族史的设置无疑会使村民对村志村史倍感亲切，更愿意去阅读。以上海《陶宅志》为例，这本志书在刊印后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陶宅志》编辑委员会主任何志明说到：“我的许多亲戚长辈不识字，却也喜欢看这本书，拿着放大镜说‘好看得不得了’。有照片、有故事，这就是共同的精神家园，集体智慧的凝聚。”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分享，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以人为中心的闭环系统，这是公众史学开拓出来的全新想象空间。未来村志村史的编修，更应发挥公众史学精神。村志也是一种社区志，小区志、街道志都可以采用“百姓联谱”、村民录的形式实现“人人入志”，从而使村志真正成为人民之志。

其三，编修村史村志是乡村历史文化脱贫的需要，是加强村民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村村有发展过程，每个村有独立的历史书写资格。就生活世界来说，每一个村都是独立的空间实体，每一个村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村的过往历程及故事都值得记录下来。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记忆，文本自身就是物质文化载体，是文化大厦。村史志文本可以承前启后、温故知新。历史的本质是让生活文本化或让生活数字化，文本是人类再造的一个符号世界，可以让消失的事、消失的人复活。行政村的合并，城市化引发的拆迁与衰落，更强化了村史村志编修的迫切性。村民记忆会消失，村实体会消失，但文本不会消失。没有文本，等承载过往的老人一走，过往一切记忆不复存在。将大脑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就可留下过往，成为永久的历史。前代的过往承载下来，传给后人，就可温故知新，强化村民的文化自信。言说是一种敢的状态，一个不敢言说自己过往成绩的村民是没有自信的村民，一个不敢言说过往成绩的村庄也是没有自信的村庄。从社区文化营造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乡村历史文化建设工程，将凝聚人心，从而积极面向未来，建设的过程与建设的结果双向重要。

其四，村史村志可慰藉村贤的乡愁。从人为本位来说，村不仅是小空间村民，也包括广大的村产乡贤。每一个村有大批迁移外地工作的优秀人物，活跃于全国各地不同层次的工作岗位上。作为全体村民共同历史的村史村志，既是在村村民历史，也是村乡贤的历史。打捞他们的共同记忆，就可以建构起村史村志，这是一座内外大小结合的、“顶天立地”的“文化小屋”。有了这座文化小屋，既可留下他们的乡愁，也可表彰乡贤的贡献。这些乡贤肯定是村史村志的亮点所在，是让全体村民自豪的人物。这种书写模式，也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

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村志村史数量在四千种左右，其中真正能体现村民“人人入志”精神的村志村史尚在增加之中，其中蕴含的意义值得关注。乡村史志的编修，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村志编修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真正创新所在。省、府、县三级志书，是传统的地方志编修传统。因为传统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只及县一级。县以下地方由宗族自治，附加保甲之类的治安与赋税管理体系。宋元明清以来族谱的编修，近于村史志。进入新中国，国家管理逐步基层化，权力之杖一杆子捅到了底。经过20 多年的人民公社化历程，自上世纪以后，确立了乡村二级管理体制。如此，编纂乡村二级地方志，就成了新中国方志编修的全新任务。在建立了三级志书编修制度的情况下，乡村二级志书的编修，无疑是各级史志办全新的努力方向所在。近三十多年的村史志编修，正体现了这样的现实要求。

其次，村村修史、修村志将结束大多数村庄“有村无史”的状态。村庄是中国最缺档案、最缺历史文化的地方。走进村中，往往难找到多少文献材料，绝大部分村没有进入文本世界，可以说“有村无史”。编修村志是乡村历史文化止血、保底的关键，是一项抢救性的历史文化工作，刻不容缓。对绝大部分村来说，村史村志的编修，实现了“由无而有”的突破，从而结束了“有村无史”的局面。有了第一部村史村志，乡村确立了自身20年一续修制度，未来才有村史志版本的升级，从而实现由低而高的提升。

其三，“人人入志”理念也会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分享，让村志村史与村民直接相关联。“人民中国”，得以人民为书写对象。伴随着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修谱也不再书写大人物，更强调书写普通村民的历史。《城北村志》称：“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朝历代有过我们‘泥腿子’上志书的脸面吗？没有！城北历史是城北人民群众创造的，只有在当家作主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新中国，农民才能登上大雅之堂。”《白沙村志》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细胞有何好的作为，哪怕是一定一点的插秧莳田、田堘拼板，都记在村志的功劳簿里，此事做的既细致又深入，社会的‘红花’，每个家庭都想戴。”诸葛计强调志书要为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树碑立传，《白沙村志》“为白沙村人树碑立传，是做得很充分很到位的，不曾遗落村人哪怕是至微至细、点滴的历史功绩和佳行美事，将志书做成了一部全村人的功德谱，一组巨细不遗、尽收村人嘉行懿德的百宝箱。”《桑园村志》编者马腾明说：“小村之志也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客观记录小村琐事、平凡乡亲，也会让大历史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其四，村史村志编修也引导家谱编修由一姓之谱到百姓之谱的转型。今日修村史村志，更要引入家谱理念。“引谱入志”最初的动机便是为了修一姓之谱，而在实践中多种因素促使了家谱编纂的改革，出现了“百姓联谱”。修谱是百姓熟悉的传统，而修志是政府倡导的全新活动，“引谱入志”是上下两者利益结合的产物。“引谱入志”，就将民间修谱合法化了。孙达人曾发出感叹：“莫非历史上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因而，史学只能是少数杰出人物的专有品？莫非普通农民的行动没有历史意义，因而也就不配登上史学的殿堂？一句话，莫非正史、地方志都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唯独族谱就是‘毒草’？史学家现在该是从族谱发展为村志的现象中找到应做些什么的时候了。”民国以前，村落以单姓聚居为主。新中国户口政策，让外来人口得以落户，于是姓氏种类大增。经过合并以后，现在多是行政大村，姓氏更为复杂。只要转变观念，把地域和姓氏相结合，在现代村级基层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修百姓家谱，把传统家谱变成为村谱，就可避免宗族主义，又可以实现“人人入志”，不存在宗族主义泛滥的问题。以村为单位编纂的家谱，不可能是传统的一姓宗谱，必定是全新的“百姓联谱”。即便是“引谱入志”，政府力量在村志编写中仍然起主导作用，村志编修增加的是村民对村庄的凝聚力，而非对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在当代无需担心“引谱入志”会导致宗族主义的复兴。用公众史学的理念“引谱入志”，以“百姓联谱”的形式展现每个家族的历史，实现“人人入志”，村志内容会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可读性。

注释：

①《永康官川村志》1987年自印本，《宗谱》第4 页，转引自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下）》，《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 期。

②冯尔康：《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南开学报》2009年第4 期。

④吴世春主编：《前洪村志》，前洪村印1996年版，第810 页。

⑤魏桥：《序言》，载吴世春主编《前洪村志》，前洪村印1996年版，第2 页。

⑥孙达人：《中国农民史的价值和意义——兼论族谱、村志的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 期。

⑦蔡锦涛：《修村志乎，续宗谱乎——值得方志学界研究的课题》，《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3 期。

⑧诸葛计：《序》，载毛东武主编《白沙村志》，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第5 页。

⑨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载《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 页。

⑩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志编纂委员会编：《东河七一村志》，东河七一村印2005年版，第891 页。

⑪胡昭璧主编：《龙井春秋·凡例》，宅坦村印2001年版，第1 页。

⑫⑬胡昭仰：《志谱结合的一次尝试——代跋》，载胡昭璧主编《龙井春秋》，宅坦村印2001年版，第39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