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凤娟

内容提要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被贬谪在贵州龙场驿时与少数民族密切接触后逐渐形成的，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观，从人性本善、心之本体、纯粹良知的形而上层面讨论民族平等问题，以及“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处境和风物习俗，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境况而合乎情理地区别对待，皆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他在贵州、广西置学校书院以讲学，传播心学思想和儒家礼义文化，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都起了促进作用。

“夷夏之辨”在古代儒学中，其主旨是用来区别华夏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其区别的关键在文化而非种族。①这是古代中国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性原则。历经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它亦成为了儒家官职人员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王阳明是在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的时期，与少数民族保持了长期的密切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刻思考，初步形成了他的民族思想。王阳明的民族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王阳明的民族思想

1.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用夏变夷”的思想，主张通过文化来影响、教化少数民族。

在王阳明所作的《何陋轩记》一文里，他对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帮助他修建房屋供他居住的行为表示了感谢，他进一步说：

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 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②

首句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的“璞”“木”来比喻当地之民的敦厚淳朴，以“琢”“绳”“椎斧”等治“璞”“木”的工具来明示这样本性良善敦笃的民众正可以摩之以礼，以教化之。犹如绘画，有了白色的底子，正可以施之五彩而成一佳构。“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 ”这句话，结合《何陋轩记》的篇名及篇首孔夫子语，可知其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③阳明征引来，不仅非常贴合他当时的处境（居夷处困），更为重要的是用圣人孔夫子这样的“圣证”来坚定他欲以礼义来教化当地之民众，化民成俗，转“陋民”为“美民”。接下来所说的“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则是在告知教化的具体措施，比如讲求礼仪仪节、学习圣贤经典等。

“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这句话一方面总述了其时当地民众实际的民风民俗，一方面表明了礼义教化的缺失，造成民众勤勉于鬼神之事而忘忽了人事礼义，任其喜怒哀乐之情感不加节制不分场合地过度表达，戆直任情，失之于中正。“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这句话再次强调了当地之民的本性纯善、质地淳良，正是施礼义教化的绝好“材质”。末句所言，“诚有君子而居焉”的“君子”，显然指阳明或者说是阳明的自况，阳明见此可教可化的纯善之民，满怀信心地想施之礼义教化，即所说的“其化之也盖易”，推行教化、化质朴之民为“美民”很容易。这也符合儒家所强调的儒者之家国担当与责任，即“达则兼善天下”，穷则泽被一方，教化一方之民。

王阳明与贵州土司安贵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通过“三文一书”规劝安贵荣的不臣之心，有效地稳定了当地的局势，他也应安贵荣的请求，为广西彝族人民修建的象祠作了《象祠记》一文。他在文中既体现了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又表达了修德化俗的重要性。如文中所言：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

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

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④

阳明《象祠记》中所说之“象”为舜的同父异母弟。如文中所示，象这个人“为子则不孝，为弟则傲”，即悖逆伦常秩序，这种悖逆在传统的记载描述中其实是极度的悖逆，故而阳明文中一再论述和强调象最终被圣人大舜所化。进而阳明给出一个有似命题式的表达“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这等于是阳明将他的教化思想（礼教百姓，有耻且格〈正〉）的核心主旨和盘托出了。如象这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化使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以归于正，那么何人不可以教化以成其德，何群体不可以教化以成其美俗。在教化上人人平等，没有不可教化之人，少数民族同胞本质淳朴，有此美质，固当可以教化他们向善。民被其泽，俗美民善。从施教者而言，即是“泽加于其民”。当然，这也需要施教者有极高的德行与才能，即“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阳明此说，也可以视为阳明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实践于少数民族同胞，亦可以说是张横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⑤这一思想的独特实践和光大其传。阳明心系同胞，胸怀家国，期望俗美政美，即使边疆少民亦能化性成德，遂生乐业。从阳明的致良知之教而论，“良知人人皆有”⑥，这从根本上（形而上、本体论）保证了人人皆可化，“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一反观而自得”⑦，这从工夫上保证了“可化”的可行性和“其化之也盖易”。

后来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指出：“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⑧也就是说，在龙场驿的三年时间里，他领悟到，天下的事物本来就无法用格物工夫穷尽，“格物致知”要从自己的身心上着手，并且只要有这种担当精神，圣人是人人可以实现的。这亦是阳明承继了孟子所说的 “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少数民族同胞亦不例外，亦在教化之列，化行俗美，遂生成德。

2.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

王阳明认为不同的地域，人民的习性各有不同，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该充分尊重各民族习惯和风俗的差异，因时因地之不同而机智灵活地调整处理措施。如他在《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中所言：

今天下郡县之设，乃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者，岂故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乱民而已矣。

然而今之议者，或以为流官之设，中土之制也，已设流官而复去之，则嫌于中土之制；土官之设，蛮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复设之，则嫌于从蛮夷之俗。二者将不能逃于物议，其何以建事而底绩乎！⑨

“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这句话最能代表阳明所主张的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尊重不同民族的不同之习尚风俗。其目的在于“使人各得其所”，即《大学》所载“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亲民”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⑩引文末句“惟以乱民而已矣”，本出自《尚书·说命》“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孔传》注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⑪意思是在上位者（官吏、施教者等）不能高高在上、安逸享乐，而要勤恳于人民百姓之事、心系百姓，这才是设置官员的目的之所在。阳明引用，其用意正在此，即无论土官还是流官，其设置的初衷在“治民”，为民谋福祉。

王阳明亦曾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对民族地区采取土官和流官并列的制度，让世代统治这些地区的土司土官，和朝廷派遣的官员一起统治。

土官制度起源于元代，但是在明代已经成熟，这与王阳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故《明史》说：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⑫

所谓“土”，指世世代代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土官；“流”，指流官，即朝廷派遣的官员，因其数年一换，并非固定，有如流水，故称流官。⑬土官对当地的民族习惯、风俗礼仪、日常生活的婚嫁生丧等事务非常熟悉。这有利于维护本民族的稳定和统一。王阳明说在民族地区设立土流官制度具有“法之至”“仁之至”“德之厚”“义之尽”“恩之极”等几大优点，对维护“蛮夷”之“大定”十分有益。如他所说：

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兴灭继绝，而天下之民归心。远近蛮夷见朝廷之所以处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恶而举兵加诛，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录其先忠而不绝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复与其民，义之尽也；矜其冥顽而曲加生全，恩之极也。即此一举，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怀德，心悦诚服，信义昭布，而蛮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设，所以异于昔日之土官，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⑭

其实，王阳明已经涉及到了民族自治制度的雏形，这在民族治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如果仅仅是设立土官，而没有政府任命的流官，蛮夷民族就不会懂得国家恩典，等蛮夷势力强大的时候，就有可能背叛政府，自立为王，这对国家的统一是不利的。所以，国家还必须设立流官制度。王阳明说：

夫流官设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设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设，而夷民因以骚乱，仁人君子亦安忍宁使斯民之骚乱，而必于流官之设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宁使斯民之背叛，而必于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毁誉，避日后之形迹，苟为周身之虑，而不为国家思久长之图者也。其亦安能仰窥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荡荡，无偏无党，惟以乱民为心乎！⑮

总而言之，王阳明主张在中央集权下，在少数民族区域实行自治。在实行自治时，要充分发挥土官熟悉当地民族习惯、风俗礼仪的特长，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这对维护明王朝的统一和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今处理民族问题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王阳明民族教化思想的实践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在与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密切接触和联系中逐步形成的，同时也是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王阳明的民族思想，其核心主旨是民族教化思想。王阳明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在贵州、广西等地都开办了书院学校，如他所主张的“用夏变夷，宜有学校”⑯，学校为推行礼义教化的重要方式和场所。这些书院学校的创设，培养了不少少数民族弟子，使得阳明心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达到了教之化之的目的。

1.王阳明在贵州的教化

在“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思想指导下，王阳明在贵州开展了他的民族教化实践。贵州的书院从明代弘治年间开始有所发展，到王阳明贬居贵州后，贵州的书院教育的影响才逐步扩大。王阳明在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写下《教条示龙场诸生》，要求诸生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他通过讲学大力宣传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龙冈书院讲学时，有较多的苗族子弟听讲。龙冈书院是王阳明亲手打造的第一个书院，对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和贵州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王阳明还曾应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入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也正是在文明书院，他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观。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

[席书]正德间任提学，性嗜静，学问根本周、程。时阳明王守仁谪居龙场，延至文明书院，以训诸生。暇则就书院与论学，或至夜分。自是贵州士人知从事心性之学者，皆二先生倡之也。⑰

“诸生” 一词在这里并非虚指诸多之学生，实际上是席书颇为用心地甄选出的众多之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其中也不乏少数民族学生。王阳明弘扬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对这些少数民族子弟毫无歧视和偏见，平等以待，躬行教诲，谆谆面命，使得他们沐浴在心学思想的春风中，文化和思想素质都大为提升。

在教学方法上，王阳明亦别具一格，他不注重经书讲解、词章记诵，而是强调道德修养，使学生先立圣人之志。立圣人之志，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立定可以终生努力奋斗的远大人生目标，有了这一目标，再从健全人格的道德教育上加以践履工夫，继而辅之以智力教育以开聪明之智，这对于教少化低的贵州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颇为受用，鼓之舞之，振起自新。在教学形式上，王阳明不拘一式，尽显其丰富与多样。如郊游时、聚会时、闲坐闲谈时，皆能启迪学生，施教以心学。览其《居夷诗》，尤其能反映这一特点。有学者认为，王阳明这种先立乎本心之大，在日常生活中施以活泼生动的心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大抵正好适应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质朴民风的文教现状，这也促成了阳明心学得以在黔中广泛传播。⑱

由于王阳明以“学圣贤”为宗旨、“大人之学”为路向，围绕“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和“知行合一”思想讲学，而文明书院又是官学，规模为一省之冠，影响较大，于是阳明心学在贵州迅速传播。此后，王阳明的直系弟子、私淑弟子以及其他王门后学在贵州陆续开办了阳明、正学、为仁、学孔、南皋等三十余所书院，阳明心学通过这些书院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也推动了书院的长足发展，书院的复兴和发展也为阳明思想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阳明心学在贵州地区结出了累累果实，以马廷锡、孙应鳌、李渭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组成了阵容强大的黔中王学，对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马廷锡，其人为学讲求“妙契圣贤”，期至人我、心性、理气无二的至高境界。就学派上论，因他主阳明“静坐澄心”之教而被划入归寂一派。其时有学人阮文中评论到“于先生之泽，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为独得；知其涵濡江右，而不知于贵阳为独至”⑲。孙应鳌，其人为学远绍孟子而近宗阳明，以心为本，承继二人的心学观点，同时以“求仁”为圣门之学的锁钥。他将天、道、命、理、气、性等概念系统架构，基于天人而建立起了心一元论。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孙应鳌建立了学孔书院、山甫书院，集一生学问，大力倡扬阳明心学。张居正对孙应鳌大加赞赏“入元造奥，含英咀华，且其议论不诡于圣人”⑳。李渭，其人为学特重践履躬行，大抵有见当时之学渐渐流于空疏，而倡此以挽流救弊。在学派上，其属于重实效的功夫派。明神宗称李渭“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阳明的重要弟子徐樾（后又师从王心斋）出任贵州提学副使，徐波石虔心学事，在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居住地区主持教育事业。

讲明心学，陶镕士类，不屑屑于课程。尝取苗民子弟衣冠之，假以色笑，而加训诲，故苗民率化。

这数人之学可谓都得阳明心学之一体，各有特点，为阳明心学在贵州一带的迅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的经历对王阳明心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启发了后来他在赣南和广西两处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思想。王阳明在南赣一边平定寇乱，一边推行十家牌法，订立南赣乡约、兴办社学、发布告谕，以求安定地方、教化新民，双管齐下、文武并用的执政特点可以说肇因于贵州教学经历的启示。

2.王阳明在广西的教化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命讨伐广西思田之乱，在广西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也特别注重广西地方的教化事宜，在广西各地创办书院学宫，广泛传播心学思想。南赣平叛的经历使王阳明深刻意识到少数民族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民众普通文化水准低下，没有经过良好的德性熏染，因此仅凭武力征剿的一役之功，是无法铲除山民暴乱的根子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他在《敷文书院记》里面说到：

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土且然，而况夷狄？ 不教而杀，帝所不忍。孰近弗绳，而远能准？ 爰进诸生，爰辟讲室，决蔽启迷，云开日出。

认为当地的土著之所以常常会作乱，是“由学不明，人失其心”，所以他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教育，创办书院，并且登台讲学，传播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试图通过文教来归化人心，达成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一到广西，就不惜动用军饷，用半年时间创办了敷文书院。民国《邕宁县志》记载：

敷文书院于北门街口，亦县学旧址……有正厅，东西廊房，后厅。日集诸生讲学其中。后人因立公像于后厅，春秋祀之，名为文成公祠。

广西地处边疆，华夷杂居，民风特别强悍。王阳明认为叛乱的起因“由学不明，人失其心”，因此在军事镇压的同时，必须从事文化教育，敷文书院就应运而生。“敷文”即“宣扬至仁，诞敷文德”之意，以此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田州、思恩、八寨等叛乱表面上看是军事斗争，而深层原因则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的相互矛盾。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彝、水、仡佬等少数民族，不仅在信仰和哲学上与儒家文化有很大不同，而且在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上也与汉文化有诸多不同。为此，王阳明认为广西“境接诸蛮之界，最宜用夏变夷，而时当梗化之余，尤当敷文来远”，用“仁德”来感化当地的少数民族，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敷文书院建立后，一度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心。王阳明“日聚幕僚诸生讲学”，并以“致良知”为办学宗旨。王阳明不但自己“面授”和“口口相传”心学，还委派弟子季本、陈逅主持南宁敷文书院、灵山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传授心学的同时，他也关注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兴起孝弟，或倡行乡约，随事开引，渐为之兆”。在教育方式方面，王阳明完善了书院的“讲会”制度。“讲会”起源于南宋，与程朱学者所用的书信、课堂不同，王阳明更喜欢用“面授”和“口口相传”的方式讲学，因为这种讲会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讲学活动。经过这样一番努力，王阳明的教育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他自称：“该府（指南宁）及附近各学师生前来朝夕听讲，已觉渐有奋发之志。”随着王阳明“日聚幕僚诸生讲学”，敷文书院日渐成为阳明心学在广西的传播中心。

王阳明曾对明代科举影响人伦提出过尖锐批评：“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但是他不反对学生从事举业，甚至认为书院讲学与从事举业并不相碍，尤其在广西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汉化的本土人才非常急需。为此，王阳明非常强调学生对经典的学习，他聘请福建生员陈大章为学生讲礼。据统计，有明一代，广西中举者为258 人，其中洪武至嘉靖七年的161年间，中举者为120 人；嘉靖八年至崇祯的115年间，中举者为138 人。可见自敷文书院创办后，广西中举者急速增加。当然，这一现象的产生不全是王阳明的贡献，但也不能否定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王阳明讲学的直接关联。可见王阳明的书院讲学活动对传播文化和培养人才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总之，王阳明对广西的教化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和学术色彩。自王阳明在广西南宁创立敷文书院讲学以来，经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不断努力，阳明心学开始在广西地区传播开来，同时他的书院教育思想的传播也促进了明代广西书院的发展，而广西书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阳明心学在广西地区的更广泛传播，也促进了当地文教的发展和提升。

三、王阳明民族思想的当代启示

王阳明的民族思想是其心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强调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下提出的，其核心论旨是“处夷之道，攻心为上”。此之“攻”字，非“攻击”之“攻”，乃“攻治”之“攻”。故而，“攻心为上”的意思是，“治心”为最佳之法门。这与其“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契合无间，也上承孟子的以“德”服人才能使人“中心悦而诚服”的礼乐王道之治。这也要求施教者顺人心之理、宜人情之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从根本上说，阳明的聚焦点是“民”，心忧家国天下，情系民胞物与。阳明诚心期望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皆能归化明王朝，从而强固明王朝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这有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族团结，多民族团结一心才能成就一个强大的多民族一体的大国。民族团结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各民族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团结一体。

阳明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 的民族平等观，从人之本性、心之本体、纯粹良知的形而上层面讨论民族平等问题，颇有助于我们深思镜鉴。我们现今讲坚持民族平等，对于各个不同民族，无论是人口、社会发展程度、风俗习惯等有多少同与不同，都在权利和义务上不分高下。在法律上，已明确规定了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禁止对任何民族进行歧视和压迫。如上文之阐述，阳明的民族平等思想及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实践，有利于我们坚持民族平等而从哲学思想、民族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的视阈来加以审视，批判地继承，撷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光。

阳明的“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观，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实际处境和民情风物习俗的不同，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境况而合乎情理地区别对待，以及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经验，是具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加以创造性地做出当代之思考。作为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之大国，必然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的饮食起居、庆典节日、婚丧祭葬等习俗，以促进民族平等与团结，以及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阳明在贵州、广西开办学校书院，传播先进的心学思想和儒家文化，并亲自登台讲学，这客观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如《论语·八佾》篇载：“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里的“诸夏”与“夷狄”的分别，即相当于现今所说的华夏族与四周少数民族的区别。朱熹注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君长”“上下之分”，皆指代的是伦常秩序（家庭秩序、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礼乐文明。意思是作为诸夏，虽然从种族上看是诸夏，但是已经渐渐丢弃了自己的礼乐文明（文化），故而不再被视为诸夏；而夷狄正相反，渐习礼乐文明（文化），从文化上论，其已是诸夏。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2 页。

⑤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 页。

⑦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8 页。

⑪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2 页。

⑫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81 页。

⑬钟文典、刘硕良：《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5 页。

⑰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30 页。

⑱王路平：《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孔子研究》2000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