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民

李翔梧，原名李凤周，河南省洛宁县人，1907年9月24日出生，1925年6月毕业于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年9月加入共青团，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1月加入苏联共产党。刘志敏，河南省罗山县人，1908年7月16日出生，1926年河南第一女子中学肄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翔梧、刘志敏于1928年春经曹靖华夫妇介绍结婚。1929年7月，李翔梧夫妇回到上海。李翔梧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是军事部早期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刘志敏在中共中央机关做交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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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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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后不久，李翔梧受中共中央军委的派遣，秘密携带中央的一批重要文件，由上海经香港、广东，前往中央苏区。3月24日，他在香港遇到了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中共赣南特委常委、红35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禧。3月25日，李翔梧在香港给中央军委并党中央发函，报告了他从谢家禧（函中误写为“35军政委谢材喜”）处了解到的赣南特委对富田事变的态度等情况。此报告中所提供的一些情况，对后来中共中央处理富田事变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李翔梧

同时，李翔梧利用此次前往中央苏区的机会，建立了南雄、韶关两个通向中央苏区的交通站，开辟了上海到中央苏区新的秘密交通线路。他在报告中说，他与广东省委研究，韶关站由广东省委负责，南雄建站问题等他进去以后布置。至于赣南与苏区中央局之间的路线，亦需进去以后再决定。

谢家禧随后陪同李翔梧于4月7日到达中共赣南特委机关驻地信丰县黄泥排村。5月13日，在中共赣南特委召开的第三次特委扩大会议上，李翔梧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在李翔梧指导下，此次会议根据中央确定的组织系统，决定将中共赣南特委改组为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李翔梧还和西河分委领导成员一起，讨论确定了西河各县党组织需要完成的三项紧迫工作：一是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员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二是尽快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西河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三是扩大和加强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苏区。在李翔梧的指导和中共西河分委领导下，西河各县党组织认真贯彻会议决定，西河地区革命斗争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李翔梧的妻子刘志敏正冒着酷暑，千里迢迢把李翔梧离沪后才出生、当时刚满3个月的次子沪生（李宗明）从上海送回李翔梧的洛宁老家，由其母亲抚养。安顿好孩子，刘志敏于8月也辗转到达中央苏区。此前，他们已把长子苏生送至信阳罗山，由刘志敏父母照料。刘志敏母亲去世后，苏生亦由李翔梧母亲接回洛宁，后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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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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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中共西河分委领导机关从信丰县迁驻上犹县营前镇。李翔梧也随同西河苏区出席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起东渡赣江，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报到。至此，他便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李翔梧很快被分配到红4军第10师政治部任秘书长。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他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一起被抽调至瑞金，参与筹备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第一部红色宪法的诞生。

不久，李翔梧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撤销，李翔梧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领导国民党军第26路军在江西省宁都县起义，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辖第13军、14军、15军）。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党派出大批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充实红5军团，如萧劲光（红5军团政委）、刘伯坚（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旷朱权（第13军政委）、黄火青（第14军政委）、左权（第15军政委）等。李翔梧也被派往红5军团工作，先后任红5军团第13军政治部主任、第14军第41师政委、第14军第40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14军政委、红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等职。

12月17日，宁都起义部队开赴石城的龙岗、秋溪、横江等地整训。时任第13军政治部主任的李翔梧，在秘书长赖传珠的配合下，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在起义部队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进行红军纪律教育，克服旧军队的各种不良作风，为提高部队的政治素养，建立中国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翔梧非常重视在起义官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他担任第41师政委时，发现该师青年军官李雪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就把自己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借给他阅读。这使得初当红军的李雪三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了共产主义，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才有出路。不久，李雪三就加入了中国共產党，并先后被任命为第41师政治部技术书记、第3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李翔梧思维缜密，处事果断，给他的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晚年深情地回忆道：“我曾两次在翔梧同志领导下工作：第一次是在1932年2月至6月。2月中旬，我作为连长的红13军37师特务连混编为红14军40师119团第2连，随即参加了赣州战役。我连担任赣北的江面警戒，连部驻储潭。李翔梧政委到我连视察。首长考察缜密，指示我选十来个会游水的战士，化装成一般渔民，乘几条渔船游弋在警戒线北约20里处察望敌情，以免将来应战仓促。当我和政委共进午餐、共话家常时，我趁机吐露了心病：我只当过一年学兵，宁都起义后，因我是地下党员，一下提成连长。连里多是陕甘老兵，我口令都喊不好，十分为难，希望能调动工作。赣州撤围东征时，我被调到师政治部任秘书处长。政治部每周都有主任参加的办公会。李翔梧同志处事果断利落，我们很少开长会。会后他和大家聊天、讲故事，有时引吭高歌，唱些我们听不懂的苏联歌曲。第二次是在1933年的三四月间，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翔梧同志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我任宣传部教育科长。部长常说，部队里文盲多，教育科编写政治教材、讲话材料和战士识字课本等要求内容生动有趣，通俗易懂。我还记得东黄陂战役后的一篇识字课内容是：‘白军十一师，号称呱呱叫，黄陂打一仗，一个没跑掉。不久，我调离了军团政治部。我和翔梧同志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教导和音容仍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李翔梧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伍修权回忆时说：“他既较我年长，又先我回国，我简直是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的。斗争实践证明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记得有时翔梧同志回后方向总政汇报工作，我们因为中山大学老同学的关系，总是要见面谈谈心的。尽管前方的战斗生活充满艰险困苦，翔梧一谈起来，却是那样乐观坚定，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心。”

1933年6月，李翔梧调任红7军团第20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王明路线执行者以追究红7军团政委萧劲光黎川失守责任为名（实则是反“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者”）撤销其职务，后判其5年有期徒刑。同时，撤换了一批被他们认为具有同样倾向的作战部队的政委，如罗荣桓、滕代远等。李翔梧这时也“同受迫害”，被免去师政委职务，调到后方红军大学任专职教员。

虽然戴着“军中罗明路线”的帽子，但李翔梧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基础知识扎实，备课认真充分，所以讲课很受学员们欢迎。当年的红军大学学员、后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刘道生，在《森林中的红大》一文中提到，敌工部部长李翔梧等“都是不错的教员”。1976年，他见到李翔梧之子李宗明时说：“见到你我很高兴，说明烈士后继有人。你父亲很有风度，他讲政治经济学。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政治的多为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他讲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讲课时同学们都能听懂，而且平易近人，我对他的印象最深。”后来，即使工作变动，李翔梧仍经常到红军大学兼职讲课。

不久，由于王稼祥的干预，李翔梧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又称破坏部）部长。

刘志敏

这是李翔梧再次到总政治部工作，但这时的红军总政治部已不同于原先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其从中革军委中分离出来，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使其成为全国红军最高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当时，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办公地点在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

敌工部主要负责兵运工作，李翔梧对此并不陌生。他在上海中央军事部任兵士科科长时，从事的就是兵运工作。到任后，他很快进入角色。1933年12月23日，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的文章，发表在1934年2月25日《红星副刊》第5期。李翔梧在文章中分析了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现状及在其内部搞士兵运动的有利条件，指出破坏和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仍然是红军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在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中，还存在着忽视兵运工作的倾向。他要求各政治机关要把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开展成为群众的运动、群众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变成经常性、持久性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工作。同时，他还针对白军士兵和俘虏兵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宣传鼓动措施。

1934年2月7日至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58人，会议历时6天。博古、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和演说，贺昌、袁国平等约30人在会议上发言，其中李翔梧在10日下午作了《如何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的大会发言，最后由王稼祥作会议总结，贺昌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在我军政治工作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强调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对红军中党的支部建设和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加强苏区红军建设和瓦解敌军工作、动员苏区红军积极投入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934年6月，李翔梧改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明白革命道理，提高思想觉悟。他当时的通信员唐继章回忆说：“在我看来，他十分和蔼可亲，常常白天东奔西走，深入基层，晚上还坐在油灯下写稿编报。就连茶余饭后的一点点空隙时间，也用来和战士们讲故事、拉家常，使得人人乐意和他接近。有天晚上，他正在工作，我给他送去一杯开水。他马上站起来，扶扶眼镜，笑吟吟地望着我说：‘小鬼，谢谢你，来坐坐。我怕影响首长工作，正想退出去，他却拉着我的手说：‘坐一会儿吧，我也要休息一下呢。接着，他问我：‘为什么要来当红军？我说：‘家里穷，活不下去，出来找个饭碗。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你说得很实在，咱全中国那么多穷人，一年忙到头，怎么也混不上一顿饱饭，而那些地主老财，吃喝玩乐啥活不干，反而田成片，钱如山。咱们闹革命，就是要消滅这帮吸血鬼，让全国穷苦百姓端上金饭碗、银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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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妇女部部长刘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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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敏到中央苏区后，于1932年6月任中共宁都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1933年1月，刘志敏调任建宁中心县委常委、妇女部部长。在建宁工作期间，她显示了卓越的工作才能和高昂的工作热情。她没有领导架子，给人们的印象是热情开朗，谈笑风生。她工作踏实，作风深入，常常奔波在苏区的山村僻壤，组织发动苏区妇女支援红军反“围剿”，组织妇女洗衣队，发动妇女打草鞋，筹集物资赴战场慰问红军。更突出的是，她在工作区域内，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加红军，这些青年成为后来组建红7军团的主要兵员。她为扩充红7军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3年4月，刘志敏同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静焘一起去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省委扩大会议。返回途中，路经建宁里心镇双溪村黄泥潭，遇上地方反动武装正在包围袭击当地群众，情况十分危急。为解救受困群众，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向敌人开枪射击，毙伤敌多人。战斗中，吴静焘壮烈牺牲，刘志敏身负重伤，被送进竹薮后方红军医院治疗。伤愈出院后，兼任宣传部部长、妇委书记。1933年5月，闽赣省成立，刘志敏调任闽赣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2月，刘志敏任闽赣省委常委、妇女部部长。

伍修权在苏区与刘志敏相熟。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因为与翔梧的来往，因而和志敏同志也比较熟悉，知道她是位胸怀开朗、志存高远的女同志，很能适应当时苏区艰苦工作的环境，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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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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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李翔梧和刘志敏奉命留在中央苏区。李翔梧担任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大部分中央苏区，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鼓舞士气，他让工农剧社留下来的同志教战士们唱歌：

男女老少，大家团结;坚决勇敢，全体参战去;用我头颅，用我热血，用我武器，向前去奋斗。

1934年11月下旬，敵人先后占领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四座县城，形势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巩固部队，坚持斗争，就成为苏区面临的新问题。12月28日，李翔梧根据中央军区领导的要求，在瑞金西江一个农户家中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题目是《巩固我们的部队》。在这份2000多字的文件中，他清醒地估计了形势，明确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文件指出：“敌人用残酷的手段和欺骗的宣传，企图消灭我们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企图消灭革命。由于敌人的围困封锁，会造成我们在物资资料上的困难。我们的部队主要在敌人的封锁圈内活动往来，穿过敌人的堡垒封锁，夜间动作多，不免肉体的疲劳和痛苦。我们要克服这些意料到的困难，从战斗中去战胜敌人。因此，我们红色战士都能一个当十个，十个当百个，有坚定胜利的信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文件不仅分析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而且明确提出了粉碎“围剿”的战略战术。文件指出：“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式。我们发展游击战争便能保卫、恢复和发展苏区，壮大红军是敌人不能战胜的伟大力量。”文件还提出巩固部队、防止减员的种种方法，并提出当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供干部战士讨论。这份文件的原件收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没有署名。1984年经袁血卒鉴定，确认作者是李翔梧。这是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珍贵文件之一。

为了指导部队和苏区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李翔梧在政治部主任贺昌的指导下，亲自起草并刻印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等文件。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两眼熬得通红通红的。

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当时已经沦陷的中央苏区到处是白色恐怖。有的人对革命产生了动摇，有的人当了逃兵，有的人背叛了革命。当获悉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投敌后，李翔梧非常愤怒，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了《给叛徒们以无情的打击》的檄文，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文章痛斥了叛徒的无耻行径，教育大家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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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梧在天门嶂突围时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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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中旬，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南部禾丰、黎村地区，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项英、陈毅、贺昌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率红70团穿过敌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突围前，红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机关进行了整编，共编成4个大队。李翔梧与中央军区政治部破坏部部长袁血卒、破坏部干事贺侠（即周子桢，开国少将）都被编入第4游击大队，袁血卒任大队长兼政委。第4大队大约500人，主要任务是突破敌人设在安远河的封锁线，占领会昌天门嶂山区，掩护项英、陈毅所在的大队突围。组织上打算待局势发展站稳脚跟后，在粤赣边一带成立赣南区军政委员会，由李翔梧任书记，袁血卒、贺侠等任委员，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3月9日下午3时，贺昌带领第3大队（5个连）从上坪的屏坑山出发，先行突围，李翔梧和袁血卒的第4大队随后跟进掩护。当晚，突围部队安全渡过安远河，到达会昌晓龙的天门嶂。

位于瑞金沙洲坝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天门嶂，海拔并不算高，但山峰绵延，沟壑纵横，林茂草长，人迹罕至，时常有野兽出没。早在中央军区突围前，国民党军队就在此布下重兵封锁。突围至天门嶂的部队，当即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部队被打散，但他们仍以小股为单位，依托山上地形顽强地抗击敌人。天黑时，敌人从三面上山进行包围，并放火烧山，不断向山上放炮。激战中很多同志英勇牺牲。整个夜晚，天门嶂山上枪声不断。

由于敌众我寡，经过激战后，第4游击大队的500余人大多阵亡，幸存的少数人也被打散了，到天黑时只剩下李翔梧、袁血卒、贺侠和通信员唐继章、战士钟伟生等7个人。他们趁着夜色突出重围，在天门嶂深山老林里辗转隐蔽了几天。白天找岩洞水沟隐蔽，晚上行军找部队。这时他们携带的干粮已吃完，饿了也只能找些野菜、草根充饥。由于夜间在深山密林中行军，方向难辨，往往走了一夜又转回原处。即使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李翔梧仍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大家。唐继章回忆说：“有一次李部长开玩笑说，就算是祝太公的盘陀路，我们红军战士也要冲出去。说得大家都笑了。”

在此极度艰险困难的时候，李翔梧仍然坚信革命必胜。多年后，袁血卒回忆：“当时翔梧同志鼓舞大家，‘现在是革命的低潮，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要是跟主力联系不上，我就带你们到上海找地下党。无论如何，太阳是要上升的，船是要靠岸的，夜终归是要尽的，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3月15日，李翔梧他们在一个地势较平的山坳里发现一栋带楼板的房屋，派人查看后发现竟然是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屋角堆放着一些红薯和芋头。这对几天没吃上饭的他们是个福音。于是，他们便进屋生火烤了些红薯饱餐一顿。由于连日的作战和极度疲劳，大家吃完红薯后很快就倒在楼板上睡着了。没想到，时隔不久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把他们惊醒。原来，一股反动的民团武装发现了他们，并已经悄悄地把房子包围起来，敦促他们缴枪投降。

面对围攻的民团武装，李翔梧他们毫不畏惧，决定夺路突围。战斗打响后，李翔梧和袁血卒冲在前面，其他人紧跟在后，边打边冲。在突围途中又有两个战士牺牲了，李翔梧的腰和腿部也先后负伤，唐继章和钟伟生半背半扶地保护着他突围。行走了一段路后，李翔梧为了不拖累战友，突然将唐继章、钟伟生往前推开，喘着气大声说：“同志们！你们前进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你们不要管我，一定要找到党！将来革命胜利了，在烈士名册上记下我的名字就行了！”当他俩回头看时，李翔梧已举枪射向自己，壮烈牺牲，时年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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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敏在漳州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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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敏奉命留在闽赣省继续坚持巩固苏区的斗争。为了适应形势变化，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进行了整编，机关人员编为工作团随省军区武装一起行动。刘志敏仍任省委（工作团）妇女部部长兼裁判部秘书。1934年底，国民党军卢兴邦部纠集地方保安团，更加疯狂地“围剿”闽赣苏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变节投敌。然而，刘志敏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旺盛的革命热情，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着革命斗争。此时，刘志敏与李翔梧音信不通，她把对革命伴侣的牵挂之情暗藏在心底，一直坚持在游击战争的最前沿。12月底，闽赣省军区部队和省委（工作团）在棠地（今属宁化县水茜乡）遭敌52师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刘志敏不幸被俘。

刘志敏被俘后，先被关在福建宁化监狱，后被押到漳州绥靖公署监狱。在狱中，她一刻也没放弃斗争。据与她同时被俘的闽赣省妇救会干事张仕英回忆：“每次过堂回来，刘志敏总是给我说：‘小鬼，不要讲，任凭枪毙也不要说。我问她：‘你讲什么没有？她回答：‘你放心，我绝不会讲一个字。并鼓励我：‘敌人是一时得逞，我们是暂时困难，一定要坚持斗争，以后会有出头之日。在生活上，她很关心和体贴我。最使我难忘和感动的是，她看我穿得薄，有些冷（当时春节刚过，天气较冷），就将她的一件黑色毛料上衣给我穿上。”

在刘志敏的言传身教下，战友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强。漳州绥靖公署监狱对她进行人身折磨，每顿只让喝一碗稀粥，牢房既潮湿又肮脏。她们经过多次抗议和绝食斗争，生存条件稍有改善。

敌人对刘志敏进行多次审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共军干什么？是不是共产党？这次突围出去了多少人？都到了什么地方？”刘志敏一概回答：“不知道！”敌人看软的不行，就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的她丝毫没有动摇过。

敌人多次刑讯，一无所获。因尚未弄清刘志敏的真实身份，敌人没有马上下毒手。几个月后，由于叛徒彭祜（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出卖，敌人得知刘志敏的真实身份，如获至宝，立即组织突击审讯。刘志敏觉察到被叛徒出卖，反而更加神情自若，威武不屈。她回击了敌人的一切威逼利诱，视死如归。敌人说：“你还年轻，只要说实话，马上给你自由，还给钱给官。”她一声冷笑，严正回答：“当红军，命都不要，还要钱要官吗？”敌人气得嗷嗷叫，又施酷刑，她再次晕了过去，敌人又是一无所获。1935年6月的一天，刽子手以伪善的面孔对刘志敏说：“你带上行李，现在送你回家。”刘志敏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从容、镇定地整理头发和衣服，告别战友，昂首走出牢门，在漳州城西门外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7岁。

伍修权曾不无沉痛地分析道：“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路线的错误，我们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进行了长征……就当年的实际情况而言，参加长征的有牺牲的可能，而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则牺牲的可能性更大。翔梧、志敏同志也正是在坚持游击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他们既是死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手，也是因为‘左倾错误路线造成革命的失利而付出了生命。”

血染杜鹃红，江河同悲泣。李翔梧、刘志敏没能看到北上抗日的红军会师陕北的动人场面，没能分享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胜利喜悦，更没来得及细细体味孝敬父母、夫妻白头、儿孙绕膝的家庭亲情，然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诠释着共产党人大爱的真谛，鼓舞着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