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明

在对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所有评价中，当属“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流传最广，理由是，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然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却不这样认为：“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并不是很准确，士大夫多指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但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也只做过编辑部主任这种业务干部，单从这一点讲，他就没有可比性……父亲这辈子没有遇到什么当官的大机会，个别小机会也让家人给‘掐死了， 他在家里的称呼是‘老头儿，不光我母亲，几个子女这么叫，甚至连他的孙女也这么叫。‘老头儿也不是说很淡泊，但在我们家，他就得淡泊。他是一个喜欢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甚至单纯到有些不合时宜的人。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老头儿。”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汪曾祺信奉顺其自然的理念，他认为，只要孩子做人别太自私，其他方面可以自由发展。而且在他眼里，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搞文学的料，不仅不要求他们在文学上发展，更不会传授写作方法，“文学天分传不下来，后天也补不上”。汪朗大学毕业后进入经济日報社工作，其间有几篇文章自认为写得不错，也得到母亲的好评。于是，拿给汪曾祺评判，他认真看过后，也只是笑道：“呵呵，还行吧。”对此汪朗开玩笑说：“家里有这种老头儿也挺倒霉的，你就彻底断了文学这个念想吧。”

汪朗上大学时，母亲总希望儿子能够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多次央求汪曾祺教教儿子怎么写文章，但汪曾祺从来不予搭理，有一次被逼急了，就撂下一句话：“我写东西时谁教过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