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南北书”《朱雀》《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及数本小说集之后，葛亮携新作“匠人系列”小说合集《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重新亮相。

《瓦猫》收录了葛亮近年创作的《书匠》（《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飞发》（《十月》2020年第5期）和《瓦猫》（《当代》2021年第1期）三部作品，均为中篇小说。单篇作品陆续刊出时已引发广泛关注，但读者仍难窥这一系列全貌，只有当它们被集合、落定于一部书中，葛亮的“文心”与“匠心”才浮出水面：《书匠》写新旧两派“古籍修复师”跌宕的人生，故事横跨南京、香港两地，从“大逃港”时期写到当下，是为“江南篇”；《飞发》被归入“岭南篇”，聚焦上海“理发”与香港“飞发”的江湖争夺及兴衰起落，映照全球化时代香港的市井民心；《瓦猫》则将目光远拓至西南边地，在雪山冰川与西南联大、昆明与德钦的历史地理联动中钩沉瓦猫的来龙去脉，以此成就“西南篇”。由是，三篇连缀，自成一体，彰显出“小说地方志”的况味。

熟悉葛亮的读者不难从《瓦猫》中读出似曾相识的风格，诸如典雅、隽永的语言，对市井人心的细描，收放自如的小说手法等，但真正令这部新作在葛亮的小说谱系中脱颖而出的，则是其“主题”的统一性和叙事手法的匠心独运。

记忆与技艺

对人心与世情、艺与道、记忆与技艺等关系的书写，是葛亮“匠人系列”小说倾注的主题。葛亮坦言，早在《北鸢》中他便在扎风筝的匠人龙师傅身上寄寓了“三世薪传”的守诺精神；起笔写《书匠》，则得益于救护祖父遗作《据几曾看》手稿時接触了“古籍修复师”的行业——“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于是成为《书匠》一篇的题眼。将《书匠》一篇置于小说集之首，其“开山”之意可见一斑。我们大可这般设想，假以时日，“匠人系列”会无限繁衍，一辑完毕，还有一辑。然而，小说写作毕竟有别于机械复制和流水作业，葛亮定然深知个中堂奥。因此，三篇作品尽管聚焦匠人，但写法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当然，“匠人”题材的生发与衍化，与葛亮常年以来对书画、金石、古籍、匠人的欣赏及其自身文化涵养密不可分。只是有了好的主题，不等于就有好小说，生活经验若要转为小说经验，须经过淬炼和打磨，再形之以恰切的语言、情节、人物和故事等。葛亮常年游走各地，他对南京、香港两地的书写和思考，在新作中以一种更为举重若轻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气度，大抵是“民国叙事”所带来的。以上，关涉“写什么”的问题。

其次是“如何写”。不管是《朱雀》中传承三代的“金饰朱雀”，还是《北鸢》中对“鸢”这一“牵引”“收放”历史之意象的经营，都有特定的意图，但在“匠人系列”中，葛亮对“物”作为小说线索有了更圆熟和独到的使用。“古籍”（《书匠》）、Boker与“孖人牌”剃刀（《飞发》）、瓦猫（《瓦猫》）等“物”的存在不单是包含“知识性”的物质载体，也并非简单的“流离与归属”的情感寄托（或如陈庆妃所言，葛亮试图借《书匠》“重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社会中，‘物与‘人之关系，思考新古典主义的守常与新变”。陈庆妃：《“物与人”的流离与归属》，未刊稿），而是与历史流徙中的“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相交融。

所谓“经验记忆”指的是当下的、留存于个体活生生经验中的“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指向未来，它依靠物质媒介或政治政策的引导，具有导向性和目的性（集体记忆的生成也有赖于此）。“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的载体”，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的区分，不过是从学理上做客观判定，但小说并非对学理的生硬转化，《瓦猫》三篇书写记忆/技艺的传承时并没有泾渭分明地对“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做生硬切割，而是呈现个人身处历史漩涡中如何自处与抉择。

在《瓦猫》自序中，葛亮引汤姆·史文森（Tom G.svensson）《知识与手工艺品：人与物》中的话“传承谱系中，对于‘叙述意义的彰显，将使‘物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言者”，并指出“故物”与“良工”依靠经年的讲述而抵达彼此。“瓦猫”作为云南汉族、彝族和白族的镇宅兽就是多重隐喻和象征之物，它既有寄托哀思的纪念价值（“这是一座石碑。在这石碑的顶端，有一尊塑像。虽在藤蔓遮盖下，我还是看清楚了。一只动物，似猫非虎。是的，这是一只瓦猫”），又是叙事的牵引物——本产自昆明一带的瓦猫，却现身迪庆藏族自治州，且与纪念山难逝者的石碑镶嵌一起，本身就显得怪异。《瓦猫》正是从这里切入，借叙述人“我”（毛果教授）为“五保户”仁钦奶奶递信、寻瓦猫制作者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记忆。

待“我”在友人引领下穿过一片昆明城的建筑废墟时，伫立眼前的是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兴国庵（中国营造学社旧址）：“除了远处的摩天大楼造就的天际线，和散落的零星的推土机，四周是没有遮碍的。我们置身的这座庵庙，像是这荒凉原野中的孤岛”，“我在这座古庙的墙头上看到了一只动物，那是一只瓦猫。它虽不大，在这败落坍圮的围墙上雄赳赳地坐立着，在雨水的冲刷下黑得发亮”。至此，“我”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见瓦猫，便与昆明龙泉兴国庵上这尊瓦猫有了衔接。经当地街道办负责人介绍，荣之武（在民间手艺衰落的时代，他成了哭丧人，在丧事上出售纸人纸马）出场，“我”便在荣之武带领下，见到了隐居在弥陀寺的荣瑞红（荣之武祖母）——她正是造瓦猫的手艺人。

《瓦猫》继承古典小说笔法，以人物行迹为依托，串糖葫芦一样串起散落各处的叙事线索。前二节可算作“楔子”，第三节伊始，当年迈的荣瑞红现身后，小说转入第三人称叙事，进入“正题”，勾连起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到当下三代人的家族变迁。当叙事的触手伸向民国，葛亮笔下活跃在西南联大的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金克木、朱自清、傅斯年以及故事的主人公宁怀远和少女荣瑞红，便依次跃然纸上。其中写得最为感人的，要数荣瑞红和宁怀远二人的爱情故事。宁怀远登门拜师学制瓦猫，荣瑞红守着祖辈技艺，不经意间也卷入了抗战救国的时代浪潮。1944年秋，宁怀远报名参加青年军，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救亡号召中远赴战场，后受伤归来——此时瓦猫便成了伤残的宁怀远的救赎之物。怀远的战争创伤因瓦猫而治愈，但在看到授业恩师闻一多遇刺的凶讯后，常年积压的愁绪终于爆发。宁怀远自此消失，杳无音讯。

这是《瓦猫》的华彩篇章。葛亮将虚构人物嵌入历史，赋予他们血肉之躯，也借着对动荡时代（“抗战”和“文革”）的书写，将瓦猫塑造成经验记忆与集体（文化）记忆互相较量的“场域”。小说看似稳固的叙事节奏中，其实流淌着某种岌岌可危的气息：旧城改造（推掉旧宅、兴建地铁）锻造的集体文化记忆，始终笼罩着小说，而镶嵌在旧宅屋顶的瓦猫，则因久远的仪式、神秘的民俗性而沦落为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瓦猫》的存在，为一个濒临消失的时代“复魅”，“记忆”与“技艺”如何平衡，也成为作者反复拷问的对象。

家人父子

赵园在《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用“家人父子”譬喻明清之际的家庭、家族关系。“家人父子”作为一种人伦秩序，支撑着传统社会的运转，《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与之相关。在“匠人系列”中，葛亮对“家人父子”的关注落在了“拜师学艺”的情节上。譬如《瓦猫》中宁怀远“拜师”一节就极为重要，其中既有“民俗学”的意味（小说中，宁怀远曾说过要效仿闻一多先生写研究瓦猫的民俗学文章），亦和“家人父子”的伦理密切相关。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在宁怀远、荣瑞红和祖父荣老爷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荣瑞红和荣老爷子祖孙相依为命，荣老爷子授予荣瑞红造瓦猫的手艺，同时，又试图用家长制的权威反对荣瑞红和宁怀远相恋，这其中，涉及“读书”与“匠人”二者间的冲突。书生（宁怀远）学制瓦猫，與荣瑞红因爷爷反对她和怀远的恋爱而赌气关在作坊摸黑“盲制”瓦猫，是小说中关于匠人如何学成的对照书写。手艺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练成，手艺人独特的感知和审美造就了“一猫一态”，远非机械生产可以比拟。宁怀远和荣瑞红之间相恋相知，皆拜瓦猫所赐。“拜师学艺”也在《书匠》（其中有“徒弟”一节）和《飞发》（翟康然向上海理发师学手艺）中有所敷陈和渲染，内里彰显的是个人的经验记忆，与城市变迁（《瓦猫》中的昆明旧城改造）、全球化时代的新旧/东西冲突（《书匠》中以老董和师承西洋古籍修复术的简女士为比对）等大叙事之间的拮抗。

在《书匠》中，擅长西洋古籍修复手法的简女士赴英伦拜师，以及她和乐静宜之间的师徒关系，也值得分析。简女士作为香港唯一一位英国书艺家协会的会员，其资历、名声吸引了乐静宜，葛亮对人物的塑造是通过“事件”（情节/故事）来展开的，其中对人对“物”的情感是最打动人心的部分：譬如“老董”一节，写“我”回忆父亲的旧交修书师傅老董对旧手艺的执着，对古籍的痴迷、因修旧书“固执己见”与图书馆领导起冲突；而“徒弟”一节，叙写简女士带“我”到观塘区迷你仓参观，并引出她收藏庚辰本《石头记》以及如何从事修书行业的故事。简女士自幼嗜好读书，大学毕业后赴加拿大学戏剧，回香港工作后，遇上制造业滑坡和金融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简女士逆流而上，利用其周游世界各地积累、购入的旧书开了一家名为“书阁”的旧书店，书店倒闭后，她赴英伦师从古籍修复大师。借简女士的故事，葛亮将古籍修复的技术、欧洲古书的装订史以及与修书相关的诸多学问，细细道来。专业化和陌生化的“知识”就这样和人物的身世、经历水乳交融，这是《书匠》一篇的妙处。

简女士收的徒弟当中，乐静宜最出类拔萃（她在亚洲修书大赛上斩获青年组冠军）。但葛亮借“名师出高徒”的框架，反观的却是父辈（简女士与乐静宜父亲）令人唏嘘的情感：父亲独居英伦开旧书店，遇见了简女士，准备结婚，不料婚礼前因心梗而死，乐静宜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唯独没有等来简女士。“我恨她没有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我恨她懦弱。或许，我只是恨她自始至终知道所有的事。这两年来，她用我复刻了一个她自己。把我父亲的女儿，变成她所希望的样子。而我却不知情，整两年了。”面对如此扭曲的师徒关系，乐静宜最终还是怀着爱和敬意，卸下仇恨，与父亲和简女士的过去和解。

相形之下，《飞发》对“家人父子”（师徒关系）的处理更具戏剧性。翟家自20世纪50年代末从内地移居香港，翟家少爷翟玉成早年混迹香港娱乐业，明确自己不适合这一行之后，毅然在北角开了一家“孔雀”理发公司。经营“孔雀”是翟玉成一生的高光时刻，他也因此见证了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衰败史。后来他因江湖纷争，被人弄断手指，与新婚妻子郑好彩退居明园西街开了“乐群理发”；与此同时，庄师傅的“温莎”（ 上海理发公司）借势崛起，为香港带来“蛋挞头”“飞机头”，更以“顾客至上”的周到服务名噪一时。两家理发店的起落，与香港的时代动荡同辐共辏。小说由此切入，叙写出别样的香港城市史、文化史。

翟玉成的“乐群”理发室，属典型的广东“飞发”（小说每节正文前均有关于飞发、理发的“知识考古”），无论手法还是服务，都散发着粤港的“街坊精神”，但在“温莎”老板庄师傅看来，“飞发”不登大雅之堂：“按规矩我们上海师傅做事，有客时不能吃东西。不像广东师傅，叼着香烟给客人剪发，冇眼睇”，“汏头、剪发剃须、擦鞋，讲究几个师傅各有一手，成条龙服务。哪像广东佬的飞发铺，一脚踢”！翟康然自幼有“反骨”，崇尚的是西式风尚、时代潮流，他和父亲反目的原因就在于对理发这门手艺有着截然对立的体认。对此，小说的描写也极具反讽：儿子紧跟时尚，他的发廊常年以爵士乐为背景，而父亲却守旧得很，几十年如一日，擅长剪“陆军装”和“红毛装”，“乐群理发”循环播放的，也是粤剧影片。得知儿子拜入上海理发师傅门下，翟玉成以断指明志，“两父子，今后桥归桥，路归路”。“理发”与“飞发”之争不仅事关商业利益，也事关“匠人”的尊严，更寄托了作者对上海、香港不同文化精神的理解。

在《飞发》和《书匠》这两个小说中，葛亮对“家人父子”关系的描写，始终关联着拜师学艺、新旧/东西的文化冲突，简女士和乐静宜、上海“理发”和广东“飞发”的恩怨，最终消遁于“和解”之中（《飞发》结尾，翟康然带着庄师傅到医院为父亲翟玉成理发，多年的江湖恩怨、父子情仇，以脉脉温情结束）。作为叙述人的“我”既深入故事，又若即若离，虽然消隐其声，但读者仍能从行文间窥见一种温和的文化“调和”论。

小说地方志

葛亮小说向来与“一城一地”有着诸多联结，譬如《七声》中写南京城里与六合乡下，城乡差距与人情冷暖跃然纸上，《浣熊》对香港地域文化的书写，则如同手术刀，切入城市的肌理。正所谓“国有史，地有志”，方志或地方志，乃记录地方自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书籍文献，有“地方百科全书”之功，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瓦猫》三篇作品也与地方志声气相通，其叙述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横跨东西两地，如果说“岭南篇”“江南篇”“西南篇”不过是抽象的文化地理划分，那么，真正浸润在这些小说中的，其实是由不同的地方经验所叠加、糅合而成的“小说地方志”。

此处所言的“小说地方志”与惯常那些借鉴志书框架及编纂理念而写成的“方志小说”（方志小说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方志现象，有学者就认为，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应属小说之列，但由于至今尚未有人专门收集、整理、研究，故没有定名，姑且名之为‘方志小说”。参考辛谷：《“方志小说”探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不同。近年来，霍香结书写中国南方山村的《地方性知识》（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阎连科呈现“炸裂”由村至超级大都市的爆炸式增长衍变的《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刘庆叙写东北萨满文化史、民间史的《唇典》（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等长篇小说，都有“方志小说”的形态特征。但这些作品大多聚焦于某个特定地方区域，以“深描”“厚写”的方式，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和打量。《瓦猫》三篇，则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以灵活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不同的区域文化、人文地理加以串联和勾勒，展现出一幅全景式的小说地方志图景。从这样的叙述方式中，我们也看到了小说家突破个人局限、善于融合陌生化经验的圆熟技巧。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书匠》一篇。这篇小说叙写古籍修复师，他们在故事中没有交集，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正如葛亮所言：“所写的两个修复师，有不同的学养、传承与渊源，代表着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脉络，而殊途同归。‘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藏书者与修书人最大的默契。”在葛亮的叙述中，师承西洋古籍修复术，与自学成才、颇有传奇色彩的老董，其实是等量齐观的。这里着重要谈的，是老董。小说对他修书如医病有细致描写：“伯伯在给书医病。他埋着头，手用一把竹起子，在书上动作着。一盏小灯，光浅浅地打在书上。他仔细地用竹起子揭开粘连在一起的书页，用小毛刷细细刷去页面上的浮沉。那架势，真像极了做手术的大夫。”——经由“我”的观察和父亲的转述，老董的南京往事浮出地表。作为旧时代的过来人，老董对新的时代有强烈的不适感，他修书依的是“老法子”：“祖宗传下来裱褙的老法子，哪是‘科学们比得了的”，“《齐民要术》里写着呢，没有老法子办不成的事”。正是这样一个固执、守旧的人，与时兴的新技术生了龃龉，也遭到图书馆同事的妒忌和排斥。“文革”中，老董被“革委会”逼迫写了检举材料，使得“我”（叙述人毛果）的祖父被革职，老董也因此离开图书馆，以摆摊修鞋为生。“文革”后，老董之所以答应图书馆请求，回馆修书，其实是带着某种赎罪之意，对他而言，修书，就是修复历史中失落的世道人心。借老董的故事，《书匠》不仅揭开了一段伤痛史，也托出了南京隐秘的世俗生活：老董用西瓜瓤祛除书页磨痕，带女儿元子和毛果到南京郊外“看秋”、捡橡碗做修书染料等情节，不啻某种方志，并且是文学化了、日常化了的方志书写。

这种“小说地方志”的风格特质，体现在《瓦猫》中是对迪庆藏族自治州与昆明龙泉的地方民俗、饮食、语言等的勾勒，落在《飞发》中则是对上海理发的行业规矩、粤地“飞发”行话、香港地方的江湖纷争、“香港精神”等的描摹。何以见得？譬如《瓦猫》写荣之武在葬礼上的“哭丧”一段就值得注意。如果说吹鼓乐和摔盆仪式等都是既定的丧葬礼仪，那么，只有当叙述人“我”置身其中，亲眼见识荣之武如黄钟大吕的哭声时，丧礼的肃穆之情才油然而生：“虽然不着一辞，这哭声中的悲意，却随着些微的递进式的节奏而益加浓重，如黄钟大吕，以一种肃穆而深沉的方式，将所有在场者挟裹”。同样，《瓦猫》中借荣瑞红制作瓦猫的“顿悟时刻”，点出她对彝族无釉猫、汉族黑釉猫、鹤庆白族猫、文山壮族上釉猫等不同民族瓦貓的体认，也是小说中极具民俗学和地方志意味的段落。

在《飞发》中，年轻气盛的翟玉成转移了霞姐的资产入股市，从而遭到霞姐“契兄”邓姓大哥报复被弄断手指，后来他在郑好彩的扶助下，“断指重生”，白手起家。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便是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港人精神。小说对翟玉成和郑好彩之间情感故事的书写，尤其令人感动。换言之，借着对父辈“发家史”和“兴衰史”的描写，葛亮将小说嵌入香港的当代社会史之中，由此打通内地与香港的联动，将历史风云于字里行间细细铺陈。这便是《瓦猫》涉及“香港叙事”部分的动人之处。

可以说，“匠人系列”作为“小说地方志”，并没有将地方性的知识、掌故和历史沿革生搬硬套进小说文本，其着眼点，自始至终落在人物身上（这也是“匠人系列”的要义所在）：《书匠》里表面上看似冷峻，但内在对书始终痴迷的简女士，执着、隐忍的老董；《飞发》中讲排场、刻薄的庄锦明师傅和执拗、犟脾气、不服输的翟玉成；《瓦猫》中纯洁、质朴又有担当的荣瑞红，书生意气又不失士人风骨的宁怀远等等。葛亮的“匠人系列”写人，擅长“对照”手法，上述所举的诸多形象，不仅是E.M.福斯特所谓立得住的“圆形人物”，而且是“对位式”的。这些人物身上寄寓的是小说家对不同时代、世相人心的体恤和思索。

结语

葛亮的小说向来“因地制宜”，《猴子》《谜鸦》等弥散着“都市怪谈”气息的小说是写给香港的当代“传奇”，而在更早的集子《七声》中，他对底层和边缘人绘声绘色的描摹则让读者惊艳：木工师傅“于叔叔”、民间艺人“泥人伊”、餐馆侍女阿霞……不动声色却雷霆万钧，是其一贯的小说笔法。如果说短篇形制是在方寸间火花一闪，那么长篇则形同利于藏拙的大容量器皿，到了“南北书”，葛亮将两种文体的优势熔于一炉，锻造出独具辨识度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瓦猫》介于二者之间，它承袭短篇擅长的叙事技巧，再从长篇对历史的深描中蘸取一点墨水，经由一支妙笔，渲染出“匠人”的群像及故事。这便是“匠人系列”的取胜之处。

作者简介 林培源，青年作家，广东澄海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小说见《花城》《作家》等，学术作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并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016）和第二届“《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0），出版有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神童与录音机》等，作品入选《2019年短篇小说》《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等选本。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入选《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说。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