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昌

袁枚不仅诗文好，断案也是高手。当年，袁枚外放南京溧水知县，审理一起文字僭越案：一个老学究替人撰写讣文，讣文中有德泽乡里，常常“赦免”困难佃户的欠租与利息等语。仇家如获至宝，持讣文状告其“大逆不道、图谋不轨”。袁枚觉得兹事体大，于是先是亲往其家搜查藏书及信札，查证确无其他狂悖文字;又亲自提讯当事人，得知这个老学究因《四书》中有“赦小过”之语，遂用之。

这下袁枚心里有底了。他在判词中先是引用皇帝在上谕中严禁地方官捕风捉影、挟嫌报复的教诲;然后论述除讣文中只出现一次“赦”字外，并无其他狂悖之语，不能以一字失检而查抄家族，株连无辜;接着论述此风不可长，互相攻讦，人人自危，非朝廷奖恤士类之意;最后，袁枚以“僭越”条款对此案做出处理：“杖一百，徒三年。”

大逆罪是天大的罪过，是要杀头的，是要灭族的。袁枚没有刻意营求，而是审慎对待，究其真相，做出了符合天理人情的处理。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各有异，案自不同，而且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是不自由的。陈寅恪谈及治史的方法，尤为提倡“了解的同情”，无了解不会有同情，没有同情的态度，也不会达到真正了解的目的。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同样适用于执法办案，同情是前提，了解是达到同情的手段。带着同情，设身处地，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他人的人生。

清周安士在《安士全书》中说：“人命关天，狱词最重，略失检点，悔之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