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燕

1991年3月30日，父亲程子华安详地躺在灵柩里，像睡熟了一样。我握着父亲那双冰冷伤残的手，千呼万唤，多么希望能够唤醒他。我不愿相信，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我们。泪眼望着礼兵们抬着父亲的灵柩缓缓走出总后礼堂，我的思绪却好像随着父亲最后的人生历程漂移，追忆着父亲的一生。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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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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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20日，父亲出生在山西省解县一户苏姓人家。由于父亲的姨家没有孩子，父亲自幼就被过继给了姨家，从此改姓程，取名世杰。父亲7岁开始读私塾，12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1922年，考入山西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参加了反对军阀统治的爱国学潮。1926年6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的委派，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后改名程子华，从此开始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戎马奋斗的一生。

父亲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来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当排长。1927年12月，随部队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经党组织的安排，几经辗转，于1929年初隐蔽到驻湖北的国民党军岳维峻部，结合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况，秘密做兵運工作。

1929年6月，根据毛泽东“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红5军第5纵队从湖南平江来到鄂东南，在大冶地区开展游击战。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第5纵队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重要集镇的反动武装，取得节节胜利，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震惊，国民党独立15旅急赴大冶、阳新地区，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国民党军的这一行动，却成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大冶兵暴”导火线，而父亲则是这次兵暴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4月，父亲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独立3师师长、40师师长、41师师长兼政委、14师师长、22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他率领部队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深入发动群众，诱敌深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4年1月，父亲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6月，中央决定派父亲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找我父亲谈话，分析形势，明确父亲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重要任务。父亲到达鄂豫皖以后，省委决定父亲出任红25军军长。1934年11月，根据上级的指示，父亲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及红25军其他领导同志，打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当时，红25军在父亲等人的率领下，虽然一度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但他们正确分析形势，及时作出战略转移的部署，一路转战，孤军北上，打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初到达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吴焕先政委牺牲后，父亲开始担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后又改任红25军政委。1935年7月，红25军根据中央红军的动向，主动向西安西侧出击，积极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敌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

红25军在长征途中历经多次艰苦战斗，政委吴焕先在强渡泾河的作战中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父亲在庾家河战斗中双手被子弹打中，动脉都被打破了。因为没有药物，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在伤口里来回擦着消毒，剧烈的疼痛让父亲无法忍受。后他又因感染，高烧多日不退，昏迷不醒，只好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轮流抬着进行长征转战。父亲多次要求截肢，因为这样可以好得快一些，也可以减轻战士们的负担。但红25军医院院长钱信忠（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卫生部部长）坚决不同意，说如果截肢就彻底残废了。在钱信忠院长的精心治疗下，父亲最后保住了双手。双手虽然保住了，但一只手的手指像收拢的鸡爪子一样无法伸开，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开无法弯曲。

每当父亲提起他的手，总会诚恳地告诉我，他受这点伤不算什么，看到那么多的人为了他出生入死，想想他的亲密战友吴焕先以及牺牲的烈士们，他是很知足的。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15军团，父亲任军团政委。他和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等人，共同指挥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进一步巩固、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终立足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面对中央红军遇到的困难，父亲和徐海东等军团领导商量后，从家底中拿出了5000大洋赠予中央红军，以解决其经费问题。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父亲和徐海东等人带领红15军团，与林彪和聂荣臻带领的红1军团联合作战，南北夹击敌人，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936年2月，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根据中央的部署，父亲和徐海东等人一起率领红15军团参加了东征战役。5月，为了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合，中央决定西征甘肃、宁夏。父亲和徐海东等人率红15军团与红1军团分两路西进，重创了马鸿逵的反动武装。同年11月，父亲和徐海东等人又率领红15军团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山城堡战役。红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中央军1个旅又1个团，终止了中央军对陕甘宁苏区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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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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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父亲说过，西安事变与一个叫高福源的东北军团长有关，而高福源被俘虏后是经过父亲劝说投降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是1935年10月22日，高福源在与红15军团的榆林桥作战中被俘。

1936年，红1军团与红15军团部分领导人合影。左起：王首道、罗瑞卿、杨尚昆、程子华、聂荣臻、陈光、徐海东、邓小平

高福源是辽宁营口人，辅仁大学毕业，后又从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与张学良的关系很好。高被俘后以为必定会被红军所杀，必死无疑，所以开始的时候拒不投降。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找他谈话，耐心地做工作，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我党统战工作的需要和周恩来的指示，高福源返回西安，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高福源的穿针引线，红军同东北军之间很快搭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为后来促成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以后，党中央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由于在长征中受伤严重，需要住院做手术，没有加入改编后的八路军。父亲痊愈后，因为是山西人，便被派往山西，对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出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等领导职务。他到任后，积极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同阎锡山的反共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对当时第二战区抗日战争武装力量特别是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39年1月，为加强敌后抗日力量，父亲受命深入敌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出任冀中军区政委，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父亲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后，听取了黄敬、吕正操等人的意见，共同研究确定了开展冀中敌后游击战争的部署。他们根据冀中平原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领导冀中军民粉碎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父亲在冀中的几年里，除了领导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敌后游击战争，还及时总结了在平原地区建设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写成《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等文章，被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广为转发，对当时的抗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老电影《地道战》，就是父亲当年大力推广宣传的历史缩影。还有著名的马本斋的回民支队，也是父亲当年领导下的战斗在冀中大平原上的一支优秀抗日队伍。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战争形式和英雄传奇故事，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话题。

1943年8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配合聂荣臻工作。后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与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后来萧克也去了延安，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职务。这期间，父亲不仅主管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兼任工商局局长和经委主任，制定了一些相关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领导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的大“扫荡”，坚持和扩大了敌后武装斗争，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巩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中央有关领导曾对我父亲说道：“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搞经济建设你很在行啊！”这可能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脱下军装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历史原因吧。

冀察热辽边区位于东北与华北的接壤地带，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极为重要之地。抗战胜利前夕，父亲预见到这一地区对于今后东北和华北全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于是建议中央加强我党我军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并率先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赶赴承德，筹建热河省委和军区，全面开展冀察热辽的工作。与此同时，命令李运昌率队挺进东北，開辟根据地等。这些未雨绸缪的战略部署，对抗战胜利后我军开赴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大后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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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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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全国抗战胜利以后，父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后任副政委。同年10月，父亲又被任命为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开创了解放战争初期冀察热辽这块最大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父亲主持了冀察热辽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该地区土改运动成为后来全国土改运动的典范。

在此后的1946年到1947年两年的时间里，父亲领导冀察热辽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部队从创建之初的3万人发展到30多万人。在此期间，父亲曾参与和指挥了其中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

我们都知道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我小时候看过电影《董存瑞》，他高举炸药包炸碉堡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并不知道董存瑞这个英雄典型竟然是父亲树立起来的。1978年3月，父亲出任民政部部长。他到地方调查时，听说了董存瑞的一些家事，便亲自过问和提议，并力主将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调到民政部工作。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是父亲在指挥解放隆化的作战中，发现了董存瑞这个英雄典型，亲自用伤残的手写出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在《群众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该报还配发了一篇社论，宣传表彰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相关部门授予董存瑞“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冀察热辽前敌指挥部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父亲出任第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所属第8、第9、第11纵队和3个独立师，开始进行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役，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而塔山阻击战则是锦州之战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父亲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亲临前线，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

塔山阻击战，是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等部在辽沈战役中为保障主力夺取锦州、阻敌增援所进行的一次防御作战。塔山距锦州30公里，距锦西4公里，离葫芦岛不过5公里，周围是平缓的起伏坡地，东临渤海，西靠白台山。所以，塔山是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东北我军堵住国民党援军的必争之地。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的增援行动，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第4、第11纵队和热河独立4师、6师、8师和炮兵旅，由父亲统一指挥，迅速向塔山地区集结，组织坚守防御。

作者童年时与父母在成都合影

塔山阻击战从1948年10月10日开始，至10月15日结束，共进行了六天六夜。两军对垒，我军以8个师顶住敌军11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进攻。战斗异常惨烈，我军共歼敌6500余人，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誓死坚守塔山，使增援敌军被挡在塔山脚下，未能前进一步，从而保证了锦州之战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负责黄埔同学会工作时，与当年塔山阻击战国民党东进兵团将领侯镜如常在一起。有一次，侯镜如问我父亲，你当年是怎么守塔山的？父亲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一笑泯恩仇。父亲曾和我说塔山阻击战是他戎马生涯中经历的极为惨烈的一次作战，但他作为这次战役的总指挥却很少提及个人的历史贡献，他把一切都归功于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和部队。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父亲率领东野第4纵队率先进关，不久又投入到平津战役中。在准备和平解放北平时，父亲率领东野第2兵团、萧劲光率领东野第1兵团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父亲率领东野第41军等部代表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随后，父亲被任命为北平第一任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协助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维护北平的治安。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父亲任第13兵团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8、第47、第49军。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父亲率领第13兵团南下，先后解放了襄阳、樊城。随后，指挥所属部队发起了著名的宜沙战役，打败了宋希濂所部，解放了湖南常德地区。

父亲戎马生涯中的最后一战，是彻底打败白崇禧的著名的衡宝战役。衡宝战役，又称中南战役，是解放军向中南进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横跨开国大典的唯一大战。从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共历时34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和湘西大部地区，为后来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为解放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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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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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末，父亲出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10月，父亲奉命调往北京，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经济工作生涯。

此后，父亲先后任全国供销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代主任、党组书记，领导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创建，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形式和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形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后，父亲历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1960年后历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父亲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效地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至1966年11月，父亲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線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综合平衡，突出重点，精心组织，发动各部门通力合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建设了一批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重点的厂矿和军工企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虽然被错误地长期关押，身心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在狱中，他以坚强的毅力，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双手严重残疾、生活难以自理、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写出了长达万言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情况总结》。这是一份珍贵史料，周恩来看后曾给予高度评价。1972年父亲被解除关押，但没有分配工作，继续接受监督和思想改造。1975年至1977年，父亲又被送到中央党校读书班继续学习。其间，他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写出了《我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1978年3月，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出任民政部部长和党组书记。他不顾年老体残，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民政工作走上了正轨，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民主法制的逐步建立健全，父亲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在主持我国《选举法》修改工作期间，他带队深入基层进行选举试点，并组织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县、乡民主选举，开了民主选举工作的先河。

父亲是伤残人员，知道残疾人的需求和痛苦。因此，他在民政部任部长期间，对残疾人基金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他在1980年4月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名誉主席后，积极支持和帮助建设聋哑学校，使许多聋哑儿童有机会接受文化学习和掌握工作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父亲年轻时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他对中国的足球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后半生的最大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1982年，在父亲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期间，中国队和香港队的比赛，是决定中国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关键。赛前，父亲特地把足球队全体队员请到家里来，在客厅里铺开战局商量对策，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要敢打敢拼。那时宋任穷是中国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宋伯伯见到父亲经常调侃：“我说程主席啊，怎么我的排球总赢，你的足球老输啊？”而父亲总是报以笑容说：“这可不怨我啊……”

1980年9月，父亲被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9月，开始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3年6月后，相继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在此期间，父亲继续完成中央交办的大量重要工作，如筹建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参与了三峡建设调研和革命纪念地的保护和建设等工作。

1988年9月，作为辽沈战役重要战场纪念地之一的塔山阻击战纪念馆落成，父亲应邀为该纪念馆题写了“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馆名。同年10月31日，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父亲出席了典礼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

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父亲出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和顾问长达7年之久，始终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许多幕后工作。1991年2月19日，父亲抱病接见了台湾四海同心会会长张琦。这也是父亲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两岸联谊活动。3月30日，父亲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着祖国的统一大业，魂系台湾黄埔同学：“台湾的同学到广州了吧，我不能陪同了，见不到他们了……”当夜，父亲飘然远行，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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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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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父亲是在58岁时有了我。那时父亲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一年多。也许是因为家里多年来又有了孩子的哭声，妈妈说，每次夜里听到我的哭闹，父亲总是起来细心地呵护我。在父亲的战友里，我也是岁数最小的孩子之一，因而我得到了很多父辈的疼爱。妈妈告诉我，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伯伯经常送给我一些营养品;邻家吕正操伯伯也经常来我家看我，送给我一些小礼物。1965年，父亲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并且主持三线建设。那时我还不到3岁，父亲的工作非常忙，但每次回到家里总是经常把我抱在胸前。有一次邓小平、贺龙等来西南三线视察建设情况，父亲就是抱着我去看望邓、贺两位伯伯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被关押。在父亲被关押期间，我是家里第一个到狱中探望父亲的。那年，我已经5岁了。阿姨带着我去给父亲送衣服，看守所的人员看我年幼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便同意带我去见了父亲。

记得当时父亲微笑着看着我，我虽然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被关押，心里也很害怕，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够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临走时，父亲依依不舍地亲亲我，然后掏出手绢，用他那残疾的双手小心地为我包了一个桃子和几粒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无异于奢侈品。后来才知道，那也是父亲过节时发的，他每天也只是用来当营养品限量吃。在以后的探视中，父亲总是和蔼可亲，没有沮丧，没有抱怨，没有怨恨。父亲告诉母亲不要为他担心，困难总会过去，问题总会解决，他出来后还会再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1972年，父亲被解除关押后，仍被居家审查两年多。这也是我和父亲接触最多的一段难忘岁月。我在这期间患过一次伤寒，父亲坐在我身边，用伤残的手把装麦乳精的铁皮筒改装成小玩具，还给我讲述地道战的故事。父亲对我是大爱无声，好多次在街头买烤地瓜给我吃。当我感冒发烧时，父亲就会笑眯眯地说：“来，让我试试。”然后轻轻用他的额头碰我的额头……这是一段难忘岁月，我感到了父亲是那么的可亲可敬可爱，是那么的平凡和普通。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子女从来没有享用过父亲的公务车。当年哥哥结婚，也是骑自行车将嫂子接进家门的。因为我年纪小，父亲对我给予了很多的关怀和照顾，但对我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记得在考高中时，由于我家从组织部招待所搬到了北长安街的四合院，我也要从育英学校转到离家近的四中就读。四中要求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入学，我对此不以为意，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取北京四中应该不成问题，所以对入学考试有情绪。父亲注意到了我的态度后就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考不好你就去不了四中。不自食其力，没有谁能帮你。”经过统一考试后，我被四中录取了，但父亲的那句话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成为我的座右铭：要做自食其力的人。

我在上学期间，只要学校放假，就会陪伴父亲到各地看看。这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亲身体会了父亲对于国情的了解。父亲走到哪里视察，不用看地图就知道哪个县在哪里。走到每个地方，都有很多老朋友看望父亲，父亲总是满腔热情地接待他们。父亲到每个地方都要求轻车简从，谁要是搞超标准的接待，必定会受到父亲的批评。父亲晚年，每当我陪同他外出，扶着他走路时，他都露出无以言表的微笑。

我参加工作后，曾出国离开家中几年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每一次打电话，父亲都会问长问短。1990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父亲乐在其中，不愿意让我远走，看到我消瘦的样子，就会不停地说：“看你瘦的，不如回来吧。”那一次回国，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回国的当天，父亲和母亲正在承德疗养，按原计划还要过几天才回北京，但父亲等不及了，马上就回到了北京。我在北京期间，父亲不顾年事已高，执意要陪我去北海看灯会。父亲坐在轮椅上，总是牵着我的手不分开，我知道此时的父亲感到幸福无比。

这次回国期间，只要父亲看不到我，就会让身边的人去找我，直到我回到他的身边，他才笑眯眯地、深情地看着我。目光就是一个父亲看着自己心爱女儿的慈爱的目光，那目光我至今难忘。我没有想到父亲慈爱的目光会在我28岁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

1991年3月30日，当我回国再见到父亲时，他老人家静静地躺在那里，就像平时熟睡的样子。我抚摸着父亲的脸颊，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父亲累了，他走完了為中国革命和建设鞠躬尽瘁的一生，他需要休息了——这就是我当时安慰自己的心里话。

屈指算来，又一个30年过去了。在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里，我经常想到父亲，想到已经远走的父爱，那种至爱的亲情还活在我的心里。在父亲去世30年的祭日里，我写下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虽然难以详述父亲鞠躬尽瘁、淡泊明志的伟大一生，但也是我的心香一瓣，用笔墨寄托对父亲深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