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旭，邓 颖，王 奔

（1.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商法学院，墨尔本3125；2.上海体育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200438；3.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体育组织的商业化，组织部门的不断改善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1］。澳大利亚国家体育组织及政府管理部门往往独立运行并采取现代企业制的内部管理形式。 竞技体育比赛的竞争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为体育产业提供了一种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娱乐形式， 这也使得竞技体育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度。 国家体育组织重点关注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从而使其获得来自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的资助。 然而，过度关注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也由此引发了体育异化现象，首当其冲的便是兴奋剂问题。 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精英竞技体育项目中的兴奋剂事件已成为运动员和体育组织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1999 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成立，成立的初衷是希望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在公平的体育环境中进行比赛［2］。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是管理游泳运动的最高机构，以支持全体澳大利亚优秀游泳运动员为荣， 无论是精英体育层面还是群众体育层面。 然而，该组织在2019 年7 月底遭遇危机公关，当时媒体曝出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Shayna Jack 未能通过兴奋剂检测而被迫退出游泳队，并在随后被停赛［3］。 对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和令人失望的时刻，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Mack Horton 之前强烈谴责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