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瑶，朗双菊，彭 阳

教育教学研究

历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基于《世界历史》40年刊载教育史论文的个案分析

陈 瑶，朗双菊，彭 阳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以《世界历史》期刊1978-2018年所刊4 541篇论文中的36篇教育类论文为个案，从作者背景、历史时期和国别、参考文献等维度进行总体描述，并从研究主题和领域进行内容分析。历史学者对教育历史问题的研究相较于教育史学者在选题上更偏于教育外部史的宏观视角，更着重探寻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并在研究视野、写作方式和史料运用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特点。

《世界历史》；历史研究；教育史研究

《世界历史》（曾用名《世界史研究动态》，目前为双月刊）杂志正式创刊于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世界历史》坚持刊物的现实性、学术性和导向性，从世界史的角度参与讨论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注意追踪学术前沿问题的发展趋势，重视基础研究，特别重视在探索和回答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发展趋势、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上，展示史学工作者的真知灼见。对于人类社会问题之组成部分的教育问题的历史研究，在《世界历史》刊文中虽然一直体量不大，但也都有所涉及。抛开教育史姓“教”姓“史”的争论不谈，历史学者如何研究教育史问题也不免令人好奇，他们在选题、研究、写作、史料运用等方面会否与教育史学者有明显不同，这个问题值得一探，以供对照。

一、总体描述

《世界历史》1978年至2018年底共刊发4 541篇论文，其中教育史类论文有36篇，占期刊总篇数的0.79%，比例较低。1980年代有4篇，1990年代12篇，2000年代8篇，2010年代12篇（1978-1984年间没有教育史论文发表，此后也有很多年份整年没有发表教育史论文，包括2018年）。在此，从作者背景、历史时段与国别、参考文献等维度进行总体描述。

（一）作者分析

36篇教育史类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历史学学科背景有33人，高达92%。从发文单位看，这些作者主要是在高校的历史学院或者社科研究所工作或学习。其中发表两篇的作者有李工真，他发表《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2004/3）和《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2007/7）两篇论文；另有曾晓阳，他与刘立文合作发表《论法兰西共和国国民教师的政治职能》（2006/3），曾晓阳个人发表《试析法国近代两次教科书战争》（2010/5）。教育学学科背景的作者只有张晓昭、陈立、郑崧3位（见表1），分别发表《印尼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1992/6）、《论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教育》（2006/3）、《反教权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教育世俗化》（2007/1）。

表1 36篇论文第一作者学科背景

（二）历史时期及国别情况分析

36篇教育类论文中，古代、近代、现代所含篇数情况见表2①。36篇中有55.5%的论文集中于近代，占一半以上；现代占36.1%；古代仅占8.3%（仅有三篇：《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中世纪欧洲大学生学习及生活费用的考察》《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表2 36篇论文的历史阶段分类情况

36篇教育史论文涉及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土耳其、以色列、俄国（及苏联）、新加坡、越南、印尼、菲力宾、古希腊（斯巴达）15个国家的教育情况。除了国别研究，还包括中外比较或其他国际间比较、交流、影响等情况。其中国别研究的论文篇数最多，为29篇；中外比较交流有4篇（《洪堡与蔡元培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启示》《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和《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国际的3篇（《论美英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社会调控作用》《中世纪欧洲大学生学习与生活费用考察》和《战后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的形成作用及其局限性》）。

表3 36篇教育类论文涉及国别情况

《世界历史》期刊着眼于对全世界历史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涉及面相对较广，但也顺应主流，多倾向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国别研究来看，英国方面的文章高达6篇，法国仅次于英国有5篇，美国3篇，日本2篇，德国、意大利等也有涉及；另外是热点国家，如俄国、土耳其、以色列、古希腊等，再有就是南亚、东南亚，如新加坡、印尼、越南、菲律宾等。中亚、东欧、非洲、中南美州和澳大利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几未涉及。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领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问题受到学者的关注固然重要，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研究视野和研究资料的拓展，也有必要和可能对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加以关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史研究已是《世界历史》中的边缘问题，仅有的篇幅难以顾及边缘中的边缘。从研究的历史时期来看也是如此，基本上都是研究近代和现代的教育史，很少给古代教育史留下空间。所以无论从国别还是历史时期来看，留给教育史的篇幅主要是教育所参与的重大问题，即反映世界主流的“现代性”问题。

（三）参考文献和被引量

参考文献能反映出研究的重要知识来源，历史研究本来就主要是基于文献的研究，需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参考文献的水平往往能够从侧面体现出论文的水平。不过，《世界历史》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刊物一样，1978年创刊后学术规范的确立也存在一个过程，加之改革开放初期，获取文献的渠道较少，早期的论文引文量较少。

表4 参考文献均量情况

1985年至1996年，共发表14篇，年均1篇，其平均参考文献量为12.4篇；1999年到2007年共发文10篇，平均参考文献量较前一阶段有明显增加，达到23.7篇；2010年到2018年有12篇，平均参考文献量高达42.6篇（见表4）。21世纪以来，社会开放程度加快、国外交流机会增多、数字技术引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普及和成熟，知识来源渠道更加多样化，研究者更易于获得世界各国、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文献类型的电子文献资料以及实体资料，比如书籍、书信、报刊、档案、会议记录、庭审记录、采访录、历史文件、报告等，世界教育史研究的题材和知识来源愈加丰富。如《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与大学传统的扬弃》（2017/1）一文就综合运用了皇家调查报告、议会法案、议会议事录、地方史志、大学章程、时人评论、书信和传记等文献资料。总之，近40年《世界历史》期刊中关于教育史研究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学术规范性增强、文献及史料种类日益多样化。

此外，被引用量是论文影响力的体现，是衡量论文质量的指标之一。36篇论文的平均被引用量为9.7次。被引用量最高的前3篇是《论美英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调控作用》（1999/1）、《工业化以前英国乡村教育初探》（2002/5）和《试论英国工业革命与初等教育普及的关系》（1995/1），被引次数分别为：65次、31次、22次。我们将被引次数最多的3篇略作分析：《论美英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调控作用》65次被引用中有31次引用者的学科背景是教育学（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21世纪初教育研究和改革热点引起了众多教育学学者的极大关注），而历史学仅有3次；《工业化以前英国乡村教育初探》31次被引用中有25次引用者的学科背景是历史学，教育学的只有2次；《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和初等教育普及的关系》的22次被引中，有10次引用者来自教育学学科背景，11次来自历史学。除此之外，皆有其他学科（法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等）引用者相继引用。

二、内容分析

36篇论文的内容主要涉及这些主题：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教育国际交流、教育体制、教科书、教师研究以及各类教育（殖民教育、女子教育、军事教育、乡村教育、宗教教育、大学教育）。如表5所示。

（一）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内容主题来看，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历史学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首先多着眼于宏观问题。关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联系，立足于社会发展来阐释教育历史问题，并且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本底色，内容涉及教育现代化、世俗化、制度化、大众化，教育与经济、文化发展，教育与社会调控、就业等等的关系，着重从社会发展影响因素的角度来阐释教育的历史作用，并且还特别重视教育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表5中第一类“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中11篇论文都基本体现了这一主旨。另外，36篇论文中唯一一篇研究教师的论文《论法兰西共和国国民教师的政治职能》也是从论述教师的政治职能为视角的。本研究划分到其他类别中的论文，如《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法国中等技术教育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等，其实着重讨论的也是教育改革对社会“现代化”的推进。

其次关注国际交流，即教育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探讨教育交流中，合理吸收异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成果的历史过程、机制及其影响等，如《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17-19世纪初英国贵族欧陆游学探要》；另一方面也将教育视为一个国家政治与外交的延续，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考察教育的社会功能，如《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一文，认为“中苏教育交流是中苏两国关系的晴雨表”[1]；《战后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的形成作用及其局限性》一文则利用新解密的档案，研究了1961年设立的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认为以该会议为核心的“日美文化协调机制与日美军事、经济协调机制并列，成为支撑战后日美同盟的三大支柱之一，为巩固、延续战后日美同盟发挥着文化润滑剂的作用”[2]。

表5 研究主题及类型一览表

再次，在各级各类教育的研究中，显然关于大学阶段教育的研究偏多一些，因为大学教育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更为直接而深刻。而在讨论大学史时，注重的或是更为宏观的科学发展史视角，如《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一文“围绕哥廷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发展来展开研究，并就它最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作出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说明”[3]；或是气势磅礴的社会史分析，如《英格兰古典大学改革与大学传统的扬弃》一文，基于大量各类历史文献的细致分析，具象地刻画出19世纪英国学权、教权与政权各自力量的消长与角色定位的重要历史过程[4]。

其他关于教育体制、教科书、教师以及各类教育等等也都有所涉及，就总体而言依然是在宏观及中观层面，多以社会、国家、国际层面，以及经济、政治、外交的视角考察教育，少有涉及教育内部问题的探讨（相对比较微观的仅有《中世纪欧洲大学生学习及生活费用的考察》一文）。

（二）研究领域分析

教育史研究主题从领域上一般可分为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活动（实践）史等，这种分类并不十分严密，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并且近年来，教育史学者们在“自觉建构新主题研究范式与框架、拓展视野的过程中，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原有主题的‘边界’与‘壁垒’——制度与思想的两分等……开始渐渐消融、弥合”[5]。在教育史研究时并不必刻意地划分类型，这里只是为了便于从各侧面分析这些论文的一般性特征而做的分类。从这些主题的研究领域来看，36篇教育类论文大致可分为：教育活动23篇，教育制度7篇，教育思想6篇（见表6）。

表6 36篇教育类论文的研究领域分类情况

宽泛地看，研究制度和思想的论文数均衡，而研究教育活动的比较多一些。当然这也是因为教育活动类别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各种教育实践教育改革、教育行动以及相关的教育现象等。不过依然可以看出，《世界历史》更注重的是教育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直接作用。

三、一些讨论

概括地说，《世界历史》40年共发文4 541篇，其中仅有0.79%，即36篇是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所占比例很小；论文作者学科背景主要是历史学；选题涉及的国别较多，但总的来说，主要关注英、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的教育问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问题关注度较低；三个历史阶段的教育问题均有涉及，但侧重于近代和现代，对古代教育问题关注较少。参考文献均量明显呈现出递增趋势，参考文献、史料类型丰富；研究主题较为广泛，更注重研究历史中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教育的国际文化交流功能；研究类型涉及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活动等，教育活动占一半以上。当然，仅就《世界历史》期刊的36篇教育史类论文并不足以分析概括出历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的偏好，这只是一次个案分析，为教育史学者提供一些粗略的对照。

如果说比较明显的特点，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在选题上，《世界历史》的办刊宗旨强调对人类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教育能够参与的最重大问题就是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力量之一，因而在年代上，偏重近现代，在国别上，偏重西方主要国家，在类型上，偏重教育实践改革活动。第二，在研究视野上，更关注比较宏观和中观的教育问题，比较重视教育外部史，即对历史境遇中教育与社会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的分析和梳理，且秉持唯物史观、进步史观，在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注重教育改革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教育在近现代化、现代性重大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在写作方法上，偏好大开大合，更偏爱纵贯式的历史叙事，表现在：论文基本都为一级标题写作，下级标题予以省略；将概念或理念层面的探讨贯穿于历史叙事中，即叙事先于概念，且史料丰富、专业，运用自如，体现了较好的历史写作技艺，读者阅读体验上更具连贯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文结尾“潇洒”而“干脆”，基本不必直接讨论“对我国教育的启示”②。

事实上，历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之最大区别在于，其着眼点多为历史，少为教育；或者说，历史学者关注的是历史中的教育问题，教育史学者则更多着眼于教育中的历史问题。这是研究者学科特性使然，历史学者从历史研究重视的议题出发，将教育视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而教育史学者从教育学知识体系入手，以教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来探索教育的历史。比较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关于“教科书”的研究，《试析法国近代两次教科书战争》一文即是典型的历史学者的视野③，更注重教科书的政治功能，注重其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包括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而教育学者的教科书史研究往往更重视（或者说还要关注）教科书这一重要教育媒介所发挥的知识文化的传承、更新和育人的价值。

作为国内历史学顶级刊物之一的《世界历史》，40年来仅刊36篇教育史研究的论文，年均不到1篇，这一数据本身就说明，对历史学研究而言，教育是一个非常小众和边缘的问题，不是历史研究的正统问题，《世界历史》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仅仅只是点到为止。而且在文本研读中，我们还发现，这些教育类的论文研究方法和视野较为单一，多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出现的一些进展和变化，这里并未明显体现④（《世界历史》其他领域的论文并非如此，而是整体体现出各种深层次、高水平的探索）。这又进一步说明教育学者才是教育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当然主体，教育史研究即便作为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只有教育史学术共同体才能推动其整体、全面、深层次地发展。

不过，应该看到，教育学科的应用性特征致使其教育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应用倾向。正如布鲁巴克在《教育问题史》中所言：“人们对教育史研究产生兴趣，也许主要是因为他们将教育史视同历史一样，认为它可以解释现在。当然，有些人对历史有爱好，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因为它就是历史。但是，对大多数学习教育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以这种立场来研究教育史的。这些学生如果对教育史产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教育史可以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提供线索。他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把教育史纯粹作为‘历史’来进行探讨和研究。”[6]正因为如此，教育史研究也难免会被学科视野所限，所以有必要反观历史学者的研究，增加一些“历史主义”视角。

①这里的教育史分期，依据吴式颖、李明德主编，张斌贤、单中惠副主编《外国教育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将教育发展历史分为古代教育史（东方文明古国—中世纪结束），近代教育史（文艺复兴—19世纪末）以及现代教育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末）三个阶段。

②武寅在《继往开来谱新篇——纪念《世界历史》创刊40周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一文中明确谈到，《世界历史》“经世致用”的价值发挥是靠将“基础研究做得越好，研究得越透彻、越深刻，研究对象的针对性及其与现实的可比性越强，其发挥的作用和现实意义也就越大”，而非“直接地出谋划策”。

③曾晓阳《试析法国近代两次教科书战争》（《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天主教会公然将公立初等学校的部分教科书列为禁书，由此引发全国性的两次“教科书战争”。这两场战争说明教科书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宣传功能，也暴露出法国天主教竭力恢复其在初等教育的垄断地位的企图，同时表明了法兰西政府坚持世俗化的决心。

④陈露茜、张斌贤、石佳丽在《近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8期）中谈到：“当下在外国教育史研究者眼中，历史书写的无意识时代早已终结，在进一步丰满外国教育史整体知识的同时，学者们急切地寻求基于不同学科路径的方法、理论、视野，从而增强研究的解释力。”孙益、陈露茜、张斌贤在《70年外国教育史学科进展》（《教育研究》，2019第9期）中总结到，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史学科的自觉反思，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更为丰富、微观），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由“知识型”转向“研究型”）。

[1] 顾宁.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J].世界历史,2004, 27(4):79-88.

[2] 牟伦海.战后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的形成作用及其局限性[J].世界历史,2016,39(1):118-130.

[3] 李工真.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J].世界历史,2004,27(3): 72-84.

[4] 邓云清.英格兰古典大学的改革与大学传统的扬弃[J].世界历史,2017,40(1):23-41.

[5] 陈露茜,钱晓菲,石佳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国学校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史研究,2019,42(3):31-40.

[6] 约翰·S·布鲁巴克.教育问题史[M].单中惠,王强,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ix(序).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y Historians: A Case Analysis Based on Educational Papers from the 40 Years of

CHEN Yao, LANG Shuang-ju, PENG Y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Taking 36 educational papers out of 4,541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from 1978 to 2018 as cases; an overall description is giv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uthor's background, historical period, country and references. The content from the research topics and fields is also analyzed.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historians tend to focus on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they focused more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education as a social sub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show som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vision, writing methods and th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 historical research; 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G40-03

A

1009-9115(2021)01-0149-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1.026

2020-09-17

2020-12-04

陈瑶（1973-），女，云南大理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