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佳丰

内容摘要：作家李箕永是“卡普”的代表作家，玄卿骏是满洲体验作家，李箕永的《鼠火》以殖民地朝鲜的村落为背景展开，《流氓》以伪满洲国朝鲜人辅导所为背景，两篇作品都以堕落的朝鲜人群体为背景，本文对两篇作品進行比较分析，试图发掘深层作家对日帝政策的认识。

关键词：李箕永 玄卿骏 《鼠火》 《流氓》 日帝政策

1.绪论

民村李箕永（1895-1984）是日据朝鲜时期“卡普”（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代表作家之一，“卡普”强调作品的理念性，但李箕永还是通过中篇小说《鼠火》（1933）进行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探索，该作品当时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作家林和对于该作品评价道：“这部小说是至今为止艺术水准最高的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乃至近代文学作品”，作家金南天评价道：“能肯定该作品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该小说的背景是日据朝鲜时期的朝鲜村落“盘溪村”，主人公石铁和村民们无地可耕，终日赌博。

《流氓》是作家玄卿骏在伪满洲国创作的中篇小说。作品在1940年发表于《人文评论》上，作品以为朝鲜人戒毒设立的“辅导所”为背景，辅导所中的青年大多曾经参加社会运动，因为受到镇压，失去了梦想而染上烟瘾，设置辅导所的目的就是帮他们戒除毒瘾，成为伪满洲国的“忠实国民”。

两部作品主要具有以下异同点：首先，两部作品的背景均为堕落的朝鲜人群体，其次，作品中人物的生活都受到日帝的影响。朝鲜从1910年8月22日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伪满洲国在1931年满洲事变后于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日帝对于殖民地朝鲜的压迫在1930年代左右达到高潮，另一方面，伪满洲国的“成立”来自溥仪和日帝不同的目的，从“成立”开始日帝便不断介入伪满洲国事务。第三点，两部作品虽然有上述的相同点，在人物设定上却有所不同，《鼠火》的主人公是传统的朝鲜农民，而《流氓》的主人公则多为伪满洲国的朝鲜人知识分子。综上所述，通过对比上述两部作品，能够从新的角度审视日帝干涉下的朝鲜与伪满洲国朝鲜人群体的异同点，思考殖民地朝鲜和伪满洲国的朝鲜人群体受到日帝怎样的支配，这样的支配又如何反映在群体生活中。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考察无产阶级文学作家李箕永和满洲体验作家玄卿骏对于日帝群体政策的认识。

2.堕落的朝鲜村落

《鼠火》中盘溪村的村民因为无地可耕生活拮据。村民们曾经一起耕地，一起娱乐，“鼠火”便是他们耕作之余的民俗活动，然而无地可耕的村民们无暇顾及民俗活动，他们寄希望于赌博企图靠赌博赢钱维持生计，赌博不仅因为拮据的生活，也来自他们对群体生活的追求。凋敝的村落中，人们连正月十五都好几年没有庆祝。从村民的对话中可以得知“政府奖励人们放‘鼠火”，因为放“鼠火”可以烧死害虫，对耕作十分有益。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日帝在朝鲜推行的农村振兴运动，农村振兴运动从1932年7月开始持续到1940年12月，在朝鲜总督府的主导下进行，主要是围绕鼓励自给自足，节约费用，如何改善生活，增加农业收入，如何制作家庭账簿等[1]。拔河，跳板，抓阄这些本是农民们耕作之余的娱乐活动，在民俗活动中，农民们作为一个群体表达了对于丰收的期盼，日帝却将这些民俗分成了“允许”和“禁止”两种，“鼠火”因为有益生产得到了官方的鼓励，可以看出，日帝对个别民俗活动的鼓励并非出于对殖民地文化的保存而是出于对殖民地生产力的考虑[2]。然而，没有耕作何来民俗活动，更何况村民们连维持生计都难。村民们无地可耕也是因为日帝的政策，日帝推行的“地主佃农制度”构成了殖民地农业经济的基础，为了确立殖民地朝鲜的土地所有关系，总督府于1910～1918年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土调查”。调查后又将土地所有关系强行转换为所谓的近代“法律合约关系”。沦落为佃农的朝鲜农民们只能租用土地耕作，同时农民需要用水稻偿还租金和一系列的税[3]，除上述的农村振兴运动以外，1932年10月立案的“自作农创定计划”和1934年4月立案的“朝鲜农地纲领”等政策又被称作“社会政策性农业政策”，这些政策并不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是通过将问题转化到其他层面来追求政治稳定，当时朝鲜总督府立案实施的大部分农业政策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代后，土地主人的变更变得十分频繁，随着主人的变更，农民不得不面对新主人更进一步的榨取。作品中农民们在交了“稻租”后往往就没有了余粮。

“越耕越穷”的农民开始幻想一获千金，石铁在赌场上骗得了“傻子应三”家买牛的钱，两家的矛盾从此激化。面对自己的指责石铁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并说道：“被我骗了？骗了又怎样？这钱与其留给别人还不如帮帮邻里”，石铁的父亲却对石铁破口大骂，然而无奈的是除了这种方法已没有别的方法来维持生计，父亲不断发问：“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面对父亲的指责，石铁反问：“父亲吃的饭不是用这钱买来的吗”，村民们也一边唾骂石铁，一边羡慕他的好运气。

正月十五，村民们聚集在书记家庆祝，石铁早对应三的妻子美妮怀着特殊的感情，愧疚的石铁在当晚找到了机会向美妮道歉。面书记元俊也对美妮另有所图，他打着“保护”应三家的幌子试图接近美妮，不知情的婆婆对元俊十分敬重还拜托他常来。看到石铁和美妮私会的元俊以此威胁美妮，美妮却毫不客气地将元俊赶出门，愤怒的元俊将事情向区长告发并请来“振兴会长”商议，在“洞会”上试图以风纪紊乱给石铁定罪，会议场所是二地主兼振兴会长郑主事的家。面书记，振兴会长，二地主等都是部落管理者。当时，每个面的职员都被要求对每个农户的经济情况甚至是私生活进行调查，也有权干涉村民的日常生活。除了面书记，作品中还出现了区长这样部落中的老者，可以看出日帝在当时就认识到了，仅通过制度是无法管理好村民的[4]，作中的面书记作为制度内的官吏，依法治理村落，而区长则是村中老者，以“德”说服村民，日帝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朝鲜农村的封建元素来巩固统治的。此外，当时的农村振兴运动和地方行政体制联系紧密，为了让所有的农民都参与到振兴运动中来，常由同一人担任二地主和振兴会长，这样一来，担心丧失耕地权的村民就不得不积极地参加到振兴运动中去。

区长口中的开会目的是“整顿风气，早日成为模范村”，这里的“模范村制度”是日帝的另一项同化政策。而对话中不断出现的“风纪改良”，“风纪紊乱”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观点。

3.伪满洲国的朝鲜人辅导所

伪满洲国从成立开始便一直受到日本的干涉，日帝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干涉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日本本土以及殖民地政策的影子。《流氓》的背景虽然都是堕落的朝鲜人群体，但《流氓》的辅导所则是一个犯罪改造部落。当时在日帝的“满洲移居鼓励”和土地政策下，许多在朝鲜无地可耕的农民不得不离开朝鲜，来到伪满洲国谋生，然而许多朝鲜人走私盐或鸦片。当时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受到日本的干涉，是日本侵略满洲地区的手段之一，1932年伪满洲国制定的鸦片法和专卖制度，虽号称是为了帮助戒毒，实际上由于鸦片专卖权的集中，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政府一面将吸烟者送进戒毒所，一面鼓励农民种植大烟[5]。专门为朝鲜人设立的辅导所也朝鲜人的身份问题，虽然伪满洲国在“建国”时打出了“五族协和”的理念，但朝鲜人身份特殊，他们来自日本的殖民地，又生活在伪满洲国，日后实行的朝鲜人征兵制也证明了日本一直视在满朝鲜人为兵源，为了维持朝鲜人身份的特殊性，时任朝鲜总督多次与关东军司令官，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等面谈。可以说，在“鲜满一如”的口号下，朝鲜人在伪满洲国无法逃出日帝的统治。作家笔下只有朝鲜人的辅导所也诉说着朝鲜人身份的特殊性。

如果说《鼠火》中的群体受到日帝同化政策的影响，那么《流氓》中的辅导所则是伪满洲国鸦片政策的反映。然而《鼠火》和李箕永其他作品一样，登场人物多为农民，而《流氓》的主人公则是知识分子。

作为伪满洲国禁烟政策的“宣传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改过自新的知识分子。主人公明宇选择了改过自新，放弃鸦片。然而，面对所长和朋友明宇的说教，圭善表现得十分不屑，曾是社会运动先锋的圭善认为“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最终圭善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明宇的劝导。

4.结语

李箕永通过《鼠火》如实地展现了殖民地朝鲜农民的生活，反映了日帝推行的各种政策，然而各种政策带给农民的只有贫困和内部矛盾。《鼠火》中农民们的生活早就因为贫困而定型，这表现出了作家对于殖民地现实的无奈。身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李箕永在1920-30年代日帝高压统治的情况下，一直贯彻自己的创作理念，观察殖民地生活。可以说《鼠火》一方面反映了殖民地现实，一方面通过否定金元俊等人物，表现了作家对于日帝政策的怀疑，碍于日帝的文化检阅，作品并没有过于理念性的内容。

根据《流氓》的绪论和先行作品《中毒者的话》可知，作家曾在1937年第一次实地考察朝鲜人辅导所，1939年8月13日再次考察。《流氓》作为伪满洲国禁烟政策宣传文学，内容上自然需要与政策同轨，也有学者推测，正是这样作家才能获得实地考察的便利[6]。顺童父亲明普对于伪满洲国“一德一心”口号的不屑，瘾君子们对于所长说教的怀疑和抗拒都显示了伪满洲国政策的无力。堕落的他们认为伪满洲国哪里都是堕落的。可以看出，作为禁烟政策宣传作品，作品虽然塑造了一名改过自新的主人公，但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瘾君子的失落和堕落，从这一点来看作家对于伪满洲国的禁烟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

参考文献

[1]郑忠实.1933～1937年农村振兴运动与农家更生计划的性质[D].首尔：首尔大学，2007.

[2]金南珠.宋在勇.日据时期乡土娱乐振兴政策与民俗游戏的展开方式[J].比较民俗学（44）：397-425.

[3]金星花.鼠火-沸腾的日常和政治学[J].我们文学研究，2018（60）：229-259.

[4]李松順.1930年代殖民笼政和朝鲜农村社会变化[J].现代文学的研究，2005（25）：199-228.

[5]朴刚.伪满洲国的鸦片毒品密卖政策和在满朝鲜人[J].韩中人文学研究，2006（19）：459-490.

[6]表言福.“堕落时代”的“堕落书写”方法-玄卿骏鸦片叙事研究[J].现代文学理论研究，2011（47）：339-370.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