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珺

语言风格是人们运用语言表达观点所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表现。考察人物的语言风格，不能以其一段讲话、一篇文章为标准，而应该综合他的口头用语和书面语言，从宏观上来把握其特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语言风格，集中通过他们各自的主要著作——《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反映出来。这些著作，都是经过他们亲自审阅改定的，具有最真实的凭证价值，因而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

■

毛泽东与邓小平语言风格的相同点

■

语言风格的相同点，指的是人物之间在运用语言表达观点时具有的宏观上的共性。由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同属一个民族、生在同一时代、身处同一个阶级，这就使得他们的语言风格具有相同的民族性、时代性和无产阶级立场。

■ 相同的民族性 ■

语言的民族性是同一民族的人们运用本民族语言的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由于同一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起源和民族文化，其语言结构体系中的语音、词语、语法以及修辞格等自然具有典型的民族共同性。

1959年，毛澤东和邓小平在一起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判“洋八股”时，提出要“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强调写文章必须遵循语言的民族风格规范。对比《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来看，毛泽东与邓小平这种鲜明的民族性语言风格的突出特征就是：两人都能娴熟地运用成语、名言警句和俗语等这些带有强烈民族特点的语言要素。不过，他们在运用数量多少上有一定的差别。

毛泽东一生读书不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多有涉猎。在他的语言中，引用成语、名言警句和俗语的情况很常见，这是同时期其他革命领导人所无法比拟的。比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农民革命运动是否过火问题时，一连用了“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三个褒义成语，通过取其否定意义，说明了革命本应具有的暴力性特点，非常贴切。又如，他在《矛盾论》中论述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引用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形象地说明了片面性的危害，加深人们的认识。再如，在谈到如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时，他引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句俗语，为语言平添几分幽默。

与毛泽东的语言风格相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也彰显着强烈的民族性。

比如，邓小平常说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句著名的四川俗语。

再如，在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时，邓小平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这句话中也是接连用了三个成语，对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又如，1992年到南方视察时，针对部分领导干部放不开手脚推进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引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名言鼓励大家要不惧困难，勇于前进。

据笔者统计，100多万字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中，共引用了2000多条（句）成语、名言和俗语，平均约500字就出现一条。数量之大、频率之高，充分彰显了毛泽东语言这种强烈的民族风格。《邓小平文选》中引用的数量和出现的频率虽不及《毛泽东选集》，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完全一样。

■ 相同的时代性 ■

语言的时代性，是指同一民族的人们在同一个历史时代运用语言的各种特点的综合体现。语言风格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运用语言上存在着不同的风格差异。所谓“古文尚简，今文尚繁”“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分别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共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与探索经历，使得他们的语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点。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两人的语言中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磨炼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意志，使得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疯狂叫嚣，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称其“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与毛泽东的语言一样，邓小平的语言中同样充满了这种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前途，邓小平坚定地认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今天，翻开《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处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语句，时时可以体会到伟人傲视寰宇的非凡气度。

二是两人的语言中都出现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词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诸如“农会”“土改”“党八股”“三三制”“整风”“新民主主义”等新词语频繁出现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同样，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邓小平也提出了“三步走”“两手抓”“四有”“经济特区”“一国两制”“共同富裕”等新词语。这些体现时代性气息的新词语，既有毛泽东与邓小平将外来词汇与民族语言相结合而形成的，也有他们根据中国社会现实情况高度提炼出来的，突出代表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

■ 相同的无产阶级立场 ■

语言究竟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笔者以为，语言本身不具有阶级性，通常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分属不同阶级的人使用的语言一般不会有差别。但是，语言背后体现的阶级立场却有不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他们的语言都体现了他们强烈而质朴的无产阶级立场，构成了他们语言风格的又一个相似性。这种无产阶级立场，集中表现在相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

世界观，亦称宇宙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看法。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世界观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时刻处于不断运动、发展之中，事物之间具有联系，在看待问题时，应该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方法。这既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也是贯穿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一条主线。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语言中，诸如“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等话语经常出现。

价值观是对人们的社会实践行为和活动的评价与判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语言中都充满了对人民的挚爱。

毛泽东称人民是“天之骄子”，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并把“为人民利益而死”看作“比泰山还重”的事。

邓小平曾深情地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

毛泽东与邓小平语言风格的差异性

■

由于出身环境、生活阅历、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不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语言风格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从语言形式上看，毛泽东的语言极富文采，而邓小平的语言相对直白;从语言结构上看，毛泽东擅长使用长、短两种句式，而邓小平更多使用短句;从语言内涵上看，毛泽东的语言含蓄婉转，而邓小平的语言通俗明快。

■ 从语言形式上看，毛泽东的语言极富文采，而邓小平的语言相对直白 ■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不但从这些典籍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养料，还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优秀语言运用技巧，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他擅长运用多种语言方法和技巧。据笔者粗略统计，毛泽东运用过的相对独立的语言方法和技巧就有20多种，而且每一种方法下又有诸多小技巧。这里，我们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最后一句话“它（指‘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这是由三个单句组成的排比复句;每一个单句又运用了比喻（隐喻）的修辞格，合起来又成为博喻;每个分句都是一组鲜明的形象，使用的是摹状的手法;整段话又洋溢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所以这又是抒情。我们知道，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如果能综合使用多种方法和技巧，就会使得语言优美，极富感染力。像《出师表》《岳阳樓记》等传世名篇，在语言运用上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毛泽东运用语言时就很好地掌握了这一要领，因此他的语言极富文采，时常给人以美的享受。

与毛泽东平生未践西土、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不同，邓小平16岁就前往法国，受中国古籍影响程度不及毛泽东。回国后，邓小平就投身到紧张的革命生涯之中，形成了一种雷厉风行、直抒胸臆的工作作风。所以，与毛泽东的语言相比，邓小平的语言较少使用过多的方法和技巧，显得较为直白。

如，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用“随便聊聊天”这句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打招呼，一下子拉近了与老战友的距离。

再如，1989年9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当说到自己死后丧事要简化时，邓小平又使用了“拜托你们了”这句委托他人办事时的敬辞，听起来十分亲切。邓小平历来主张“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直白的语言风格的一种诠释。

■ 从语言结构上看，毛泽东的语言长、短句并用，而邓小平的语言多见短句，罕见长句 ■

何谓短句，何谓长句，并无截然的界限。一般来说，短句是词数少、形体短、结构简单的句子，长句是词数多、形体长、结构复杂的句子。

毛泽东的语言中有不少简短有力的短句。比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等，都是毛泽东语言中经常使用的短句。这些短句很多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工作和学习中的名言警句。但是，有时为了精确、严密地表达思想，毛泽东也使用长句。比如，他在评价鲁迅时，这样写道：“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句话长达50个字，分别用了几个定语对宾语中心词“英雄”作修饰限制，排列非常严密。又如，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有一句话堪称四卷《毛泽东选集》中字数最多的长句：“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这是一句由160多字组成的二重复句。之所以长，是因为短语“给……人们”中间加了一个非常长的限制成分。但句子结构严谨，顺序得当，表意清楚，是长句的典范。

相对于毛泽东长、短句并用而言，邓小平更喜欢讲短话。他曾明确地说：“我的话很短。”在《邓小平文选》中，这样的短句非常普遍。比如，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精简机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开场白和结束语都各仅有一句话。开头是：“我讲几点意见。”结尾是：“我就讲这么四点意见。”再如，他总结中国对待国际局势应采取的对策时，只用了12个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就高度概括了中国的外交策略。在邓小平的语言中，诸如“两个凡是”“两个估计”“三老四严”“三不主义”“四大”“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三讲两不怕”“四个保证”“一国两制”“三通”“三种人”“三落三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高度凝练但内涵十分丰富的短句时常被运用。

如果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作一个简单对比，更能明显地看出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使用语言时的结构差别。《毛泽东选集》共收著作159篇，约108万字，平均每篇约6700字。《邓小平文选》共收入邓小平的著作、讲话、谈话等文章222篇，约85万字，每篇平均3800余字。其中，1000字以下的文章有68篇，占总数的30.6%。超过1万字的还不足10篇。

■ 从语言内涵上看，毛泽东的语言含蓄婉转，而邓小平的语言通俗明快 ■

由于对中外哲学的长期理论思考，毛泽东的语言表达逻辑严密，又由于具有诗人般的气质。他说事论理时往往不把意思直接浮嵌在字面上，而是含蓄婉转，给人留有余地和思考的空间。比如，在劝说党员干部要有责任心时，毛泽东拿洗脸作了比方，说：“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又如，在说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问题时，毛泽东并不是直接强调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举“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的例子，婉转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哲理性强，韵味十足。在毛泽东的语言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毛泽东从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学到了丰富的语言使用技巧，并且将其与现实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而根据语言接受对象的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阐发，已经达到了信手拈来的境界。

與毛泽东不同，邓小平理论和实践活动主要形成和集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一历史转折阶段，中国必须大胆破除各种“左”右倾思想的干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必须具备一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行为方式。体现在语言风格上，便具有通俗明快的特点。邓小平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尤其在重大问题上更是毫不含糊。

比如，在强调中央要有权威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又如，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多干实事，并具体指出实事就是“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改进？等等”。

这些语言通俗明快，直指问题症结所在，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种快节奏的“中国风”。

毛泽东与邓小平语言风格的差异性，是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标准。我们说毛泽东的语言极富文采，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的语言就没有文采;同样，我们说邓小平的语言通俗明快，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话就晦涩难懂。这种相同性和差异性的结论，是根据两人语言的整体风格得出的。其实，无论是毛泽东独领风骚的诗化语言，还是邓小平直白易懂的质朴语言，带给人们的震撼与深思并无本质的不同。

“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从这点说，学习伟人语言风格也是领略其风范的一扇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