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凯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北京 10008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质性”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参与，科学史家也开始关注与仪器有关的科学实践问题[1，2]。在英国科学史学会2002年 “收藏对仪器研究重要吗” 的会议上，科学仪器史家詹姆斯·贝内特(James A. Bennett)甚至称科学史的仪器研究已经是“当前的时尚”[3]。

17世纪末，牛津大学阿希莫尔博物馆开启了大学的博物馆收藏；20世纪初，一些名校开始收集本校的历史性科学仪器，如罗伯特·冈瑟(Robert T. Gunther，1869—1940)从1915年起在牛津大学实验室搜寻、拍摄科学仪器[4]，大卫·惠特兰(David Wheatland，1898—1993)在1920年代也开始了哈佛大学历史科学仪器的收藏事业[5]。美国科学史家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 1914—2003) 1950年著《美国科学的一些早期工具：哈佛大学早期科学仪器、矿物和生物学收藏记录》专门介绍了大卫·惠特兰收集、展出过的仪器和标本[6]。近年来，对大学博物馆科学仪器背后的科学史研究也逐渐开展。以利兹大学为例，该校科学技术与医学博物馆馆长克莱尔·琼斯(Claire L. Jones)介绍了四件典型科学仪器(1)这四件仪器为：巴尔和斯特劳德测距仪(the Barr & Stroud rangefinder)、纽林·菲利普斯机器(The Newlyn-Philips machine)、阿特金森听诊器(Edward Atkinson’s stethoscope)和阿斯特伯里相机(William Astbury’s camera)。的历史，并认为研究这些藏品，丰富甚至刷新了人们对利兹大学在精密工程、经济学、医学以及分子生物学所做贡献的认识，由此强调大学科学仪器遗产的重要性[7]。

科学仪器史视角的引入无疑可以丰富历史的书写方式，但目前国内学界的此类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保存的中国第一台自制的激光多普勒测速仪(封二图1)为例作一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