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社会性死亡”一词最早出自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的作品《殡葬人手记》。书中有对死亡种类的描写：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叫“肌体死亡”;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确定的，叫“代谢死亡”;最后是亲友和邻居所公知的死亡，即“社会性死亡”。

如今，“社会性死亡”成为网络流行语，其含义多指某人的“丑行”被广泛传播——其“丑行”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捏造的——致使这个人被网民“公开处刑”，人人欲除之而后快。这个人遭遇网民疯狂“人肉”，频频搬家、换工作仍然不得安宁——他（她）已经“社会性死亡”。

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2020年推出纪录片《媒体审判》，回顾了美国历史上一些极具戏剧性的、轰动一时的案件，指出“社会性死亡”这个“锅”不应由互联网时代来背。传媒只是工具，根源在于人心。

1984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白人工程师伯纳德·戈茨在地铁上枪击了4名黑人青年后逃逸。流血事件向來是绝佳的新闻素材。各家电视台迅速插播早新闻，把戈茨这一过激的犯罪行为美化成“英雄举动”——4个黑人抢劫工程师，索要5美元，工程师奋勇反击……与此同时，这条新闻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社会版甚至头版，标题大都包含一个硕大的词语——“地铁义警”。

20世纪80年代初，纽约是个很可怕的地方，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很多纽约人都在地铁上遇到过劫匪。人们痛恨抢劫，厌倦了担惊受怕的行程——媒体完全是在迎合人心，塑造了“正义枪手”的形象。戈茨实施枪击后消失了，又为报道增添了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