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刊《通典》版本研究综述

2021-04-12王甜甜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2期

王甜甜

内容摘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北宋刊《通典》是世上仅存的珍本。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北宋刊《通典》版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式风貌、刊刻时间、刊刻机构、卷帙分合等问题上，研究成果丰硕。以相关史料为基础，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并加以综述，以明晰北宋刊《通典》版本研究状况，推动北宋刊《通典》版本学的研究。

关键词：北宋刊《通典》版本综述

《通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历时三十余年所著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典章制度通史，有多种刊本传世。北宋刊《通典》是现存《通典》最早的本子，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鉴赏价值。本文拟对现仅存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北宋刊《通典》（也称“寮藏本”）的版式风貌、刊刻时间、刊刻机构、卷帙分合等版本情况作系统的梳理，以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考。

一.北宋刊《通典》的版式风貌

最早的《通典》版本是北宋刊本，中国和日本皆藏有。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曾收藏有一部北宋版《通典》，藏书楼主人瞿镛编纂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1]卷十二“史部五·政书类”详细记录了其版式特征，现摘录如下：

《通典》二百卷（宋刊本）：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前有贞元十年进书表及李瀚序、自序。序后接每门之目，目后即接本文。原本存一百廿卷，余钞补全。每半页十五行，行二十八字，一百五、六、八、九卷末有“监官县雕”四字。案：宋监官属两浙路临安府，今为杭州府海宁州治。书中贞、徵、敬、殷、恒、桓、完字有阙笔，而构字不阙，尚刻于北宋时也。旧为传是楼藏书，继入吴中故家，后为嘉兴金辔庭所得。五十年后复归吴郡，亦良缘也。惜钞补者并非出善本，尚多讹字。（卷首有“徐乾学印”、“健庵”二朱记。——原注）

然而，此书却毁于太平天国与清廷的争战中，甚为可惜。至此，国内仅存的北宋版《通典》散佚。

目前为至，原藏于日本宫内室图书寮，现属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北宋版《通典》是现存《通典》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本子，被称作“寮藏本”，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和文献价值。傅增湘[2]、董康[3]、严绍璗[4]、森立之[5]、尾崎康[6]、宿白[7]、刘明[8]等国内外藏书家、学者的论著和文章中皆有对该本版刻风貌的论述，甚为详审，现整理如下：

全书共二百卷，北宋本仅存一百七十九卷，缺卷四十二、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卷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八、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五、一百九十六至二百共二十卷据嘉靖三十九年（1560）宣赐的朝鲜活字本补抄，其中卷一百零九、一百一十与原本重复。另补抄有书首总目一册，按二或三卷装订，共四十四册。原本每五卷装订成一册，共四十册，且每册内页码相连不另起页。卷首有贞元十年杜佑呈上的《进通典表》，次有左补缺李翰的《通典序》。正文卷端题“通典卷第一”，次行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二以下不署名，次详记卷中篇目。

匡高24.2厘米，广16厘米。正文每半页十五行，行二十六到二十九字。注文为双行小字，三十五到三十七字不等。白麻纸张，纸面严重变色，呈茶褐色且有斑点。字书楷正，墨印清朗，文中杂用朱、青、墨三色来句读或标注。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刻有册数、卷次、页码，有单鱼尾的则都刻在鱼尾下方。少数版心下方雕印有刻工，除仅有10人明记姓名外，多刻有“奉、姜、安、徐、许、胡、陈、张、颜、吴、汪”等单姓。

此本避讳标识明显，原刻本中“玄、弦、炫、朗、敬、警、珽、弘、恒、贞”等字皆缺笔避帝讳，止于宋仁宗朝。每册首叶下方钤有“经筵”篆文方印，末叶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朱文方印。另外，书中还有近代入藏日本宫内厅所钤的“秘阁图书之章”和“宫内省图书印”两印。

由是可知，受递藏情况影响，二地所藏的北宋刊《通典》所存卷数和钤印已有不同，但刊本的基本版式，尤其是原刊本的行款和避讳字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受某个时代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的影响，其版刻书籍，尤其是版式，多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刻书风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至于铁琴铜剑楼藏本中“桓”字缺笔，避讳至宋钦宗，与寮藏本原刻本避讳至宋仁宗不同，笔者推测，当时修补所为。

需特别指出的是，傅增湘在1920年赴淮南访书时先后获得了一百七十三卷的宋本《通典》，藏于双鉴楼，并耗时九年，以该本校勘明刊大字本，编成《〈通典〉校勘记》。后来，他在其藏书目录《藏园群书题记》[9]中将其断定为北宋本，并为此本作跋语。然而，后来傅氏在另一部著作《藏园群书经眼录》[10]中却又将其将此本断定为南宋绍兴本。两书所著录的北宋刊和南宋刊《通典》在原版、补版卷数、钤印以及都耗费九年以此本校对明大字本的情况都一致，当为同一部本子。孙靖对此有专门详细的论证，此不赘言。关于傅氏前后题记记录其所藏《通典》刊刻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应是他在1929年10月赴日访书亲见寮藏本《通典》面貌后，将两本书进行对比，从装帧、纸张、避讳等诸多方面重新审视的结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双鉴楼藏宋本《通典》被日本人田中庆太郎收购，后又入藏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学者尾崎康[11]通过对该本行款、避讳、钤印的考察和将刻工姓名与绍兴年间刊刻书籍的刻工详细对比后，确定其为南宋初期绍兴覆北宋刊本，部分印证了傅氏的推断。孙靖[12]从字体和文字内容方面将已确定为北宋刊的寮藏本《通典》与此本对比后，认为该本虽质量上略逊于寮藏本，但二者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进一步佐证了尾崎康的认定的结论。

二.寮藏本《通典》的刊刻时间和刊刻机构

寮藏本《通典》的刊刻时间，众家说法不一。小岛学古[13]和岛田翰[14]从印章、刻工镌刻等特征认为是高丽覆刻北宋本。书中所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朱文方印虽有可能是高丽覆刻，但此时是高丽肃宗孝明王六年（1101），同时也是宋徽宗和辽天祚帝统治时期，故不排除刻印于北宋晚期和后人作伪钤盖的可能。此本刻工与高丽藏本的刻工名虽有重复，多数姓氏也见于北宋后期刊本中，但个例难以信服，这些姓氏于他朝也常见，故岛田翰断定此本为高丽覆刻北宋本不甚严谨。

曾于1929年赴日观此书的傅增湘[15]激烈批评之，同时以其自藏的宋绍兴本《通典》与此本比对，将此本定为“南宋绍兴刊本”。傅增湘的观点完全忽略了每册叶末所刻“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的印章所指示的该本刻于北宋晚期的可能。

1926年，清廷官臣董康在日本目睹此本，在其著作《书舶庸谭》[16]中记作北宋椠本。日本著名的版本学家尾崎康[17]延其说并指出，此本原刻字体与北宋本《御注孝经》和《新雕中字双金》相似，补刻字体与《重广会史》和《绍圣新添周易神煞历》相近。原刻缺笔避帝讳止于仁宗朝，因此此本《通典》完全属于北宋版，为11世纪中晚期的刊本。1997年10月，尾崎康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次版本学的系列讲座中，将傅增湘旧藏，今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的《通典》的刻工姓名与绍兴年间刊印书籍的刻工详细对比后确认其为南宋绍兴本。他又将寮藏本与该绍兴本的版式特征认真比勘后，进一步断定寮藏本是南宋绍兴本据以覆刻的底本，是十一世纪后半刊本，十一世纪末期修补本。

对此“十一世纪后半刊本”，虞万里[18]提出質疑。他通过校核全书未避英宗之讳字“曙”、杨杰、张耒、华镇三位北宋中后期官阶不高的进士在诗文中援据的《通典》多为刻本以及《通典》字体近似天圣、明道间刊刻的《孝经》，将此北宋本刊刻年代定为十一世纪上半叶。国家图书馆刘明先生[19]指出，此本字体偏长，与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猫儿桥河东岸钟家刻本《文选》及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初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相近，故可断定此本刊刻的下限在南宋初。同时结合前作结论①和北宋中期之后版心出现刻鱼尾（依据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北宋本《范文正公文集》）的推测，初步统计此本有无鱼尾的版叶和避讳情况，断定该本无鱼尾的版叶属原刻，有鱼尾的版叶属原刻版叶缺佚后的补版，补版做于北宋中期之后。

1981年，日本汲古阁书院影印出版的《北宋版通典》流入我国后，宿白先生于1986年撰写的《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20]一文中专门对日藏北宋版《通典》的刊刻年代作了详细的推究。他根据《续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中记载的宝元二年（1039）朝廷将《通典》所引的诸家兵法列为禁书的情况，推知宝元二年以前已有刊本《通典》行世。再根据乾兴元年（1022）至明道二年（1033）避章显太后之父刘通讳，而此本不避讳“通”字的事实，推测此日藏北宋本《通典》很可能刊刻于1033-1039年间。虞万里[21]认同宿白先生“宝元二年以前已有刊本《通典》传世”的推断，并由《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记载的天禧元年（1017），《通典》需要宗正寺用钱请人抄写以备检阅的情况，推知，《通典》在1017年以前未有刊刻过。他进一步推断，或许正因为宗正寺花钱写置《通典》，才引起朝廷重视，进而刊刻此书。

在考证行款、书口、字体、刻工、避讳、钤印等版式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各家推测，日藏北宋本《通典》的刊刻时间基本可定为：原刊十一世纪上半叶刊刻，补版为十一世纪下半叶修补并刊刻。

关于此本《通典》的刊刻机构，宿白先生[22]根据“当时民间尚无刊刻史书的著录和民间刊工一般不记刊工等因素”，认为不排除有官刊书籍的可能。虞万里[23]以其所研究复原过的北宋国子监《春秋正义》的行款版式与本书相近、《通典》与明道、宝元间刊刻符合北宋国子监校雠、刊刻书籍先经注、义疏、子韵书，后正史、诸子的大致顺序、北宋朝廷诸司对《通典》的需求等多种因素，断定日藏北宋版《通典》应是国子监刊本。

三.寮藏本《通典》的卷帙变动

关于此本卷帙，前人著述有所不同。森立之[24]、岛田翰[25]、傅增湘[26]等人从版式、行款、钤印、纸张等特征判定此北宋本前百卷为原刻，后百卷为抄配之本。日本昭和五年（1930年）12月出版的《宫内厅汉籍善本书目》著述道：

《通典》二百卷，首一卷，宋刊本，四十四册目，卷首目录和卷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八、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五、一百九十六至二百，计二十卷，并系抄补。审其书法四五百年前朝鲜人所写。卷一、二十四至二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四，亦系后人抄补。[27]

对此，孙靖提出“卷帙变动”[28]的观点，认为在1929年11月傅增湘赴日观书后和1930年12月前的这段时间，另一种北宋本的《通典》（乙本）与原刊本（甲本）合并，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百九十七卷本《通典》。故可确定《宫内厅汉籍善本书目》所述后人抄补的8卷和被乙本替换下的卷一百至一百零八、一百一十九至一百七十、一百七十六至一百九十五抄本以及今本缺失的卷四十二刻本，共计八十卷，为甲本原有，而不见于今本的卷帙。即寮藏本《通典》是由原百卷本配补百卷钞本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百七十九卷刻本配补十八卷钞本。

古书卷帙的分合离散常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动乱，珍稀的北宋本《通典》存在辗转流传的可能性，孙靖的看法有合理之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版刻风貌和递藏情况可知，现存唯一的北宋刊《通典》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寮藏本《通典》，它是由原刻本和补刻本两部分组成的国子监本，其中，原刊于十一世纪上半叶刊刻，补刻本于十一世纪下半叶修补并刊刻。同时，由各目录对此本所著录卷次的差异，引出对卷帙存在变动的推测性观点。

学界对日藏北宋刊《通典》版本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定性到多方考证的逐步深化过程。版式风貌、刊刻时间、刊刻机构及卷帙分合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成果斐然，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和注意之处。尤其是前辈学者在对日藏北宋刊《通典》刊刻时间和刊刻机构的鉴定上，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的治学态度值得敬佩。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古籍版本的鉴定需要古籍刊刻的时代背景、版式特征、递藏源流、后人作伪等多角度的综合考证。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简单的孤证来断定古籍刊本刊刻时代、地点、机构的行为都不能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0：180.

[2][10][15][2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470-472.

[3][16]董康.书舶庸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0.

[4]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656-657.

[5][24]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杜泽逊，班龙门点校.经籍访古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0.

[6][11][13][17]尾崎康.关于北宋版《通典》及各种版本//[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尾崎康校订;韩昇译.北宋版《通典》别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