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圆圆

内容摘要：本文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幸福》为研究对象，以解构主义为批评方法，分解了文中存在的多组二元对立，并从嬉戏角度分析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解读了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多元性。

关键词：《幸福》 解构 二元对立 嬉戏

一.引言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是新西兰籍英国女作家，她是新西兰文学的奠基人，也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曼斯菲尔德一生中创作了上百篇短篇小说，分别被收录于五个小说集之中。她以独特的视角和革新的写作风格使短篇小说真正成为一种文学流派，为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幸福》（“Bliss”）发表于1918年，后被收录于《幸福集》之中。故事描述了女主人公贝莎·杨日常却充满戏剧性的一天。像往常一样，贝莎总是被不知缘由无法言说的幸福感充斥着，她满怀期待地准备家宴招待朋友，但随着宴会的结束，她的幸福也如泡沫般幻灭。在这短短的一天内，贝莎经历了情感的跌宕，以往幻想的幸福被逐一消解，她不得不开始面对生活的真相。已有的对《幸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出发，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分析女主人公被压抑的欲望以及在婚姻中的悲剧形象;专注于曼斯菲尔德的写作技巧，基于语言学知识分析叙事进程和结尾的顿悟;应用印象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等，探讨小说中人物与作者本人经历的相关性。总的来说，对《幸福》的研究呈多样化趋势，但是鲜有从解构角度出发进行的阐释，因此本文运用解构主义批评进行文本细读，揭示在表象与真实的矛盾之中，小说体现的身份的不确定性，人的异化，以及人生的残酷和虚无。

二.以解构主义解读文本

解构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盛行于七十年代，它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德里达在《立场》中说到：“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但解构主义却主张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没有优劣高低的等级秩序，而且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赵一凡，2006：263）

曼斯菲尔德在《幸福》中选取了众多相互对立的意象，如阳光与月光、火热与冰凉、外出晚归的丈夫与在家准备宴会的妻子等，营造出性别方面明显的二元对立。但随着情节的展开，这种对立逐渐得到分解。主人公贝莎独自把浑圆的水果堆成金字塔，“这就是说她在缺少男性的情况下，直接将女性特征（圆溜溜）的东西男性化（金字塔），而不依赖男性。”（王敏琴，2006：92）除了隐含的象征意义之外，水果的颜色也是冷、暖色调的结合，如浅草莓红的苹果、蜡黄的梨、凝着一层银色粉衣的白葡萄、与地毯颜色一致的紫葡萄。在贝莎手中，水果对立的形状和色调得到了并置和融合，这也折射了她内心世界中界线的缺失。对于性别的解构，在描写贝莎对富尔顿小姐的复杂情愫中达到了高潮。“她们是在俱乐部里认识的，贝莎一见就跟她投缘。贝莎碰到那些怪里怪气的漂亮女人，老是一见就投缘了。”（曼斯菲尔德，2006：199）贝莎情不自禁地被奇怪的女性吸引，她对富尔顿小姐的情感虽然没有明确地用言语表达出来，但它早已超出普通朋友之间的界限。富尔顿小姐的举手投足对贝莎造成了一种情欲方面的刺激，与她接触过之后，贝莎才生平第一次想要亲近丈夫。“贝莎一挨到那条冰凉的胳臂，心头那股幸福的火焰又给什么东西给扇旺了。”（同上，204）以往许多研究如赵友斌所写的《“梨树”与同性恋》（1997）指出了贝莎身上的同性恋特征，也有学者如Marvin Magalaner 发表的《Traces of Her “Self” in Katherine Mansfields Bliss》（1978）在借鉴曼斯菲尔德个人经历的基础上，揭示出小说中雌雄同体的表现。其实，不仅是贝莎及其想象之中的富尔顿小姐具有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身上也体现了一种双性同体的倾向。晚宴的另一位客人迪埃·华伦是一位戴着白围巾，穿着白袜子，苍白瘦削、满脸烦恼的诗人，不同于大多数传统的男性形象，华伦并不具备男性气概，他的外貌和气质有一种去势化的特征。“等上了月亮，看着这双袜子就显得更白了。他掉过那张瘦削而忧伤的脸。”（同上，2006：203）白色与月光相互呼应，这是女性意象的隐喻，同时也呼应了双性梨树上的白花。而华伦的话语中充斥着激动的情绪，小说中特意用斜体字进行了强调：“一路上可真要命”， “伏在小小的方向盘上”，“我当作自己坐在一辆开个没完没了的出租汽车里”，众多修饰词表现出说话者丰富的情感特征，他的话语极具女性特色，这也与贝莎自言自语时歇斯底里的状态相一致。

另一方面，小说解构了主体和他者的对立，女主人公一直在追寻自我身份，但最终发现所有身份都只是一种虚构的想象。

“贝莎·杨虽然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可她有时候还是这样，不会好好走路，偏要连奔带跑，踏着舞步在走道上蹦上跳下，滚一滚铁环，把东西扔到半空中又接住，再不就干脆愣着不走，兀自发笑——平白无故的——就那么没由来的笑一通。

要是你上了三十岁，刚拐过弯，来到你住的那条街，突然感到心花怒放——无比幸福！——浑似突然吞下了当天下午一片灿烂的阳光，于是它就在你胸膛里燃烧，在你浑身上下每个毛孔、每个指头和脚趾里都迸发一阵阵小火花来。那你怎么办……”（曼斯菲尔德，2006：194）

首先，贝莎·杨这个名字就很有寓意，虽然已经三十岁了，但她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单纯年轻（Young），连跑带跳，无端发笑，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作为主体，贝莎的情感变成了无法控制的阳光和火花，她不能理解这种莫名幸福感的缘由，对她来说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是陌生化的他者。贝莎种种孩童般的不成熟行为与社会期待和社会规约格格不入，她既不是合格的房中天使，也不是独立的现代女性，除了表面上与其他人的牵连，她的社会身份实际上是缺失的。另外，贝莎与宝宝、奶妈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贝莎给宝宝取名叫小贝（Little B），夸孩子真漂亮，面对孩子她却无法真正感受幸福，无法表达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在她眼中小贝也许只是一个缩小版的自己的影子。“可她不敢问。她垂手站在那儿看着她们，活像个穷姑娘站在抱着洋娃娃的阔小姐面前”， 贝莎不敢表达对奶妈的质疑与对孩子的担心，想要亲自喂孩子吃饭，却要先请求奶妈同意，她对孩子的照顾则被当做一種逗弄。母亲本该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但在母女关系中贝莎与小贝没有足够的牵连，作为母亲的权利和身份遭到一定的剥夺，同时她与奶妈之间的等级关系也发生了置换，她是穷姑娘，奶妈变成了阔小姐，在征求奶妈应允之时，贝莎失去了作为主人的相应权威。此外，作为晚宴的女主人贝莎的存在感也很低，在她看来所有来宾都和她一样是高贵的上层人士，与他们交际带给她满足和幸福。但是宾客在大厅的交谈过程中，贝莎几乎没有参与，多数情况下她更像是一位沉默的看客。贝莎与现实隔离，一味沉浸于自己的窃喜之中，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会看到所谓的上层人士其实粗鄙不堪、自私轻浮，贝莎与他们的交集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最后，在宴会结束之时贝莎亲眼目睹到富尔顿小姐和丈夫哈利的背叛和不忠行为，作为亲密好友和幸福妻子的身份也随之一一幻灭。因此，不管是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还是在作为母亲、妻子、女友的双人关系中，亦或是在团体和社会的大环境中，贝莎都被边缘化了，丧失了所有的身份。

“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赵一凡，2006：259）小说通过重复、含混和悬置等手法，让语言的含义变幻莫测。《幸福》中的核心意象梨树重复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场景之中，其喻义一直是流动和变化的。最初贝莎独自观赏梨树，虽然它长在遥远的花园尽头，“贝莎还是不由觉得树上既没有一朵含苞欲放的骨朵，也没有一片凋谢的花瓣。”（曼斯菲尔德，2006：200）之后贝莎换上像树一般白色的衣服、绿色的鞋袜，闻到屋内浓浓的水仙花香，看到梨树枝繁叶茂，花朵盛放，仿佛是她自己生命的象征。在这里亭亭玉立的梨树其实就是孤芳自赏的房中天使贝莎，是她自恋情节的投射，她沉醉于对年轻美貌的幻想之中，即使无法看清远处的景象，却仍然深深感受到梨树的美丽和活力。而在第二个场景中贝莎和富尔顿小姐一起观赏梨树，“虽然这棵树看起来静止不动，可在她们眼里，梨树宛若蜡烛的火焰，在清澈的夜空中兀自扑腾闪动，往上直窜，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几乎快碰到那轮圆圆的银月边儿了。”（同上，2006：208）圆形的月亮是对女性人物的隐喻，银色的月光则呼应穿一身银色的富尔顿小姐，上文已提到树是贝莎的象征，梨树的火焰窜及银月，这代表贝莎心底对富尔顿小姐的情欲已如暗流汹涌。她认为她们俩对这种越界的同性情感早已心照不宣，在面对梨树進行交流的时刻，贝莎与富尔顿“共同见证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交合”。但这一切依然都只是贝莎的幻觉，富尔顿小姐并未对她做出任何相同的回应。在小说结尾读者会看到，富尔顿小姐的目标其实是贝莎的丈夫哈利，她欣赏花园、夸赞梨树，这些也许都是在觊觎贝莎所拥有的物质生活。富尔顿“更可能将这颗树想象为哈利的生殖器，而非柏莎。”（王敏琴，2006：93）因此，梨树在这里的指向是双重的、含混的，一方面它指代贝莎眼中的自己，另一方面它是富尔顿眼里哈利的象征。最后，亲眼目睹了哈利与富尔顿小姐偷情之后，贝莎跑回窗边看到，“可是那棵梨树还是照样那么可爱，照样繁花满树、恬然静立。”（曼斯菲尔德，2006：212）富尔顿小姐的追名逐利和丈夫哈利的冷漠虚伪带给贝莎的只有震惊和痛苦，相比贝莎遭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梨树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损伤，在这里所指再次发生变化，作为贝莎的影子显然它已得到解构。面对人类的痛楚和绝望，大自然是中立的甚至是漠视的，至此梨树承载的情感投射均已消解，回归到了树这一本身。

除了意象之外，小说的用词也常有多重含义。作为标题，“幸福”一词在文中多次重复出现，我们不禁思考幸福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沉溺于最初无知的幻想，或者最终在绝望中认清真相，不管哪种其实都不算是真正的幸福。因此“幸福”表达了反讽的含义，同时它也具有一种述行功能。在上述第二段引文中，作者巧妙地将叙述者置换为第二人称，“那你怎么办……”，与“你”的直接对话缩短了作者、文本和读者的距离，读者能设身处地去感受贝莎幸福背后的难言之隐。尽管通过人物的有限视角读者在小说开头体会了类似幸福的情感，但细读之下会发现文本的字里行间隐藏着许多悬念。如贝莎说“我不笑准死”，愉悦感竟变成一种痛苦的威胁，幸福之中夹杂着讽刺和不安。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许多含混之处。比如对猫的描写，“A grey cat， dragging its belly， crept across the lawn， and a black one， its shadow， trailed after.”自始至终读者不能确定究竟有几只猫，黑猫是如影随形跟着灰猫走，或者它本来就只是影子而已，不同的阐释会影响对人物关系的隐喻。此外小说在时间方面也呈现出不确定性，作者将所有情节浓缩在日常的一天，宴会中贝莎因为无法控制和解释奇怪的愉悦感便安慰自己说“准是春天到了的缘故吧”，然而“哭丧脸”夫人却感叹“好一个萧瑟的秋色啊”，时间、季节也是含混的。在充斥着多种矛盾之时，小说以梨树“恬然静立”结尾，如戏剧收场般，剧情落幕，人物退场，所有的冲突对垒似乎都不曾存在过，这也使幸福本身处于悬而未决、无法用语言表达和难以忍受的状态之中。（Andrew， Nicholas，2007：258）没有人知道种种关系的纠葛会如何结束，而贝莎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不同于通常的结尾，文本没有给出真正的结局，它是开放的、不确定的，终极意义总是被一再推延，只留下曾经在场的痕迹。

三.结语

曼斯菲尔德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方式，她用独特的笔触、多重的视角编织了一个个奇妙的文学之旅，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往往隐藏着各种悬念和反转。本文从解构主义角度对《幸福》进行解读，通过消解表层的二元对立以及深入挖掘意象和用词的能指自由，呈现了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嬉戏的、开放性的写作延展了文本的厚度，从中读者能感受到曼斯菲尔德在文学创作中的匠心独运。

参考文献

[1]Andrew Bennett， Nicholas Royl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 London： Pearson， 2004.

[2]Mansfield， Katherine.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1981）.

[3]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金丝雀：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 译文出版社， 2006.

[4]王敏琴， 杨璐. 《幸福》中柏莎的心路历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1）：91-95.

[5]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6]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