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耿

文理之争为什么能够变成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回顾自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文科和理科的历史性争论，并且对比它们在三百年前的遭遇就会发现，在康德的时代需要他为之大声呼吁保留的哲学（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科学）反而在罗素的时代成为了历史的“反面”。事实上，文理之争中讨论的命题，都在之前的学科发展过程当中早就存在，并不是新产生的问题，真正促使文理之争产生的原因，只是因为文理学科地位的不均等。

这就像中西之争一样。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与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从未彻底中断，不绝如缕。从汤若望到南怀仁，再到马戛尔尼，中国学者获知西方学术进展的途径始终存在，并且这种交流也一直存在。《几何原本》被徐光启翻译到中国（当然只是部分）要比牛顿读到《几何原本》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如果它能够启发牛顿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么在中国并非完全不可能由它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之争。清朝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并不是把西学看作一个平等对待的文明，而仍然是一种域外的新奇之物，最远也不过康熙帝所说“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人们才突然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这恰恰是中西之争真正发生的源头。文化保守缘起于文化危机。

不过如果只停留在此，那么对于文化危机的本质仍然得不到深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