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兰 周星明

内容摘要：梭罗、陶渊明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但两人都选择了归隐山水田园之中，他们隐逸思想的本质不同。梭罗是一种试验，尝试极简的物质生活，最终回归现代文明;陶渊明是追求不受羁绊的心灵自由，以田园为自己的精神依托，终老于此。

关键词：梭罗 陶渊明 隐逸

梭罗是美国19世纪的超验主义作家，《瓦尔登湖》是他的代表作;陶渊明，东晋时代田园诗人。他们两人都以对自然的热爱和回归被人称道，都有把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都被称为隐者。但因为两人生活的时代以及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隐逸思想也存在很大不同。下面笔者试着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归隐原因不同

19世纪的美国，工业发展迅速，先进科技的运用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需求被极大地满足。然而，机械化和商业化的盛行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信念缺失，人们越来越迷失在纷乱的物质享受中，“人们被一种徒有其表的命数——通常谓之‘必需——所奴役，因此聚敛财富，任凭蝼蚁咬啮，尘埃侵蚀，留待盗贼破门，挟裹而去，这种生活何其愚鲁。”大多数人成为劳动的机器，被物质所奴役，忘记了生命的丰满完美，“他只是充当了一架机器而已”。梭罗认为这种现代文明非但没有提高人们的思想，反而加速了人们的堕落，“人从出生开始就在为自己挖掘坟墓”。他痛恨这种大机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过度物质化，希望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从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

1845年春天，梭罗孤身一人来到了瓦尔登湖畔。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小木屋，过起了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生活。

陶渊明生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时期，士族贵族把持朝政，庶族平民几乎没有向上的通道。虽然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作为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与父亲也都做过太守，但在当时也只不算是真正的贵族而被人讥嘲，并且到陶渊明时，家道已经中落。青年时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陶渊明也曾有“猛志固常在，骞翮思远翥”的远大抱负，但是东晋政治腐败，当权的士族和军阀只顾争权夺利，根本无心整顿政治、关注民生。陶渊明曾几次出仕，但是现实的污浊、官场的朽暗，让他深感失望与厌恶。此外，陶渊明早年便爱慕自然，“性本爱丘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认为返璞归真、率性任真的自然人生与自己的心灵需求相合，“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再加上本性的耿直不阿，最终与污浊官场决裂，回归田园。

二.隐逸的思想动机不同

梭罗所表达的是“自我实现”型的理想人格。他在瓦尔登湖居住了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社会。他的隐逸是一种试验，验证人们对经济的依赖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试验在独立精神下一种更艺术更质朴的有意义的生活。“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自如从容地生活，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生活过。”他隐居于林间小屋之中，观察、倾听、感受、思考，在孤独之中实现了对人生的探索，认为人类用来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其实可以很少，以此来反对当时所流行的物质享乐主义。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一是为了自我完善，“在远离喧嚣的世俗生活中寻找真理”;二是希望借此唤醒更多被物质财富麻痹的大众，去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精神事业”。

陶渊明追寻的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心灵的自由。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魏晋时期“谈玄论道”之风盛行，“自我超越”的人格本体意识对陶渊明的影响颇深，成为其人格理想的根基。腐朽、污浊的政治逐渐消磨了陶渊明从政的热情，“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最终不“以心为形役”，选择归隐园田，在朴实的田园生活中解放心灵，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超越。

三.归隐后的谋生能力和生活际遇不同

梭罗毕业于哈弗大学，做过教师和土地测量员。他还会种植、接枝，也精通森林里的知识，并且有吃苦耐劳的习惯，从来不懒惰和任性。所以他在任何地方都能谋生，并且梭罗终身未娶，孤身一人，没有其他负担。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靠种植或測量挣钱。在瓦尔登湖畔，他搭木建房，锄地种豆，一年仅工作三四十天，其余时间用来测量、聆听、感受和思考，生活自给自足，过得舒心惬意。“我挚爱生活中充裕的闲暇。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例行沐浴后，从日出到日中，我一直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口，沉湎于幻想的世界。四面是松树、漆树和山胡桃树，鸟儿在周围唱歌，不时悄悄掠过房顶，幽静和僻远笼罩着这里……”。

陶渊明则不同，他是一个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时的读书人一向重视的是圣人文章，而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更少有亲身参加农耕劳作的，可以说陶渊明的农耕技能为零。归隐之后，他本以为劳作可以自养，“力耕不吾欺”。夙兴夜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却是“草盛豆苗稀”，并且陶渊明生有五子，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稀松的种田技能并不能养一大家子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这和生活技能满点的梭罗完全没法比。

而生活能力的不同，导致他们归隐后的生活境遇也不同。并且在归隐的第三年，他家中失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把房子和储备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全家陷入赤贫中，再加上蝗虫、干旱等天灾，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后的生活很是困窘。“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敝庐交悲风，荒草没长庭”、“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这些诗歌都反映了他的田园生活的贫困和屡受饥寒的凄苦状况。这与梭罗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同时，这些诗歌又更显诗人的高尚志趣。“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悲”、“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虽然生活贫困，常陷于饥寒，但是为了追求自我和精神的自由，他甘守穷困，欣喜于精神上的富足、开阔，“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充分体现诗人坚定的信念和高洁的操守。相比起来，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的描述没有这种坚定的固穷意志。

四.隐居生活呈现的美感不同

梭罗的《瓦尔登湖》更具有哲学性、科学性。他力求在平淡生活中进行深入思考。在书中，充满了梭罗的思考，很多富有智慧和启示性的文字。比如，文章开篇以“经济”命名，“房子是我自己建造的”、“我用自己的双手谋求生计”。他精确计算自己的生活，耕种、收获、变卖收获的农作物，购买必需品，详细地列举了它们的价格，计算它们的差价。“板材8.035，木板条1.25，钉子3.90……总计28.125”，通过这些确切的数字，来证实一个人生活所必需是极简单的，“一年只需三四十天的劳作便足以供养自己”。他通过大量的实证来表现生活的本质和哲学的本真：它首先表现为物质，然后才是精神。给我们的是精神的启迪和指引，传递了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相对梭罗而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带给我们的是满目青翠、婉转鸟鸣，是美的愉悦，他所描述的场景和生活具有诗意的美感。

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生命和情致。如他的《归园田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诗如画、幽美纯洁的田园风光，我们不仅看到掩映在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飘起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传来的几声犬吠和树头的喔喔鸡啼，所有的这一切还构成了一种意境，它是那么的宁静安谧、淳朴自然！

乡居生活是那么的清静悠闲，“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軮。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远离了污浊的官场，避开了显贵们车马的喧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生活悠闲自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在纯朴优美的田园风光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精神上达到了完全的自由，如羁鸟投林、池鱼入渊。

诗人与农民一起从事耕作，“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享受耕种收获的喜悦，“焕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在这里有兴趣相投的朋友共赏好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朴实的乡邻共话收成，“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之间的相邀共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还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清新秀美的田园风光、宁静悠闲的生活、淳朴真诚的乡邻，没有案牍的繁冗、官场的倾轧，不必摧眉折腰事“乡里小儿”，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获得了心灵的归宿，“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表现出了浓郁的生活情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他在田园中过上了一種极富有诗意的生活。

通过对梭罗和陶渊明两人的隐者思想进行对比，我们能够看出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但两人都选择了听从内心、归隐于山水田园之中。陶渊明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道家“致虚守静”思想的影响，从虚伪的现实社会遁入自己的天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心灵。

梭罗的隐逸则是受到了西方超验主义哲学和自由精神的影响，从繁杂的物质世界跳出，建立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告诫人们在一种“简单再简单”的生活中，去创造一种诗意的精神生活。相比起来，《瓦尔登湖》少了些许飘逸，多了许多沉着。陶渊明重写意，梭罗重写实。梭罗仅在森林中待了两年，陶渊明则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抒写自己对田园的依恋。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3]李雁劼.《两位“诗意的栖居”者》，时代文学（下半月），2007.

[4]彭玥，杨宇涵，唐欣.《梭罗与陶渊明隐逸思想比较研究》，名作欣赏，2020.

（作者单位：抚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