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我辈孤雏》的他者空间书写

2021-04-12刘露雅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1年3期

刘露雅

内容摘要：《我辈孤雏》是石黑一雄于2000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英国侦探班克斯调查其幼年时父母双双失踪的疑案为线索，在不同的空间中转换。石黑一雄通过结合自身移民经历书写他者空间，其中描写了很多他者，包括文化和种族上的他者、因时代变迁而导致身份转换的他者、白人女性他者等等。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支撑，分析这些“他者空间”，挖掘这些空间背后隐藏的殖民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抗争之路。

关键词：石黑一雄《我辈孤雏》空间列斐伏尔他者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5岁时随家人迁居英国，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特殊的日裔移民身份，不仅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双重文化特征，也使得他用独特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能够呈现出多种样态，既能表现为物理、信息、能量等物质性空间，又能表现为精神、文化、艺术、知识等社会空间。[1]他者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场景，更具有表现时间、推动叙事进程的重要功能。石黑一雄通过巧妙地将自身独特的移民经历所思所感投射在这些空间中，更加灵动地呈现出“他者”被构建、被排斥、被压制的事实，在引导人们客观公正地反思历史和战争的同时，也启发我们在世界互联互通的今日要用更加宽广包容的心态对待移民和外来者，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和男女平等问题。

一.戴安娜的女性他者空间

尽管戴安娜是英国人，她几乎一辈子都在中国生活。她在母国的报纸里没有立足之地，她在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她是英国的象征，从上海租界被掳到湖南的堡垒，又在战时沦落至陪都重庆的精神病院，最终在战后被遣送到香港，她的流亡之路映射着英国在华势力的衰落。她又是女性的象征，石黑一雄通过直接描写白人女性的他者空间，揭示了男性对空间的操纵与暴力。

1.报纸。空间不仅体现出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为意识形态服务。空间建构所体现出的性别政治，不仅表现为对男性之社会贡献的登报赞扬，还表现为对女性之贡献的选择性无视。戴安娜和菲利普曾是反鸦片运动的重要人物，上海旧宅的现任屋主林老先生也曾听说过她所推动的伟大运动，并说她是“上海最美丽的英国女性”。然而，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班克斯读遍了当年的报纸、信件和文献，却没有找到一篇关于母亲戴安娜的报导，反之，菲利普的事迹则有迹可循。由此可见，男性对于报纸、信件与文献这类空间的操控，掩盖在对此类空间隐形操控之下，以抹除女性相关报道的方式压制女性他者，从而维系男性的主体身份。

2.堡垒。空间的暴力体现为男性性征和男性暴行。[2]被军阀王顾囚禁于湖南的堡垒中，班克斯的母亲戴安娜不仅仅因为阶级和肤色，还因为性别的原因处于他者的地位。在王顾看来，戴安娜是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幻象，“他常常在晚宴的客人面前鞭打她”（石黑一雄，2018：340），通过这种病态的规训手段驯服这匹“野生小母马”，以此来弥补他因屈居于白人男性之下而受损的自尊心。王顾对堡垒这一封闭空间享有绝对的支配权，他不仅掌控着戴安娜的人身自由与日常生活，还对外界信息进行垄断。列斐伏尔认为，在无限的可交换的商品体系中，有三种商品享有特殊地位，即性、劳动和信息。[3]性关系并非是相互的，它只是插入与被插入的关系。性关系把对方当作客体，而非当成独立的自我。[4]这种因胁迫而屈服的性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强制的关系，是男性构建其主体性并将女性客体化的一种方式。在堡垒这个封闭且无助的他者空间内，戴安娜处于从属地位，她通过“在床笫之间屈服”，来换取王顾对儿子的资助及消息。

3.精神病院与萝丝黛庄园。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即疯癫或心智健全、有害或无害、正常或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即他是谁和他应该在哪里等等。[5]精神病院和萝丝黛庄园都属于此类权力机构，体现了社会权力对空间的支配。战争期间，戴安娜曾住在重庆的精神病院，战争结束以后，她因种族和肤色原因仍处于他者的地位，作为“滞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人”被遣送至香港。然而不同的是，在精神病院中，她的他者身份起到了特殊的积极作用，使得她得以存活直至与儿子在香港的萝丝黛庄园里重逢，诚如书中所说，“任何人一旦关进那种地方，极可能就从此消失。找得到她，全靠她是白种人”（石黑一雄，2018：349）。

二.原住民社群的他者空间

通过描写上海公共租界和鸦片贸易，石黑一雄揭开了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殖民国家的遮羞布。殖民是建立在原住民领土上的社会无法摆脱的一个事件，这些原住民陷于一种内部的流放中。要想看到原住民社群和移民者社群截然不同的关系，其前提是互相认同和互相平等，而不是吞并与征服。[6]原住民社群和移民者社群居住空间的鲜明对比反映了中国在移民者社群参照下的“他者”性存在，体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种族所蕴含的空间政治意义。

1.上海公租界。“空间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7]权力操纵着空间，管理着空间，由此在空间上打下烙印。高耸的建筑物表征出至高无上的殖民者权力。列斐伏尔认为，看与被看，这种视觉关系总是关于社会地位和威望的衡量。[8]20世纪30年代，华懋饭店是远东最高级的饭店，也是最高的建筑，深受当时在华西方人的喜爱。他们正是从饭店楼上的有利位置观看日本战舰在黄浦江上向上海逼近。[9]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华懋饭店为入住的西方人提供了观战的特权位置，区隔“我们”和“他们”，使其与残酷的中国现实相隔绝。

在由殖民者主宰的上海公租界中，中國帮佣和工人被视为下等的、低劣的仆从，他们不仅活在移民者的压榨与剥削之中，被排斥、被编码、被建构，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比如，外国家庭通常会给孩子雇一个中国“阿妈”，以便随时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但是，当孩子成年后，阿妈们就会被遣散，这些可怜的妇女最终往往流落街头行乞过活。又比如，秋良与班克斯偷偷潜入仆人凌田的房间拿走一瓶药水，这两个孩子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但秋良家之前雇佣的几个仆人，在做了类似的事之后，竟然神秘消失，并在几周后成为租界边上巷子里的尸体。再比如，摩根洋行的卫生督察强烈反对公司职员雇佣山东来的帮佣，他们严重怀疑这些山东人的诚信，坚信他们不仅易于感染传染病，而且惯于小偷小摸的勾当。

石黑一雄笔下的上海公租界，是中国的缩影，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象征。对租界内的建筑、街道及突出性地理标志进行命名，或对某地提出主权要求，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言行为，是移民者社群宣布占领殖民地空间的重要特征，凸显了白人作为统治阶级对空间主宰的权力，被剥夺命名权的原住民社群则处于他者地位。战争结束之后，共产党大体上维持租界旧观，在保留实体建筑的基础上，对街道进行重新命名，“昔日奢华的酒店和夜总会，今日则成为毛主席政权的政府机关”（石黑一雄，2018：384）。对上海租界街道的重新命名，是一种“非实体的转变”，同酒店接夜总会的从属关系的变化一样，不仅表明了空间政治下空间权力的交接，也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战后摆脱了殖民压迫和长久以来的他者地位，成为了国家主人，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2.闸北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具有等级化特征。仅从住宅建设上就能看出满足相同功能需要的空间被分出等级。[10]房屋的等级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处于统治阶级的移民者社群居住在安全舒适的上海公共租界，而身为被统治阶级的中国人则住在狭小肮脏又危机四伏的闸北区。闸北区他者的住所与租界移民者社群的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住所的好坏直接体现了等级差异。在这里，透过班克斯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刺刀，手枪、步枪、机枪，铁丝网，遍地瓦砾，瘦扁的犬，死牛的残尸，人类的断肢，成群流窜的老鼠，墙上密集的弹坑，被炮彈炸平的屋顶，伤兵连续不断的惨叫、扯足了嗓子的嘶吼和奇怪的尖声呜咽，一排排丁点大的、像个暗柜似的小屋，挥舞着镰刀、菜刀、圆锹等临时凑和的武器的中国老百姓。石黑一雄通过对战区房屋和街道等等他者的恶劣生存环境的描绘，揭开了将中国人他者化的空间实践，抨击战争的无情与泯灭人性的无辜杀戮。

3.流动空间：小汽车。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的行为是受这个空间限制的。空间“决定”何种行为可以发生。社会空间暗示一些行为可以发生的同时，也禁止其他行为的发生。[11]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临时的、过渡的封闭空间，是典型的流动空间。作为流动空间的小汽车具有规约性，促成了中国司机他者身份的形成。在整部小说中，班克斯在同其他白种人或日本人交谈时，通常十分理智而谦恭，反之，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情节中，却多次展现出他歧视中国人、不明事理和不近人情的一面。比如，在小汽车上，他认为中国人贪财，掏出钞票便可以指使他们做事，还直言中国人都喜欢不懂装懂，并大肆辱骂司机。而身为空间权力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年轻的中国司机即使生气也挂着礼貌的微笑，即使被多次骂作“典型的笨蛋”也没有反驳。小汽车这个流动空间带有浓厚的阶级意识色彩，班克斯和中国司机迥异的身份和地位造就了他们的等级差别。

4.巷战战场。列斐伏尔认为，“权力，维持依赖与剥削关系的权力，在战略层面上没有一个确定的‘阵线，不像地图上的一道边界或地面上的一道战壕那样清晰可辨。权力弥散于各处。它弥散于空间中。”[12]闸北区，是中日双方陷入生死巷战的拉锯阵地。班克斯与帝国的关系是暧昧的，一方面，他是他者不幸的同情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帝国意志的同盟者。[13]中日巷战防线急需战士看守，但班克斯执意要求周中尉调用一个小分队来协助他寻找双亲，无奈周中尉只好亲自带他前去。随着天色渐晚，一场枪战突然开打，周中尉表示，前方最好一人独行，这是因为与中国军官同行，必将成为日本士兵枪口瞄准的对象，而身着平民服装的白种人基本不会遇害。班克斯火冒三丈，指责中国士兵的防御过于草率，又称周中尉不配做中国陆军的表率等侮辱性言语。班克斯与周中尉交谈的态度及恶劣言辞，体现了他对他者的话语压迫，这反倒衬托出周中尉的礼貌、勇敢、审时度势和自我克制。此外，日本兵将枪口残忍地朝向中国军人和无辜的中国百姓，却对身为白种英国人的班克斯以礼相待，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战场这一异质空间中暗含的权力政治，揭示了殖民者作为真正空间主体的本质，凸显了殖民者的权威及其主宰空间的权利。

5.鸦片流毒的中国。谁掌握了权利，就掌握了空间，也就掌握了鸦片肆意流通的通行证。1937年的国际联盟会议指出，当时全世界90%的毒品产于日本，并主要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在天津、大连、热河以及其他满洲里城市和中国其他地区批量加工生产。[14]西方人和日本人不仅贪图鸦片贸易的暴利，石黑一雄借菲利普之口说出“他们其实是真的希望中国人变成废人。他们喜欢让中国人混乱，耽溺于毒瘾，无法妥善治理自己的国家。如此一来，这个国家就可以拿来当作殖民地剥削，还不必为这个国家负起殖民母国的一般义务。”（石黑一雄，2018：333）从战时鱼龙混杂、满目疮痍、民生艰难、鸦片流毒的旧中国，到战后焕然一新的新中国，石黑一雄通过描写战争结束前各方势力治理下鸦片流通情况，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在几年之间所达到的成果，是那些慈善机构和热诚的运动几十年也没达到的。”（石黑一雄，2018：348）此外，石黑一雄通过客观地描写新中国与外国势力统治下的旧中国形成强烈的对比，即在战后削减贫穷、根除鸦片毒瘾，构建起以中国人民利益为重的生存空间。

三.班克斯的他者空间

像石黑一雄一样，《我辈孤雏》的男主角班克斯不得不在幼年时离开故土、踏上英国的土地，他们同样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英国，是一片未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当地人和陌生人的世界。它既具有包容性，展开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又具有排他性，使得他们不能立即融入当地人并产生归属感。

1.哈罗德·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巨大感容纳于微小之中。注意力本身就是一副放大世界的镜片。[15]由于过于小心在意，在班克斯的印象中，与哈罗德·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这个空间有关的一切都是“大”的，比如，它属于摩根洋行这家大公司，大办公桌，高挑的天花板，墙上的大地图，书桌后的大窗户，嘴上长有大胡子、身材高大的安德森先生和其他围在四周讨论事情的大人。那是班克斯离开上海的前夕，即使他表示回英国这件事或许可以作罢，在场的大人却再三规劝，接连失去父母的他没有选择的权力，在这个空间里，他只是个无助的小孩。

2.姑妈家的阁楼。对初来乍到的班克斯来说，人生地不熟的新居所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安全感。相反，当他在姑妈家附近的绿地上，排演曾和秋良在上海一起编造的侦探故事时，他时常受到姑妈的窥探，即使他在这种时时刻刻的窥视下小心翼翼地缩小剧情动作，也被视为不肯抛下过去和闷着“钻牛角尖”。但是阁楼是不同的，“在靠近屋顶的时候，我们的所有思考，都是清晰明白的。”[16]阁楼是离屋顶和天空最近的地方，姑妈家的阁楼相比其他房间更具私密性和安全感，这个僻静的角落对班克斯这个流散的孤儿来说，就像是保护壳，为他隔断姑妈的视线，使得他可以尽情地回忆往事。

3.圣邓斯坦中学。班克斯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从他在上海时就一直存在，在上海时，他是不够英国人的小外国佬，在圣邓斯坦中学时，他是无父无母的上海来客。同学们在背后议论他、调侃他。由于自认为不够英国人，班克斯时常神经兮兮地模仿其他学生的肢体动作、语句转折、同侪惯常使用的大呼小叫和其他更深層的主流价值观与礼节，这种刻意的模仿，让他认为自己跟大家水乳交融，实则是个“孤僻可怜虫”。索顿·布朗是他来英国以后认识的同学，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但布朗提前离开了圣邓斯坦中学，加深了班克斯的孤独。这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班克斯最终将伦敦视为一生的归宿和家园，认同伦敦既是认同他的自我，使他得以摆脱他者的身份。

四.结论

在《我辈孤雏》中，石黑一雄以宽阔的眼界和胸怀，以他者空间书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不仅揭示了战争和殖民背后的残酷现实，还在力图呈现出一个客观公正的中国的基础上，塑造了多位相对正面的、不屈的、抗争的中国人物形象。此外，《我辈孤雏》中这些极为促狭、极为宏大、又或者完全封闭与世隔绝的空间绝大部分都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石黑一雄的移民经历和他的流散视角，他在创作时无疑将他的移民身份及其独特的成长经历投射在角色所处的空间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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