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欢

纵览《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无论是索绪尔对人类有意识活动（“言语”）背后无意识结构（“语言”）的探讨，还是对共时/历时、能指/所指、组合/聚合几组概念的区分，包括对贯穿这一切的双向对立方法论的强调，无一不是顶着当时学界主流思潮（新语法学派和欧洲语言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巨大压力的一次划时代超越，显示出其试图凭借建构分析理性的模型以解释感性的言语活动现象的巨大努力。由此，通过凸显“关系”的系统（语言的“符号化”整合），与传统的“文化主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决裂，确立了理性建制下的“结构”式思维范型。这也就是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滥觞。

然而，对绝对对立的二项相关的强调，往往导致索绪尔语言观“忽视实物本身，即忽视‘现实世界’中的指涉物”〔1〕的弊病，以及“不允许我们对它（语言系统）外面的现实世界进行任何研究，但同时又把所指说成某件实际事物的概念，从而不放弃存在着一个现实世界的观点”〔2〕这样自相矛盾的困境。对此，后结构主义者试图用“解构”的利器开启对“语言”问题的新一轮思考，但其自身因为身陷语言的囚笼，终究不过是用“语言”来解构“语言”，而这无异于以血洗血。本文试图以不同于索绪尔及后结构主义者基于分析理性的立论支点，通过强调让“语言”回归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生命活动，以此力图超越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背后以形式逻辑为核心的知性思维，冲破语言的牢笼。进而基于现实生命的实存境域，通过揭示生活内在的“感性逻各斯”以引导人们觉悟合乎人类生命的意义（解释）系统，即“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