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宇 朱月

在地性艺术的创作是基于场域的创作。布迪厄（Pierre Bourdie）①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他通常将“场域”比作“游戏”，游戏中各个位置的存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游戏，也确定了它们处于具有自身逻辑、规则的游戏之中的处境、定位以及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1]介入场域的艺术家参与了这一场“游戏”，遵循游戏规则进行创作，他们对应位置所创作的在地性作品与场域构建关系的联结，作为场域的一份子生发效应。一方面，特定地点的场域关系是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来源，实验电影的在地性创作与该地域的运转体系密切相关，涉及到了场域的历史、文化等诸多要素，从多维度的视角与“在地”产生新的链接。另一方面，实验电影的创作地同时是电影的唯一发生地和播放地点，电影的效用直接作用于当地，真正实现介入后对场域中实质关系的重构。

一、从场域出发：实验电影的在地性创作线索

首先要明晰的是，实验电影的在地性创作是基于特定区域的创作。艺术家的创作从该地域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社会事件等现象而来，也出于对现象背后所具有的体制建构、文化脉络的认知以及感官认知的感受，而抗战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在地性创作的典型案例。在抗战时期，电影以其直观的表现和便捷的宣传作用，成为文艺战线上重要的艺术形式。例如袁牧之带领的电影工作团队冲向战争前线，以亲身感受和记录拍摄，展现了战争的火光与痛苦，表现抗战的决心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